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背景

2011-08-15 00:43路绪锋
关键词:异化理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路绪锋

(1.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重庆400038;2.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背景

路绪锋1,2

(1.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重庆400038;2.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少学者往往把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等同于其异化理论的全部,从而忽略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演进过程。与异化理论相对应,马克思的哲学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从黑格尔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从人本主义转向实践唯物主义,以哲学观变革为背景能够使人们更加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异化理论;内在逻辑;哲学革命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现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作为马克思理论重要一环的异化理论也同样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同时,这一内在逻辑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紧密相关。曾有一段时期,由于受到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仅仅囿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这不仅掩蔽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演进过程,而且这种人本主义的解读思路,存在着将马克思哲学中的价值维度和历史维度分离的危险倾向。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这种弊病,并围绕恢复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本来面目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对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进路,把握其发展逻辑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关系。这就要求人们将其置于马克思哲学观发展的宏大背景中:从黑格尔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人本主义转向实践唯物主义。①

一、从黑格尔主义转向人本主义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背景非常复杂,这包括以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诸多内容。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还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在黑格尔被当做落水狗喊打的背景下,马克思依然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可见他的思想受其影响之深,但是马克思从开始就试图扬弃黑格尔的哲学,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就经历了从黑格尔主义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转变,那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呢?

(一)黑格尔:作为“外化”的异化

为了彻底解决主客二分这一近代哲学难题,黑格尔诉诸绝对精神并将其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对主客二分的消解。“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1],绝对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运动,即通过自我异化达到自我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与外化、对象化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区分。由于这些被异化(外化)出去的东西只是绝对精神的不完满表现,所以绝对精神要扬弃它们的外在性,从而最终克服主客体的对立,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过程中重新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异化(外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把绝对精神异化为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是异化仅是对绝对精神的暂离,只有对异化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才是对绝对精神的真正复归。这里黑格尔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历史原则的引入——在绝对精神的历史发展中把握世界的统一。虽然他也引入了劳动概念,“这是对斯密价值论的哲学解读,黑格尔将经济学研究中的‘劳动’提升到哲学历史观的视角……是非常深刻的”[2],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理论的最大症结——“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劳作,一切现实的物化劳动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而且作为世界大全的绝对完满的绝对精神为什么要把自己异化,又为何要通过扬弃异化而完成复归呢?很显然,由于黑格尔是从绝对精神而不是实践和现实生活来说明问题,所以他只能在作为纯粹意识的绝对精神内部解决这一难题,这非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使他的理论面临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难题。

早期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成员,但是他一开始就试图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做出某种改造和超越,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试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哲学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但是由于知识背景、理论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局限,这个最初的尝试依旧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对希腊哲学中自我意识的解析,特别是通过对比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哲学上的“自我意识”观点。正是站在黑格尔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并表达了对“自我意识”能动原则的推崇。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原子的概念所包含的一个因素便是纯粹的形式,即对一切相对性的否定,对与另一定在的任何关系的否定。”“伊壁鸠鲁把这两个环节客观化了”[3]212。而德谟克利特“只是坚持了物质的一面,并提出了一些经验所需要的假设”[3]223,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最先认识到了排斥的本质,高扬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在论文最后,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实践亦即现实化的问题,他把实践看作是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某种对立基础上的调和,世界历史被看作是哲学用来充实完美自己的现实材料,是哲学因内在的矛盾性、单调性而迫不得已的让步。这里的“实践”,其本质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异化。接着他还讲到“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还是理论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的同时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这些错误。”[3]258哲学实现自身的方式重复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构建世界的方式,无论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如何,本质上两者都是绝对精神。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异化概念是建基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之上的,异化担负的使命依然是将理论异化为历史的现实感性,然后完成扬弃和复归,只不过马克思是借助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来完成表达的。虽然马克思的探索和尝试依然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笼罩之下,但他对实践及哲学现实化的关注也为他摆脱黑格尔主义开启了方向。

(二)从黑格尔主义转向人本主义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1843年至1844年,更确切地说,就是从《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到《德法年鉴》出版这个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马克思的思想从总体上看是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的。……马克思才放开纯理论问题,转到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4]。也就是在此期间,马克思开始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关注现实生活问题,特别是贫困问题和阶级分化问题,由此他关注异化问题的内在驱动也日益强大和迫切起来。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同时受到了费尔巴哈、赫斯等人的影响,这促使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同时也开启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作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5],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根本没有达到他所宣称的存在与思维的同一,充其量只是达到了思维在思维领域与自身的同一。所以费尔巴哈从人的“类意识”出发,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神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学,从而完成了对上帝的人化复归。

对于费尔巴哈把上帝看作是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是给予肯定的。在1843年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这样说道:“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1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萌芽,作为真理彼岸世界的宗教被消解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2于是,马克思就从费尔巴哈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而马克思选择的对象是德国现状,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写道:“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6]16很显然,这是在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下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不可否认这依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虽然当时马克思在哲学基础上还没有超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异化问题上他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不仅把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转向对政治异化的批判,而且把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异化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另外一位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赫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的同事。赫斯较早地完成了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他1837年完成的《人类的圣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及其起源问题的探讨,以及接下来的《论货币的本质》中对人的生活的类特性的强调及货币对异化的中介,“货币是彼此异化的人、外化的人的产物”,而且在这种异化的世界中,如果“没有这种非人的交往手段,人就根本不能进行交往。但是,人一旦联合起来,一旦在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直接的交往,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手段就必然要被废除”,赫斯将费尔巴哈的类特性与社会主义观念结合起来,认为要消灭这种异化、奴役和人与人斗争的状态就必须废除私有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并用爱的宗教取代利己主义,实现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可以说,马克思接下来转向对异化问题探讨的经济学转向,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赫斯的影响。②此外,赫斯的“自由共同体”的观念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提出也不无影响。

正是在与赫斯等的交流和其影响下,马克思引入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视角,从而使他的异化理论开始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劳动所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和阐述,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其内容包含着四个方面:第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第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第四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既然夺去了人的生产的对象,也就夺去了人所固有的真正的人的生活;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对立。

可见,这种异化劳动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相反,是对人的本质的束缚和奴役,所以要想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就需要扬弃这种异化,而扬弃的途径是什么呢?在分析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之后,马克思进而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120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其早期异化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也由此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研究视域,把异化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马克思从“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人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出发,把历史运动描述成人的现实生活的异化与复归过程,从而把异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建立在现实的经济生产活动之上,无疑这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异化理论的抽象性的一种克服;通过揭示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踏上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探索之路,为后来揭示市民社会的真正秘密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开启了方向。但是,由于还是停留在思辨哲学或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内,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而不是直接现实的个人;对异化的态度更多地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而尚未完全把握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真正意义,“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7]93,所以,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尚未完全超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二、从人本主义转向实践唯物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论证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从预设私有制出发,说明异化何以可能,又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异化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就预设了其理论前提——理想的人的类本质的存在,并以此为标准来否定现实社会中的非人劳动,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但人们会由此发问:为什么私有财产既是异化的结果又是异化的表现形式?显然,这在以抽象的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异化理论亟须找到一个真正而坚实的现实基础。

这一工作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逐步完成的。众所周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对自身理论中费尔巴哈残余的一次清算,也是其新世界观诞生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提出了对人的本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实现了活动主体从“类存在物”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这一理解为批判人本主义的异化观和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异化观奠定了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分工、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批判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在新哲学的基础上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异化的起源问题和异化的真正克服。

(一)现实的个人与实践唯物主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54他还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9。可见,马克思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反对以往的旧哲学,那就是使理论哲学服从于实践哲学,把改变现存世界看作哲学的根本任务,这是因为“理论的解决固然有其意义,但仅靠理论是不能解决作为理论问题之根源的生活问题的。”[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75那么,作为现实主体的个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活动包括哪些方面呢?马克思认为应该包括生产实践、理论活动、伦理政治活动的整个人类生活,但首先应该是生产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因而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即人改造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他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0]92。所以,从这种客观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作为个人的联合的社会结构,也便是客观的、受限定的,而非任意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与一切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这种从一定个人的生产中产生的社会结构由于其客观必然性又反过来规定着个人的活动、限定着个人活动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的活动创造着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作为人们活动的必然形式因而就表现着人的本质、规定着人的本质,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6。

这样,从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现实个人出发,马克思就克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仍有费尔巴哈影响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缺陷,而进入到了对主客体关系完全现实的把握。每个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被建立在现实的生产与生活的基础之上,同时这种交往关系也被引入对人类改造自然的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之中,即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对主客体关系的规定起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此把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即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和人类改造社会的活动理解为一个互为中介的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是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由此,马克思就实现了对于人类历史过程的完全具体的、现实的把握,达到了对唯物主义的最深刻的规定。

(二)分工对异化的中介作用

正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识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异化的产生和分工、个人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伴随的。他指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11]109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人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改造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亦即生产力状况的每一次进步,都标志着人类确证自身能力的一种进展,同时也是主客体统一关系的发展,是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更深刻把握。按照这一逻辑,生产力越发展,人类就应该愈益把握自由,主客体的对立也应逐渐消除,但实际的人类历史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呢?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分工的出现。

分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发展的早期,由于单个人难以生存,往往是联合成为群体进行生产和生活,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这一时期的分工同生产力一样也极不发达。随着技能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生产力也不断进步,随之而来的分工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了。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及生产活动的专门化。但人的需要却始终是多元而全面的,因而分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带来剩余产品的出现。剩余产品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分工的发展则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分工必然导致少数人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即导致私有制的出现,由此人类社会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84而私有制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共同体分裂为阶级关系,经济领域的阶级对立进而导致国家的产生。这样一来,人作为活动的主体与其活动成果的异化关系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在分工的条件下只成了少数私有者的力量的确证,而与大多数参与生产的劳动者是对立的,是一种反对和压迫大多数个人的异己的力量。

那么这种异化是否就一无是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会变得飘渺虚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1]520

(三)异化的克服

马克思认为,在分工还是自然形成而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永远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分工所形成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这些人看来也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反过来制约他们的力量。这一揭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拜物教及其衍生物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在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2]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消除异化?

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10]86。其一,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要同现存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且这两个方面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极大的发展,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只有伴随这种极大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得以建立,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者个人能力的发展,但在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条件下,又必须有所分工,只有使不同的人在特定的领域发展特殊的能力,才能够在总体上使得生产力获得发展。当人把自身直接承担的活动逐步地交由人工装置即机器去从事时,生产力的发展所要求的就不仅不是个人屈从于分工的抽象发展,而是消灭分工的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时,分工及其产物私有制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了社会进步的桎梏和必须被消灭的东西。

在大多数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后,亦即完成对“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扬弃之后,成为社会新基础的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因此进入“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这样,以往的异化劳动现在就变成了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通过这种联合,那种由于主体间交往关系的介入而造成的附加对立就被克服了。

虽然这种附加的对立得以扬弃,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0]130,但是私有制的终结并非一切对立的消除,因为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的情况下,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未必能得到终极解决。因为作为客体的自然总是先在的,而决非作为主体的人所设定的,因而这种矛盾就不可能在终极的意义上被扬弃。但在由分工所造成的附加的对立被扬弃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控制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消除了其异己性,使之变成了联合起来的个人力量的直接确证,这样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真正开始了。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问题,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是造成人的畸形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异化问题从未走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异化的根源及其扬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指引、明确了方向。

[1]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

[2]张一兵,仰海峰.马克思异化劳动范式的湮灭轨迹[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4):1-7.

[3]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郁建兴.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黑格尔主义起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1(5):6.

[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447.

[6]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王南湜.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J].江海学刊,1999(5):74-80.

[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俞吾金.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哲学研究,2009(12):3-9.

注释:

①本文用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来代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尚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没有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词来概括自己的哲学,因此,这部分学者更倾向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种将之称为实践哲学。

②参见陈东英《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发展阶段》(《哲学动态》2010年第5期)。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如麦克莱伦等认为,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之前的著作《行动哲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经济异化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承认受到《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赫斯的几篇论文的影响;反对者如德国的门克认为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是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影响下实现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的。(参见胡文建《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国际共运史研究》(7),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笔者认为,不管谁最先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但是两人的亲密关系以及中间的书信及其他交流活动充分证明,存在着两者的相互影响。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Internal Log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Taking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s Background

LU Xufeng1,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8,China;2.College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rx's philosophy,but some scholars take Marx's early alienation theory as the whole,thus neglect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heory.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the two turns of Marx's alienation theory:from Hegelianism to Feuerbach's Humanism and from Humanism to Practical Materialism,so as to grasp the profound revelation of the origin,sublation of alienation and the internal logic accurately.

Marx;alienation theory;internal logic;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81

A

1673-5595(2011)06-0075-06

2011-05-04

路绪锋(1985-),男,河南周口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助教,南开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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