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择主观念的颠覆——试论魏征的忠诚

朱道昶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荀子·臣道》中对于“忠”的定义是这样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其意思也就是说：“尽己之心，以利于君”，韩非子首倡君权的至高无上，将“忠”视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认为“忠臣不危其君”，“人主不肖，臣不敢侵”，这也就在客观上为君权绝对至高无上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之后的儒家对韩非的“忠臣”观念进行了一番改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仆不侍二主”，这成为封建专制之下君主与臣子关系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成为在封建时代评鉴一个臣子德行的重要尺度。历史上有很多臣子因为这个问题而受后人非议，如唐代的王维，元代的赵孟頫等，虽然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话柄，成为一生不可抹去的阴影。但是魏征却不一样，虽然他侍奉五主，但是后世却没有因为这诟病于他，反而对其推崇备至，其原因为何，值得我们深思。

一、四易其主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以徵典书檄。密得宝藏书，辄称善，既闻徵所为，促召之。徵进十策说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不谢去。……会窦建德陷黎阳，获徵，伪拜起居舍人。建德败，与裴矩走入关，隐太子引为洗马。……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 ”［1］这是《新唐书·魏征传》中对他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征一共事过五位主人，其中除去那个元宝藏不算，因为他本身就是起兵响应李密的，所以可以说是李密的部下。第一次，侍奉李密，我们可以看到李密很欣赏他的文才，予以重视，但是魏征在李密之下并不受重用，“徵进十策说密，不能用”，与王世充的斗争中又不能听取他的意见，导致覆败，李密也不得不去投唐，这是魏征第一次易主：第二次，魏征主动请缨，去帮助李渊平定山东，并用一纸书信招降了李绩这样一个干将，在当时为大唐占取战略优势，并进而统一天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很不幸，“会窦建德陷黎阳，获徵，伪拜起居舍人”［1］，这下魏征又被窦建德收入帐下，这是他的第二次易主，第三次，“建德败，与裴矩走入关，隐太子引为洗马”［1］，可惜的是窦建德也没有成事，所以魏征不得不走马入关，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很是仰慕他的才能，所以招之为太子洗马，这算是魏征的第三次易主。魏征不辱奉请，积极地为太子出谋划策，并建议太子对当时的秦王早日采取行动，以免成为刀下之俎，可是太子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以至于玄武门之变身殒于秦王之手。第四次，玄武门之变后，继任的太子李世民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先引为太子宫詹事主簿，即位后又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这算是魏征的第四次易主，“士为知己者死”，从此魏征跟在唐太宗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之后，出谋划策，诤谏直言，兢兢业业直到贞观十七年去世。

从上面四次易主，侍奉五主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的易主都不是魏征主动地去投降新一位主人，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被易主的，就算意见不受重视，建议不被采纳，他也只是默默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管是在李密手下，窦建德手下，还是最后在李世民手下，他都积极地践行着一个幕僚，一个臣子应尽的责任和忠诚，坚守着一个儒生应有的操守，忠人事，尽人谋。下面我们将具体选择其中两个主人，李密和李建成，来看看魏征对其旧主是怎样的忠诚。

二、为主尽忠

首先我们来看李密，李密在被王世充败于落口之后，带着部下投靠李唐王朝，据《旧唐书》记载：密“及至京师，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贿，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2］可见李密在李渊的手下并不受待见，随后“高祖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集故时将士，经略世充。时王伯当为左武卫将军，亦令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大惧，谋将叛。”其最后的结果是：“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败之，遂斩密，时年三十七。王伯当亦死之，与密俱传首京师”，李密死后，其原来的部下都很痛心，“勣表请收葬，诏许之。高祖归其尸，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史载魏征为其写下了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的《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墓志铭中对李密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开头第一段就大发议论：“观乎天造草昧之初，有圣经纶之始，………仰龙门以摧鳞，望天池而坠翼，求之前载，岂代有其人者哉？”［3］拿李密和西楚霸王项羽相类比，足可见其对李密的敬重与仰慕。文章中还提到有如：“公渥洼龙种，凡穴凤雏，降列象之元精，禀成形之秀气，云生五色，一日千里”“负纵横之才，遇风云之会，望紫气以骧首，凌扶摇而振翮，总不召之众，问独夫之罪，从我如流，三分将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六合之心”［3］整篇文章中，魏征对故主的气魄与胸襟大加赞赏，字里行间都透出一个旧臣对故主的忠贞之心，这对当时已经有新主的他为旧主写出这样的墓志铭，一者可见他的勇气，二者可见他的忠心。

其次让我们来看魏征对第四位主人李建成的感情。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功夺嫡，把大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给杀掉，登上至高无上的宝座。之后，李世民宣布赦免原东宫和齐王手下的那些人，魏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李世民的手下。史载李世民即位后给予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厚葬，魏征就写下了《请陪送葬建成元吉表》，当时唐太宗读完表之后大为震惊，玄武门事件之后，李建成和李元吉俨然已成了李世民的一个心结，他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他想不到魏征对他的故主犹有如此的感情。表中一是数罪一番李建成，二是盛赞李世民的胸襟，最后写道“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3］。虽没有明写对李建成的感情，但是作为原部下，敢于在新君对旧主犹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表，可见其胆量和忠诚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其情其意可谓是感人至深，在成王败寇，树倒猢狲散的当时，这份忠诚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魏征对其故主的感情。虽然这些故主并非其感遇知己，他的建议也不受他们采纳，可是，那颗忠心依然是天地可鉴，毫无虚伪做作之嫌，忠诚之心坦坦荡荡。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支配着他这一次又一次的换主，却始终保持一颗忠诚的心呢？

三、社稷意识

魏征在给唐太宗上的 《论治道疏》中有这么一段：《礼记》称：“鲁穆公问於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泉，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之，兴，三踊而出。［3］这一段完全可以看作是对魏征一次又一次的择主，以及为旧主写墓志铭，为旧主送葬的最好解释，在他的意识中，这些主人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社稷，正如晏子所言：“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魏征又何尝不是这样，假如他不是心怀社稷，为人民谋更大的福祉，那么他也会像王伯当感遇李密一样，不管对与错，都誓死跟随李密，这样的愚忠只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已，尽一己之私而置天下社稷不顾，魏征是不会做的，所以故主一个个的死去，他没有说是随他们而去，而是把自己的那份忠诚转向另一个主人，另一个可能会心怀天下苍生的主人，直到最后一位主人李世民，李世民对于他而言，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不但没有因为他劝谏李建成杀掉自己而怀恨在心或者是打击报复，反而给他极大的擢升，这样的恩典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纵然如此，魏征对李世民依然是直言直谏，很多时候甚至让李世民下不来台，气愤不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魏征心中想的是万民，是忠于社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君威在他看来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君主不思进取，于天下苍生于不顾。因而敢于一次又一次的犯颜直谏。相比较那些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忠诚来说，这才叫真正的忠诚。“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魏征就是真正为唐太宗计深远的那个人，一个真正心怀万民，帮他出谋划策的人，一个让他防微杜渐，远离骄奢淫逸的人。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之后，唐太宗悲痛不已，不仅给予“人镜”这样极高的评价，而且于送葬之日含泪赋诗一首以示缅怀。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魏征屡次易主，但后人却没有诟病于他，完全在于他不一样的忠诚，他的忠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人身上，他的忠是忠于人民，忠于社稷，在这样的择主观念支配下，他才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成为千古忠臣和直臣的典范。他和唐太宗之间的故事也至今让人津津乐道。他的一生就是对传统择主观念的一种颠覆，让我们知道一个臣子，一个部下真正的忠心是什么样的，魏征用他的一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1］旧唐书·魏征传［M］.

［2］新唐书·魏征传［M］.

［3］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