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平科学哲学思想述评

刘刚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河南 洛阳471003)

斯捷平科学哲学思想述评

刘刚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河南 洛阳471003)

斯捷平的科学哲学思想内涵丰富。他以科学发展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类型的变化为基础,提出了科学发展中的三阶段:经典科学、非经典科学、后非经典科学;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科学合理性:经典科学合理性、非经典科学合理性、后非经典科学合理性。斯捷平还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概括了从意识形态中一步步脱离出来,到逐渐关注科学思维,直至应用到各种不同科学的特殊对象领域的科学认识的理想与规范的三个阶段。同时,斯捷平也认为,哲学是科学的重要基础。

斯捷平;科学认识;科学合理性;科学哲学

维亚切斯拉夫。谢苗诺维奇。斯捷平(Вячеслав。Семенович。Степин)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其代表作有《哲学人类学与科学哲学》(1992年)、《技术基因型文明文化中的科学世界图景》(1994年)、《变革时代与未来图景》(1996年)、《理论知识》(1999年)等。斯捷平对科学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科学的进化、科学合理性等的探究都渗透在这众多的著作中。

一、由经典科学到后非经典科学——从主客体关系看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理论的不断更替,即旧理论被新理论不断地推翻并取而代之的过程;而库恩则指出,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是非常科学或科学革命。与此不同,斯捷平是从科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发展的。斯捷平认为,任何科学活动都离不开主客体的关系,所以在考虑科学发展问题的时候应该以主客体关系类型的变化为基础,“在17世纪开始的科学历史发展中产生了科学进化的三阶段:经典科学、非经典科学、后非经典科学”[1]。

斯捷平指出,从17世纪开始,科学发展进入了经典科学阶段。在经典科学中,科学活动过程中的认识客体完全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完成了前科学向经典科学的转变,也为经典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化、系统化提供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典范的形式。在牛顿的力学体系中,不论是宇观星体还是微观粒子,认识主体只要能确切知道其运动的初始条件和运动中的受力状况,就可以精确预测其在任何时刻的状态。因而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所产生的影响基本观测不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发展开始进入了非经典科学阶段。从经典科学到非经典科学的转折点是微观世界的物理学——量子力学革命。斯捷平认为,非经典科学反映了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科学活动中的主体不可能直接把握微观客体,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认识手段(或者认识工具)。众所周知,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而在量子力学领域,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却表明,主体已不能抛开观测过程而去谈论粒子的行为属性了,想要同时获得对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精确描述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微观客体受到了宏观测量工具的干扰,在测定客体的一种行为属性时,观测仪器必然掩盖我们对另外一种行为属性的认识。这说明在非经典科学中,与主体打交道的并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是这一客体在观测仪器中的呈现。因而,量子力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思维的重大改变,从此,科学中正式承认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

按照斯捷平的观点,科学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后非经典科学阶段。如果说在经典科学与非经典科学阶段里,作为科学活动的客体是被分割性地、片段性地研究的话,那么在后非经典科学阶段里,对客体系统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斯捷平指出:“后非经典科学反映了对把人也包括在内的大系统 (例如生态系统)的认识的特殊性,并且在这样的系统中,不仅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不可消除,而且人的利益也即客体本身的人的尺度也不可消除。”[2]20世纪中叶以后,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新兴科学以其交叉性、综合性、辐射性的特征,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科学的各个分支通过在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世界更为丰富与复杂的本质属性。系统科学的成就与进展,符合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已经从科学领域扩散到思想领域,为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起到了重新建构与定向的作用。

这里,斯捷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科学发展的视角,突出了认识主体在科学进化历程中的重要性,但若以此来预判科学在后非经典科学阶段之后的发展趋势,则容易陷入经验主义。

二、由经典科学合理性到后非经典科学合理性——从主客体关系看科学合理性

与正统预设主义和非正统预设主义不同,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斯捷平立足于科学发展中主客体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提出了科学的合理性就是对科学活动在不同层面上的反思、批判的观点。斯捷平指出,科学合理性潜存于科学活动之中,科学活动的某一理论或者行为如果是合理的,那么它必定是以某种客观的、规范性的方法论规则为基础的。由于科学活动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具体表现是随着主客体关系类型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所以科学合理性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应科学进化的各个进化阶段产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合理性:经典科学合理性、非经典科学合理性、后非经典科学合理性。”[3]

斯捷平指出,在经典科学中,科学活动的理想与规范只是局限于对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的解释与描述。斯捷平认为,在经典科学阶段的科学活动中,认识客体可以完全不依赖于认识主体,并且在对客体的理论解释和描述中,有关认识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科学活动的手段(或者工具)的特点,以及科学活动的手段(或者工具)与客体之间的联系等因素都被排除在认识过程之外,而且这种排除被看作是获得有关世界的客观-真理认识的必需条件。

在非经典科学中,科学活动的理想与规范不仅要有对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的解释与描述,而且还要有对客体进行研究的工具(或者手段)的说明,以及对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说明。斯捷平指出,非经典科学合理性考虑了科学认识的手段(或者工具)的特性,以及有关客体与科学认识手段(或者工具)的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的解释和说明被当作是获得有关世界的客观-真理性的解释与描述的条件来研究。但是,像经典科学一样,科学内部的价值与目标和科学外部的社会的价值与目标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成为非经典科学理性反思的对象,尽管这些联系决定了我们以某种方法来思考已经获得的有关世界的各种知识。

斯捷平认为,在后非经典科学阶段,科学活动的结果不仅仅由认识对象本身即客体的特性、结构决定,还由科学活动的手段(或者工具)的特性所决定,因为在这一阶段里,认识主体已经不再是处于所认识的世界之外的旁观者了,而是变成了身处其中的参与者,科学活动本身已经包含了人的价值。因而,在后非经典科学阶段,对有关世界的客观-真理知识的解释与描述也就有了对科学内部价值与科学外部价值 (即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的解释与说明的必要了。因此,在斯捷平看来,后非经典科学合理性扩大了对科学活动反省的范围,其不仅考虑了客体以及认识客体的手段(或者工具)的特性、客体与对其进行认识的手段(或者工具)之间的联系,还考虑了主体的价值因素,以及科学内部的价值与目标与科学外部的(即社会的)价值与目标之间的联系的因素。

斯捷平这种对科学合理性的分析,既考虑了科学发展的进程,又关照了科学研究的两个本体,一方面避免了走向绝对主义,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科学合理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科学哲学思想中的工具主义特性。

三、科学认识的理想与规范的三个阶段

按照斯捷平的观点,“科学认识的理想和规范服务于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既调节认识活动本身也调节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产生于科学界的人的关系,它们有历史性,但同时保留着某些不变的特点。”[1]这就产生了科学认识的理想与规范的结构问题。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这是知识的解释、描述、证明和组织的问题。

斯捷平认为,科学认识的理想与规范有三个阶段或水平。在第一个水平上,人们把科学与日常意识、神话、宗教、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这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赫和其他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声称物质世界是感觉的综合。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以对科学和形而上学加以区分;波普尔为了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而提出证伪原则;库恩提出了关于科学的范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常规科学是在科学界接受的范式所包含的规则的基础上生产知识的,而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就是科学的革命。根据这一原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性得到了承认。在第二个水平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科学思维的风格。中世纪的科学不是诉诸经验,而是诉诸权威。近代科学开始于人们发现实验是知识的源泉和它的真理性的标准。18、19世纪,部分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所依据的是拉普拉斯决定论和机械还原论。后来,概率性思维在科学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现在,科学思维的理想和规范日益服从于系统方法,服从于关于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和其他思想 (普利高津的思想)。第三个水平的特点是普遍的价值、规范和理想被运用于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信息论、生态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各种不同科学的特殊的对象领域。很明显,认识活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科学的对象决定的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而这种情况应当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得以体现。

斯捷平将科学认识从普通意识形态上升到普世价值,这对于他构筑自己的科学世界图景,并以此来解决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科学的哲学基础

在斯捷平看来,科学知识向文化的融入必须具备相应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是通过一系列以科学的本体论公设和科学的理想和规范为基础的哲学原理和哲学思想的形式而存在的。一般情况下,在一些新的概念的形成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使用一些哲学思想和哲学原理,但当那些概念成熟以后又会获得另外的哲学解释,并且只有当这些概念获得了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后才会被融入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当中。

斯捷平认为,“科学的哲学基础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启发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是确保科学知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3]在斯捷平看来,哲学知识不仅被用来论证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直接参与科学探索,充当科学探索的目的或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原则。因而,某一具体科学用以解决其问题的哲学思想和原理,构成该科学的哲学基础。哲学在对文化基础进行反思和对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包括科学领域)进行分析时往往能够提炼出相应历史时代的科学探索所需要的思想和原则。哲学本身的启发和预言功能的充分发挥是科学的哲学基础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基础科学在认识客体时,经常提出有关世界的新观念,而这些观念往往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变成社会公众实践把握的对象。这些新客体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的世界图景带来变化,并且要求对植根于文化当中的世界观取向作出某些修正。人们为了将这些新的知识纳入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当中,必须使它们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传统协调一致。在斯捷平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哲学对被纳入世界图景的新的科学观念加以论证。这个过程就是把能够改变的世界观且具有共相意义的科学思想纳入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之中,以此来修正人们已有的世界观体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捷平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世界图景理论。如果说建立在主客体关系类型变化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进程的划分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大进步的话,那么斯捷平将这一成就进一步延伸,不断建构起一个科学世界图景,以此来解答人们关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各种困惑就更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次腾飞。

[1]ВССтепин.Сменатиповнаучной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EB/OL].http://www.20%.philosophy.ru/iphras/ stepin3.html#stepin.

[2]弗拉基斯拉夫.让诺维奇.凯列.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3]ВССтепин.Основаниянаукииих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размерность[EB/OL].http://www.20%.philosophy.ru/iphras/ruspaper/STIOPIN1.htm.

B512

A

1008-6382(2011)06-0030-03

10.3969/j.issn.1008-6382.2011.06.008

2011-09-24

刘刚(1980-),男,内蒙古临河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玫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