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由匡超人的悲剧谈对封建科举制的再认识

龚龙海

学习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匡超人》，同学们对主人公匡超人的沦落变质，对他绝情负义、冷酷自私、寡廉鲜耻的人品行径感到厌恶作呕。在探讨主人公人生之悲剧根源时，同学们都归结到科举制度的罪恶上来，可是，要大家具体说出科举制的哪一点或哪几条是人物悲剧的罪证时，不仅学生，就连我也茫然了。这促使我去静静地思索其中的答案。

提到科举的危害，人们就自然想到《范进中举》、《孔乙己》这两篇经典。是啊，由于大方之家们已经给这类的文章定下了基调：批判和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于是论者如此说，云遮雾罩；教者如是教，抽象笼统；读者也就把阅读和对人物的认识局限在做成的框框里，人云亦云。谁都没法说得明白，也就不能透过科举给这些人物造成的悲剧去思考背后的“推手”或“魔影”究竟是谁的问题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更大的悲剧。这一悲剧已经演绎了几十年几代人了，应该如同已经废除的科举制度一样，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把持国家统治地位的“门阀制度”，使无任何出身背景的“寒族”子弟们凭自己的努力跻身社会的“白领”“蓝领”或者“金领”阶层，实现了社会人才的合理流动，这无疑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才方法，它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对知识的普及、促进民间读书风气形成、推进竞争机制的形成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如此，才得到诸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效仿，就连欧洲的英法等国也吸纳了其中的优点，并逐渐形成了欧洲各国的文官制度。所以有人称科举制度是第五大发明。

但是，如同一切制度都有其缺陷一样，科举制随时间的流逝也逐渐出现了许多流弊。如内容单一，形式死板；为达到“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标，许多读书人皓首穷经，不闻时事，空虚麻木，成为科举的奴隶或牺牲品；更甚者，为达目的，不惜以种种作弊手段换得金榜题名等等。可是，如果因此将这延续了千年的制度罪恶化，或者把它说成天下读书人一切悲剧的根源，似乎失之肤浅和偏颇。

试问：生活的穷困潦倒使得孔乙己很寒酸，那为什么一个读书人竟潦倒至如此地步？既然科举让人致贫受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拼命走读书取士的道路？周进为何头撞号板、满地打滚、口吐鲜血？范进何以中举后喜极而疯？道理很简单，他们悲剧的背后是科举所带来的巨大回报。中举前后贫富尊卑两重天啊！就是因为中举给人们带来的无形和有形的财富，才使得人们认为赌博值得而倾其所有地进行智力投资，以换得日后的飞黄腾达，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一旦踏进那道门槛，就意味着做起了老爷，接着财源广进，三妻四妾、高堂华屋，还有前呼后拥、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在商品经济几乎是沙漠一般的封建时代，读书就是发家致富、振兴家族、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舍此无他。难道这样做就是罪过？如果照这样理解，那么不去读书，守着二亩薄地，老婆炕头，代代受穷便什么罪过也没有了。我想，就连阿Q也不愿自己总是寄居土谷祠赊酒度日，都想着“革命”后要去搬来赵家的东西，奴役比自己弱小的小D，要挑拣他所熟悉的女人呢，可阿Q大字不识一筐，恐怕连科举为何物都不知呢，哪来的这些混账的想法的呢？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其实书香门第何尝不是如此！“一人飞升，仙及鸡犬”是封建时代的常态，官与民便是天与地。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怎能让群众的眼睛一片漆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怎能让读书人去安贫乐道？只要读一读《官场现形记》，只要稍懂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做官意味着什么。难以否认，封建时代的“官本位”思想，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它左右着天下读书人的人生航船，引领着他们的前进方向。因为封建时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生价值，都是以“官”为坐标的；封建官场的贪污索贿、巧取豪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情形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毒化了社会风气，它的标本作用远远超过了“之乎者也”一类的圣贤遗训。在这追名逐利的河流上，读书人犹如一片树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论他们适不适合科举。孔乙己、范进周围的人们为什么会那副嘴脸？范进中举后周围人又为何那般德性？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生活逻辑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体现，就是“官场文化”为背景的社会气候的形象再现。这恰恰说明读书人的悲剧其实是社会的悲剧。

再说匡超人，他先前也读书，也纯朴憨厚，孝顺父母，敬事兄嫂，和睦邻里；倒是后来，他并非正儿巴经地读书科举，而是因得李知县的赏识提拔做了官，其后才有了他瞒过遣妻、瞒婚再娶、葬妻修名、背弃故旧、自我标榜等等的卑劣表演。是哪家的经书让他背弃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又是什么让他抛弃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的信条？不是科举本身，而是利益！现实利益让匡超人参与“拐带人口”；利益让匡超人作“枪手代考”；利益让匡超人攀附李大人而做了他的外甥女婿；还是利益，匡超人才无耻地撇清与潘三的关系……匡超人所作所为，绝非受益于用于科举的圣贤教诲，而是在与马二、景兰江、潘三等人的交往中受熏染受指点的结果，是易霉变的“内核”在恰当的“气候”的培育下开出的一朵恶之花。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一千多年间，为各朝各代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不说别的，唐宋时期的众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不都通过科举致仕的吗？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唐宋八大家”们……为什么同是科举，罪恶怎么就没落在他们头上呢？相反，这些人，每每在官场黑暗、仕途不畅之时或洁身自好地隐退，或不避忌讳地针砭，保持了自身的清白，维护了读书人的尊严。这，是科举的功呢，还是科举的过呢？

中央集权制产生的官本位体制培育了科举制这朵恶之花，黑暗的官场、腐败的政治才是范进、匡超人之类的读书人人生悲剧的真正元凶，所谓科举制度的罪恶的说法，不过是我们有些人不愿触及“官场黑暗”的根蒂，舍本求末，转移了矛盾的焦点，淡化了问题的实质，绕开了症结的根源，此非研究问题的不严谨、不细致，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