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嘱咐》女性情感关怀缺失的原因探析

于彩芹，李正红

（1.滁州实验中学；2.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嘱咐》女性情感关怀缺失的原因探析

于彩芹1，李正红2

（1.滁州实验中学；2.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孙犁的小说风格别致，意境隽永，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更多的只是展现战争中人物的心灵美。他的短篇小说更是塑造了一大批色彩明艳的女性形象，或朴实善良或热情泼辣，然而，文中对女性情感关怀的缺失是不可忽略的。《嘱咐》中，水生在外虽思念妻儿，可回到家里却心烦意乱，面对妻子也漠然随意使人心寒。存有女性崇拜心理的孙犁为什么在作品中对女性没有给予足够的情感关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析的问题。

《嘱咐》；女性意识；情感关怀；整体缺失

王瑶先生曾经如此评价孙犁：“作品大都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农村为背景，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男女的勤劳明朗的性格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风格；尤其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和她们的伟大贡献”。［1］孙犁先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塑造出了一大批生动活泼，英勇可爱的战区农村妇女形象。他高度肯定了广大农村妇女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作品都带有浓郁的左翼战斗品质，革命服务意识很强，而女性情感需求关注却很缺乏。

在《嘱咐》一文中，水生嫂熬过千辛万苦，盼回了水生，内心悲喜交集，有无数编排多年的话想向丈夫诉说，水生却用似乎不耐烦的语气说“不是说过了吗？”，甚至冷漠地说“你知道我是出门打仗去了，不是专门想你去了。”水生嫂自然是知道他在外面的辛苦的，她也一直默默地在后方支撑着家，支持着水生的工作。然而多年不见的丈夫回家，长期积累的压力在瞬间得到了释放，她能不觉得兴奋吗？她能不想秉烛夜谈吗？她，毕竟还是一个女子，一个柔弱的女子。多年的委屈，多年的辛苦，她是多么希望得到丈夫的肯定，得到丈夫的抚慰呀！然而水生就那么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切。水生嫂的心里定然会如同玻璃落地细细簌簌地散成无数碎片般寥落失望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嘱咐》作品中这种女性情感关怀的缺失呢？

一、家国冲突中的朴素劳动者情怀

《嘱咐》完成于1946年，此时，广大人民一方面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笼罩在内战的阴云中。经历了八年艰辛的抗争历程，人民渴望和平，渴望重新建立美好的家园。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战火再度燃烧在中华大地上。根据地人民带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再别家人，重上战场。是一种朴素的劳动者的情怀使得无数百姓在面对家与国的冲突时，毅然放弃了小家的团圆幸福来保卫家乡，保卫和平。其实孙犁先生的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正是这些焕发着劳动人民至真至切的朴素美的地方和激荡着强烈的革命斗争意识的地方。“他的作品，并没有‘传奇式’的英雄；但是‘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并非一定就是传奇式的；普通劳动者的性格里，普遍渗透着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美的思想品质。孙犁先生笔下人物性格的新的美的光辉，交流在劳动人民传统的优良品格里，显示出他们真正是从丰厚的战斗和劳动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他们不声不响地和一切困难作着顽强的斗争。”［2］

首先，中国农民的这种朴实无华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表现出对女性的外在关心，水生觉得“这种感情有些做作”。他们更多地是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关注生活境况。水生回家，只知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若非水生嫂“逼问”，或许根本不会吐露自己的思念。并且，大部分的谈话都是水生嫂在关心久未归家的丈夫，而水生本人却很少有关心的语言、动作甚至神态。在些许距离的陌生感之余，或许水生是能体会到妻子的情感的，正如水生嫂所说，“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很乱。”然而长期的思想文化积淀使得朴素的劳动者对于那些缠绵的情感是羞于启齿与表达的。

其次，他们淳朴的性格与新的时代精神碰撞使他们放弃了对家庭美、对儿女情的眷念，投身于解放人民的事业中。原本的他们敦厚老实，辛勤本分，只要不被逼上绝路，就会守着一小块黄土熬过一辈子。然而，战争不允许他们安稳地生活，他们就要站起来反抗。也正是这样一种朴素的劳动者情怀，使得心地单纯的“水生嫂”们在正常的生活被打破后暂时忘记个人的幸福，忘记了思念，忘记了痛苦，忘记作为女性的情感需求。她们是心甘情愿地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忍受孤独以及肉体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水生嫂在听说丈夫很快就要离去时，登时“呆了”然后“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但她不会劝阻丈夫；当她送丈夫去战场，她飞速地撑着冰床子，只为早点打仗，早点结束，丈夫能长久地住下来；当她终要送别丈夫，她又“忍住泪水”的笑让人感动。她压抑了多少情感，多少痛苦，只是因了那朴素的劳动者情怀。这时，女性情感关怀的缺失不是对女性的忽略与漠视，而是突出女主人公信念、意志以及对国家、民族大爱的一种方式。

二、浪漫主义单纯情调

孙犁先生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明显地追求一种诗意化的小说语言风格，在构思上呈现出一种散文化的抒情结构。作品情节较为简单，多选择几个普通而典型的生活片段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他的叙事如水般流畅自然，不去追求情节的曲折变化，却能将一个个单纯的故事演绎得极有情致。赵园女士曾经说过：“在孙犁四十年代的那些短篇小说中，你看不到现代小说通常所有的繁复的结构，错综纠结的人物关系，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印象；甚至人物，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是单纯化的，仿佛一汪清水中的云彩。”［3］

小说注重运用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的抒情语言，力求表现美的极致，这不仅表现在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及环境的描写上，还在于它挖掘出了人物的心灵美。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单纯情调运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未免将人物性格单一化了，是一种扁形人物形象。英国评论家爱·莫·福斯特说：“17世纪，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4］这种人物性格单纯，个性鲜明，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如小说中的水生就是单纯的革命战士的形象，水生嫂就是一个刚毅坚强的深明革命大义的根据地农村革命青年妇女的典型形象。扁形人物有两大优点：一是读者容易辨认，用不着看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二是读者容易记住他们，他们给读者的印象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两大优点也包含了扁形人物的最根本弱点：1.人物特征太浅露、太简单，不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缺乏再思考、再创造的空间；2.人物性格是静态的封闭结构。这也正是浪漫主义单纯情调下的《嘱咐》一文中表现出来的水生嫂的形象特点，既具有典型形象，又性格单一。

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树立这么一个典型农村妇女形象，所有刚强的坚毅的深明大义的表现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作者自然会将大量的笔墨移到女性外在的表现上而忽视其情感的需求了。在《嘱咐》一文中，也有一些对水生嫂的心理关照。她有看着孩子入睡的慈母情怀，也有在与丈夫聊天时的百结柔情。然而，这样的描写毕竟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将水生嫂很快定位成典型的农村革命妇女形象：写她干练地送走丈夫，决然地嘱咐叮咛丈夫。这种突然的转变，正是为追求艺术上的单纯效果，树立单纯人物形象而形成的。然而这样的情节读来却让人觉得于豪迈中透着些许凄凉与落寞。

三、女性意识的整体缺乏

我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苏醒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探索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女性意识的发展依旧处于很幼稚的阶段。

首先，就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来说，妇女解放并不彻底，封建思想残余依然很多。妇女，尤其在抗战根据地如男女比例最高可达30：1的延安，是一种稀缺“资源”，她们依然被看做男性的附庸、生产的工具。丁玲曾在《“三八节”有感》中这样写道：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妇女事实上的束缚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在当时新的政治情境下产生了全新的女性观：要具有新的女性美——坚贞勇敢，活泼温柔，善解人意；体现新的道德风尚——勤劳、朴实、富于反抗精神；具有新的社会价值——有政治觉悟，服从集体，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具有新的性感美——健康健壮而又不失女人味。这些都成为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农村女性美的形象的典范。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孙犁先生笔下的水生嫂正是这样一种女性形象的代表。可以说，这种女性形象是孙犁先生乃至当时几乎所有革命男性心中理想的配偶标准。但同时我不得不说，这种规范是以对全体女性的拔高为前提的。它仅仅是为满足男性的需求而制定的，不仅没有解除曾经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反而更禁锢了女性的自由。水生嫂在漫长的等待中无时不刻不在思念记挂着丈夫，而在丈夫回来后却硬要表现出一幅坚强的样子。这其实就是对女性精神的变相摧残。我无意指责孙犁先生，但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虽然一方面赞美女性，甚至崇拜女性，然而另一方面他思想深处的男性本位主义依旧根深蒂固。在当时的环境下，女性的情感被置于考虑之外，甚至当丁玲等一批女作家文笔敏锐地将矛头直指沉淀了几千年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提出妇女解放与整个社会解放的关系问题，对妇女问题进行反思时，却遭到了严重批判。延安整风运动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分析知识分子，而是一古脑地将作品的可贵之处与缺点搅在一起批判，导致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茫然，在女性意识的探索上畏缩不前。

的确，延安整风运动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此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他强调文艺要完成“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强调文艺的阶级属性，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5］。中国大地上的文艺由此改变，“五四”唤醒的人权的自觉与女性意识很快被民族精神所替代，民族解放的浪潮将女权主义淹没。事实上，“妇女运动”中的“妇女”一词本身就是“社会解放”所衍生出的一个政治的阶级的概念。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孙犁先生的思想与作品深受其影响，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创作革命解放的作品。如此看来，《嘱咐》中水生嫂鲜明的阶级形象与隐约若无的女性形象就容易理解了。

其实，雄强女性形象的提倡也导致了女性意识的暗灭。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畸形的社会造成女性意识的扭曲，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大批女性作家在面对爱情与革命的选择时都会毅然选择后者。新女性投身革命洪流本是突破“小我”，开始新生活，在历练中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然而随着事业的发展，革命与感情反而构成了一对尖锐对立而不可调和的矛盾。革命将个人的情感排斥在外，革命可以取代女性所有的一切。这种违背女人本性的雄强的女性形象甚至在当时会得到大多数女性的支持，诸如：白薇《炸弹与征鸟》中余明为革命放弃爱情；冯铿《红的日记》里马英“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得干净”；谢冰莹《女兵自传》里“我”为革命而“打破恋爱梦”等等，这些女性在革命中消磨了自己的女性特质，以雄强为傲，漠视感情。而这种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了当时男性的审美价值判断，最终促使女性意识的整体缺失。因为，如果连女性自己都普遍认同这种价值选择，追求这种价值选择，那么很容易对男性群体造成误导，这种价值就是女性所真正需求的，或者说，女性并不需要情感关怀。这样看来，孙犁先生忽视女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而只关注女性外在顽强的一面是社会普遍价值的选择了。他只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随行就市罢了。

最后，我想谈一谈之前已经提到的“理想女性”的概念。自古以来，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塑造过无数“理想女性”的形象。从皮革马利翁的象牙女郎到《诗经》中的窈窕淑女，从但丁的贝娅特丽丝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从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丝梅达拉到《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古今中外的男性塑造出了一大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这些“理想女性”是“传统社会文化浸染之下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共同期待”。然而“这种期望被男性拥有的话语权反复强化，通过文学作品或道德说教等方式，将他们所期待的女性品质固定下来，以至最终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历经了千百年来男性中心话语的不断充实和美化，渐渐沉淀于社会文化的意识深处，再以文化遗传的形式世世代代发挥其影响，渗透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之中。于是乎，女性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自然天性究竟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再是社会文化所关心的重点，而一个女性是否符合这个固定的模式，则成了判断她价值的关键尺度”。［6］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这个价值尺度不仅为男性群体所认可，并且为女性所普遍认同，成为整个社会判断女性价值规范女性行为的准则。这大概也是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缺乏的原因之一吧。作为社会存在的一分子，孙犁先生的思想既承袭传统中国文化，又受当时文化思潮影响，他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就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认可的女性特质。水生嫂作为孙犁先生的“理想女性”，为了革命大局，放弃家庭的温馨，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在背后默默支持丈夫，护卫老人，抚养幼女，用柔弱的肩膀挑起的不仅是家庭的重担，更是历史的重任。孙犁先生站在水生的视角看到的水生嫂“不论是人的身上，人的心里，都表现：是叫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艰难的关口。”这种理想女性是对现实中美好女性形象的抽象化提炼，也是孙犁先生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女神是不需要用情感来玷污的。

事实上，王瑶先生是赞同这种对女性情感的忽略的。他曾经说过，在孙犁的作品中，关于女性活动的描绘往往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勇敢矫健的革命行为，但也有一些委婉细腻的男女爱情；有时这种细致的感触写得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的那种战斗气氛不太相称，因而也就多少损害了作品所应有的成就。

当然，如果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是极为赞同王瑶先生的观点的。从政治需求的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也是必要的。然而，如果站在广大女性同胞的立场上，我认为对女性情感需求的自觉忽视未免为小说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缺憾。

［1］王 瑶.王瑶文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322－323.

［2］金 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200.

［3］赵 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4］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8.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

［6］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100.

［7］王喆.《裂镜》的精神分析解读［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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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1794（2012）01－0059－03

于彩芹（1964－），女，滁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安徽省第二界“教坛新星”；通信作者：李正红（1973－），女，安徽来安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艺学。

基金项目：滁州学院科技创新团队项目（CSTD201101）

2011－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