体育公共服务视野下的全运会

秦小平,高 嵩

(黄冈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体育公共服务视野下的全运会

秦小平,高 嵩

(黄冈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基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对全运会进行分析,提出取消全运会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以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心”为人民服务、“有力”为人民服务,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全运会;体育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

在第十一届全运会结束后,有些人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这届全运会是“和谐的运动会”、“全民参与的运动会”、“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这样的评价,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全运会里什么事物和谐了?有多少群众参加了?促进了哪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只关注开幕式或闭幕式的盛大场面,而忽视了其背后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和不和谐;不能只看到金牌的闪光,而无视被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体育利益被侵占的现象。随着体育的市场化和利益的多元化,赛制也需要改革。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要求体育事业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而不能成为某些人、某些部门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以高度的责任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历史决策,并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路,也为我国体育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答案[1]。首先,体育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即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公民的体育发展,必须明确:不是让体育事业的发展来带动每一个人的发展,而是要以每一个人的体育发展使整个体育事业得到发展,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体育发展的主体。其次,体育的发展要全面和协调。我国要成为体育强国,就必须让我国的体育,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一起取得全面的繁荣。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都是我国体育的组成部分,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厚此失彼。第三,体育的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即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了解体育、支持体育、投身体育,以此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而我国体育的现状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有着太多的冲突,现行的体育体制也不完全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体育事业的着力点也不在“以人为本”的广大公民身上。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不是在全运会闭幕式上表演一下广播操,也不是偶尔在大街上为一些人量一下脉搏那么简单。服务型的体育体制需要各级政府放下全运会的利益之争,摆脱锦标主义,来到普通公民中间,走到弱势群体中间,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体育服务。而由于全运会的存在,使各级政府“无心”、也“无力”实现体育为普通公民服务的功能。

1 对全运会的争议

全运会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建国之初,为了脱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增进人民的身体健康,毛主席曾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9年,为了迎接10周年大庆,继续推动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方面的作用,党中央决定在首都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运动会。可以看出,全运会举办之初的目的是对“全民体育”的一次总检阅,不是完全把它当做竞技体育。而随着1979年中国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恢复,全运会成为为奥运争光的练兵场,成为我国最高层次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由原先的“全民体育的检阅”演变成“为奥运争光计划服务”,全运会的宗旨已完全偏离了举办的初衷。

全运会从第一届到2009年的第十一届,规模越来越大,其各种矛盾和弊端也日渐突显。另外,举国体制越来越受到体育界内外人士的质疑,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核心,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争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对全运会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徐本力[2]、田春兰[3]等人认为,全运会推进了“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保证和协调了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的奥运会战略项目布局系统的形成与不断完善,推动了承办城市形象的建设,促进了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推进了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全运会形成的“奥运低谷、全运高峰”的反常现象、过于集中的组织形式,削弱了全运会的总体效益,而且还助长了许多不正之风。刘礼国、徐烨[4]等人认为,全运会参赛主体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比赛缺乏可比性,地方搞全运战略影响国家奥运战略的落实,优秀运动员及其比赛成绩归属存在纠纷,地方体育部门把全运会当作政绩工程,全运会占用大部分体育经费影响了全民健身战略,虚假比赛影响体育产业的开发,政府在全运会上唱独角戏。黄文敏[5]等人认为,现行的全运会体制功过并存、利弊共存,需要科学地加以认识。张崇民[6]等人认为,全运会要与市场接轨,全运会应大众化,提高市民的参与度、鼓励社会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参赛主体应多元化,调整比赛时间,与奥运会接轨;改革全运会奖励办法。

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重要标志,其历史功绩应该得到承认。在建国之初,作为“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运会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集中起来迅速发展国家的竞技体育事业,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奥运金牌”作为公共产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全国人民来“买单”是历史决定的,具有合理性。但这种历史性的选择不能成为改革的借口与挡箭牌。首先,取消全运会,让项目协会实体化,能促使其主动寻找市场、开拓市场,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思维及行为方式(美国是最典型的例证,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运动会,仅有选拔赛,其市场化的方式让奥运金牌更易让普通群众接受)。其次,取消全运会,使财政资金用于改善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需要,可以更好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可使更多的人了解体育,进而支持体育;再次,取消全运会,可以减少各级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失位、缺位与错位现象。2009年12月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有两只健身队因争场地而大打出手,这说明群众的体育需要日益上升,而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不足,政府在这一功能上存在失位现象。笔者认为,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的转型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依据以人为本,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体育应该为公共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取消全运会有利于体育为公共服务。

2 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看全运会

2.1 取消全运会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目标。人类社会的管理从农业社会的管制到工业社会的管理,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服务,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趋势。人类公共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模式”成为历史的必然[7]。建国以后,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把“服务”作为政府行政的宗旨,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中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放在核心的地位。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应该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中心,都应该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特别是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的需要。试看全运会的参与主体,包括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官员、政府官员和为竞技体育发展服务的科研人员等,他们属于利益“圈子”内的人士,当然也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而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只能充当看客、消费群体、服务人员等。由此来看,全运会只是属于政府的、竞技体育的全运会,普通群众只是处于全运会的边缘而已。并且,由于全运会仅在一省甚至是一城举办,更多的普通群众不但不能感受全运会的气氛,甚至连全运会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全运会花费巨额的财政资金,还没能达到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目的,这从很大一部分运动员代表本省市参加全运会后退役就可以证明,他们只是各省市取得佳绩、赚得政绩的工具,甚至是一些官员“升官”的重要砝码。曾有某省体育领导因在全运会表现不佳刚下飞机便被就地免职,也有人在全运会比赛之前因压力太大向总局领导递上辞呈,体育事业的功能被全运体制完全异化了。而对于举办城市来说,虽说是举办全运会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但改善环境无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而且所建场馆与体育公共服务便利性、公共性的要求也有差距。所以,全运会并没有起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和现阶段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悖。如果只是把全运会当做一个练兵的机会,大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多举行各种形式的单项比赛,让政府不再背负如此之大的包袱,让政府职能早日回到为人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道路上来,如此也将提升政府的公信力[8]。从国外情况来看,以美国为例,其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入主要靠民间,而政府的体育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体育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像我国这样规模巨大、耗资巨大的全运会,有的只是奥运会前夕的选拔赛,从而避免了各种问题的发生。

2.2 全运会的取消,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体育体制改革,其目标是促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要促使我国体育市场化、社会化,让体育事业成为人民的体育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竞技体育的体制改革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效果,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目前,竞技体育的发展仍然依靠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举国体制”。政府不计成本的投入使竞技体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普通公民对这种成绩的认识更加理性。郑也夫认为:“现在的运动会,不外几个意图,一是老百姓找乐子,二是国家找面子。现在的全运会根本没这方面的功能了,那就不该再办了。至于选拔体育人才,那是单项体育比赛的功能,在我看来,全运会根本没有再办下去的必要。”[9]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化”的思想使体育事业中的矛盾亦不能靠金牌来掩饰。体育体制的改革虽然早已起步,但在“为国争光”的国家利益庇护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随着社会结构分层的深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体育体制必将真正走上改革的道路。

全运会是我国目前竞技体育体制中的一环,有人说,取消了全运会,就等于取消了举国体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位置上。因为取消了全运会,使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失去了发展竞技体育的动力,和借发展竞技体育以获得经济利益和政绩的机会。但取消全运会,同时可以使各级政府减少对竞技体育的直接投入,促使体育真正走向市场,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能避免投入大于产出的风险,也避免政府投入,若没有产出却没有人负责的情况,能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并有效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而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三级训练体制亦可保留。由此可见,取消全运会,是进行体育体制改革,让体育走向市场、让体育事业真正服务人民的第一步。笔者认为,全运会取消以后,可以明确中央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中央一级政府代表国家,主要管理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计划为主,各项目实行协会制管理,投入主要以市场为主,中央财政可以提供必要的事业性经费做保障。地方政府代表人民利益,主要管理大众体育,以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为主,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在现阶段,还可以积极吸纳社会体育资源。同时中央财政在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上,应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3 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心”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

中国人在交往中讲究“有心”在对方“身”上,这种现象不光出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出现在组织或政府与人、组织与组织、政府与政府之间。中国人的这种“有心”在对方“身”上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通过人情达到控制或者依靠对方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通过这种与民众“交心”的做法,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人、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确立、各项体育政策的制定上,可以说都是基于“心”在民“身”上。在建国之初,为了迅速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使国人在世界舞台上能扬眉吐气,制订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策略,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此时,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像工间操这种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等都曾被外国民众羡慕和惊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登上金牌榜的第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然而,群众体育的发展却没有跟上竞技体育发展的步伐,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成为各体育行政部门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人民需要的群众体育在他们眼中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使其为人民服务的“心”没有了动力。要想行动,首先得有动机。各级体育部门为了在全运会上获得政治资本,便“无心”顾及没有纳入考核体系中的体育公共服务。这说明,体育事业决策者们需要转变政绩观,将更多的“心”放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4 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有力”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

现阶段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主要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拨款。由于金牌战略的存在,使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大部分用于竞技体育,并且不计成本,从而导致即使地方政府想为人民服务、想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因为缺乏财政支持。而价值性和政治口号式的利益,替代了现实的、具体的利益,人们逐渐习惯甚或满足于教条化的政治利益。笔者认为,作为中央一级政府,其站在国家高度考虑体育战略,可以以奥运金牌为导向。而作为地方政府,却应该以本地区居民的体育需要为导向,以服务本地区居民为宗旨,以体育公共服务为主。我国可以实行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层管理的体制模式。

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地方服务于中央、全国一盘棋、高度集权等行政文化,使各级政府的目标高度统一。各级财政也不得不把资金的绝大部分投入到竞技体育中,这既不符合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群众利益是最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在全运会得到更多的金牌,为了自己的政绩,必然重视对本地区竞技体育的投入,并且在项目设置上采取大而全方式,不考虑比较优势以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形成了项目结构趋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局面,有研究指出,我国许多省市尤其是西部一些地区,多年来在竞技体育的投入上效益较低,为国家奥运战略的贡献十分有限[10]。试想,各地方政府如果不为全运战略,而是每年把资金投入到群众需要的体育设施的建设上,投入到体育公共服务上,那么如今的城市和农村的体育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取消全运会,改变地方政府的体育政绩观,体育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

2.5 取消全运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是以所有的人为本。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体育事业的发展应该以所有人的发展为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多种体育利益主体开始形成。体育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体育利益逐渐分化。但无论利益如何分化,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体育的发展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举国体制的形成,全运会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有其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实现体育利益从国家政治利益到人民利益的回归,是历史的选择。但由于全运会的存在,使得各级政府的行政目标不得不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公共利益与政绩观的冲突使各级官员不得不考虑自身的乌纱帽,不得不维护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圈子”的利益。再加上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权利冲突,自身行政伦理主体性的欠缺,以及缺乏对其行政裁量权的监督,使得他们很难把体育公共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体育利益纳入他们的政策体系之中。所以,要让各级政府能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让政府“有心”、“有力”为人民服务,取消全运会,让金牌的实现路径多元化,已刻不容缓。当然,在取消全运会以后,部分项目的市场化路程可能比较艰辛,但这段艰辛的路程是非走不可的。另外,对于体制的改革,政府不能因为“体制迷恋”或者“惰性”等原因放缓改革的速度,以致不能满足或侵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结语

加速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今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我国所有事业的发展都应该在这一目标模式下进行定位,这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同样应定位在服务上,为群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为竞技体育提供发展环境服务等。目前,全运会是一切矛盾的聚焦点。我们要统一认识,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取消全运会,促进各项目实体化,多举行各种单项的全国比赛或者选拔赛,也可以避免各种腐败的发生。另外,要把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指标纳入政府体育事业的考核体系中,并逐渐加大其权重。把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到体育公共服务的考核体系当中,一方面能使政府体育职能得到转换,另一方面也能使每一位公民都公平地享受到体育福利。取消全运会是促进我国体育和谐发展的第一步,使各级政府既“有心”、又“有力”地为大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这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杨文轩.体育学科体系重新构建刍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9(4):277-280.

[2] 徐本力.我国全运会体制的利弊及走向的探析[J].体育学刊,2001(1):5-8.

[3] 田春兰.新世纪对我国举办全运会的理性思考[J].山东体育科技,2008,30(3):6-7.

[4] 刘礼国,徐烨.全运会赛制改革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 2008(4):10-13.

[5] 黄文敏.关于我国全运会体制的科学反思[J].体育科学研究,2006,10(4):10-12.

[6] 张崇民.新世纪对我国举办全运会的理性思考[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16(9):116-118.

[7] 杨晓晨,叶加宝,李宗浩,等.服务型政府构建与竞技体育管理[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1):12-15.

[8] 秦小平,李明.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分析及评价指标构建[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0,24(5):15-18.

[9] 殷勤.竞技体育管理[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19.

[10] 董新光.举国体制下的国内训练与竞赛活动的经济效益分析——关于奥运争光事业中“两个1/3现象”的讨论[C]//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战略抉择2001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文集,2001:268-281.

National Games from Perspective of Public Sport Service

Q IN Xiao-ping,GAO Song

(Sport Colleg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Huanggang 438000,China)

National Games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of public sport service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 t focusing on“peop leoriented”development by adop ting app roache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Advice was to transfo rm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build a service-o riented government,aiming to comp ly w ith demands of the refo rm of spo rt system,enabling the sport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serve people“w ith a sincere heart”and“w ith total power”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National Games;public spo rt service;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G80-051

A

1008-3596(2011)02-0014-04

2010-11-10

秦小平 (1979-),男,湖北宜昌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