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葛立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303）

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葛立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303）

西汉建立，为达到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专制统治，首先要有一个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的政治集团。因此，以文、景帝两帝发其端，以武帝大力推崇，从而使汉代统治集团儒者化。至宣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则开始出现经学派别化。首先是齐鲁学派之辨，进而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统治集团儒者化，确立了儒家学者在政治统治当中的主角地位；而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则使经学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

西汉；统治集团；儒者化；经学派别化；身份转变

一、从“广延四方之豪俊”到“彬彬多文学之士”：西汉统治集团的初期儒者化

秦国覆灭，西汉建立，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便是，要率先建立一个能有效巩固自身权力机构的政治集团。战国时期出现的种种学派与思潮在此时都成为汉代统治者择选的目标。法家推崇的严刑峻法使秦朝在瞬间覆灭，显然已不可取；道家思想虽然在汉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一旦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其守拙退让思想显然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兵家思想在诸侯争霸时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可以“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的迫切问题也摆在了汉代统治者的面前。因此，儒学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传统上，学界认为，汉代统治者在汉初时期重黄老、轻儒术，实则不然，从建汉始，汉代的统治者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性。因此，从高祖始就开始了对儒学、儒者的关注；而到了文、景两帝，更是在儒学经典的搜集整理、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上做出了不小的努力[1]。当然，囿于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现实，汉初统治者对儒者统治地位的建立起到的仅仅是奠基作用，还没有全方位进行建树，因此，此时儒学集团尚未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而至武帝时，在高祖、文、景等帝的基础上，则开始大力推崇儒学，重用儒者，儒者顿成汉政集团的中坚力量。由此，儒学、儒者的命运，从战国时期开始，经历了被统治者摈弃、边缘化的落寞境地，发展到到汉武帝时期一跃而成为政权主角，在历经二百多年的曲折经历后，终于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从此再未脱离中国的政治统治集团，从这个意义来说，汉代统治者对儒学、儒者的建树是非常重要的。

儒者成为政治统治集团的核心，是从汉武帝“广延四方之豪俊”、“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开始的：

(元光元年)，武帝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2]

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2]《武帝纪》,122

“广延四方之俊杰”、“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是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团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并从此成为汉代统治者建树、完善统治集团的传统。这一措施最早本始于文帝，《汉书》载：文帝二年、十五年都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谏者”[2]《文帝纪》，84，如果说，文帝这种纳举人才的行为，仅仅是一时之举，还没有作为制度加以确立的话，那么到了武帝时期，则已成为明确的纳贤制度确立下来。 首先，在武帝建元元年，他“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2]《文帝纪》,111；其次，在六年他也曾经诏贤良，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大师便由此相应而出。当然，这些纳贤举措，同文帝时期的举措相似，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时间、人数、范围的规定，仅仅是为了人才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时之举，但是，到了元光元年，诏举儒者的行为则有了重大推进。在这一年，武帝在制策中尖锐地指出了汉代统治集团贤与不肖混杂、求贤不得其真的弊端，从而将纳举贤才的紧迫事态提上了日程。根据这一制策，董仲舒从选举制度上找出了根源，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如要求“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择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定额定期，实行自下而上的贡举。这些建议对纳举举措在时间、人数、范围上都有规定，将纳举举措作为一个明确的、持久的制度确定下来。它的确立，在打破贵族世袭制度、巩固和更新中央集团、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武帝在元朔元年、五年，又再次诏令二千石、礼官、博士等要职必须将天下方闻之士咸荐于朝，将这一制度彻底落到实处，汉代的“广延四方之俊杰，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是统治集团儒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文帝、武帝等在制策与诏书中反复提到的贤能之人、四方之俊杰、天下方闻之士，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我们从其制策与诏书以及其臣子对策对答的内容中可得知，其所谓的贤能之士实则就是指儒者。首先，“贤良方正、能直言谏者”实则便是儒者。所谓“贤良方正”，武帝有专门的解释，在元光元年的诏书中，他提及：“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2]《武帝纪》，115，显然指的是那些能了解古今政体，申明政治治理、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人。“方正”指的是人格操守，是指正直而有威望的人。在中国的学术流派中，儒学思想渊自周代礼乐文明，其推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直接来源于周代贵族的教学体系，因此识古今之政事、通古今帝王之言，知古今治国之史，尊古今国政之仪是其最大的特征。而“直言极谏”就是指人要具有敢于议论时政的利弊得失，对统治者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加以劝谏。“直言极谏”，实则就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谏诤”精神。《孝经》言：“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交，臣不可不争于君。”[3]“谏诤”是战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中突出的精神内核，其目的就是让统治者广开直言之路，以匡政治之过失。由此可见，文、景帝“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谏者”已经是倾向于儒家学者。而到了武帝建元元年，武帝“举贤良方正之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2]《武帝纪》，111明确提出单举儒者而黜百家；而元光元年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则更系统、直接地提出黜百家、尊儒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郡国察举孝廉的制度，这是将统治集团儒者化进行制度化的开始。

当然，武帝的崇儒制度并非贯穿其统治时期的始终。从元光二年起，武帝将所有的精力用于集中解决匈奴犯边，东瓯、南越、东南夷的动荡等战事中，对儒生的擢拔一时被搁置下来。此时，汉武帝重新起用法家、兵家等思想。他大力提拔政治家、军事家，用以抵抗少数民族犯边；他大量重用法家之酷吏，用以打击与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矛盾的商人与地主阶层；他大力擢拔理财家，用以解决现实的财政困难等等，政治现实使儒生一度重新被冷落。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4]，崇儒已作为制度确定下来，随着战争的结束，新的休养稳定时期到来，儒学与儒生必然会重新崛起。正因如此，盐铁会议之后，经过元帝的大力发展，儒者重新倚靠崇儒选官制度，一跃而居于统治地位。从此，汉代统治阶级的来源，则主要由儒家学者构成了。

除了在制度上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以外，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统治中也有意识地大力提高儒者的政治地位。汉初文、景帝统治时，便开始将儒生任命为太傅、博士与礼官大夫等职务，初步将儒者纳入汉代政治统治团体。到了武帝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征举儒生，如董仲舒、公孙弘、王臧、赵绾、主父偃、倪宽、夏侯始昌、朱买臣、吾寿丘王等一大批儒生纷纷被征召、举荐，他们早年出身卑微、游离于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之外，在人生中后期，他们开始涉足于儒学，从最初的郎、郎中令等官职为起点，后多任博士等职，以“通变”、“通经致用”等新思想建立了汉代的新儒家，并由此受到帝王的赏识与擢拔，分别迁升至要职，乃至于被进一步擢拔为太傅、太常，甚至位至三公。从一介布衣到汉王朝的高官，这些儒者大多凭借自身所阐释的儒学思想而跻身于三公列侯之位，汉代政治统治集团的儒者化从此便大为发展，以至于到元、成帝时期，儒者几乎遍及西汉王朝中央及其地方的各等文职。“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儒林传》，2668统治集团从上到下的儒者化，使儒家思想很快渗透到汉王朝的方方面面，为巩固、发展汉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从齐鲁学之辨到今古文之争：西汉统治集团后期经学派别化

汉武帝时期，儒学变为经学，随着儒学派别的分化及各派在政治地位中的更替，出现了统治集团后期的经学派别化，此变化的标志便是汉宣帝甘露三年的“论‘五经’异同”。

武帝时期，以董仲舒、公孙弘等为代表的齐学在政治统治中占主导地位。齐学所强调的“大一统”、宣扬的“大义灭亲”、提倡的“复九世之仇”等，贯穿着法治精神。武帝利用这些理论，施行严刑峻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打击同姓诸侯王，以解决诸侯王与中央政权的矛盾；解决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侵边乃至危害汉王朝的问题。这种法治精神，一方面固然维护了中央的专制集权，但是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和弊端，如削弱了宗法情谊，以致于武帝时期出现父子之间兵戎相见，昭宣时期诸侯叛乱等社会现实。汉宣帝意识到了齐学的弊端，因而提倡儒家思想中重礼义教化、宗法情谊的一面，以便缓和集团内部矛盾，从而适应封建统治长久的需要。在这个背景下，宣帝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始加强宗法礼制，如维持宗庙祭祀的庞大开支，重视颂宗祭祖，“复属”宗室后代等等；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他大力推崇强调宗法礼制的鲁学，以大规模的“论‘五经’异同”的辩论形式，将鲁学学派推上了政治统治的核心地位。

论“五经”异同的来源是对齐、鲁学派《春秋》学不同的探讨，并由此扩展到“五经”的争论。武帝时期，董仲舒所传《春秋公羊传》被推崇，江公所治《春秋谷梁传》渐衰，这是《公羊》学之大义适应武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需要的缘故。至汉宣帝时期，由于以《春秋谷梁传》为代表的鲁学适应新时期的政治需要，因此，《春秋谷梁传》开始被推崇，《春秋谷梁传》之前后两代治学者被大力擢拔，如蔡千秋、尹更始、翁君、江公孙、刘向、周庆、丁姓等人，“始卒授十人”，并“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于是，甘露元年，宣帝“乃诏《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当时辩论的双方集团共议《公羊》与《谷梁》之三十余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于是《谷梁》之学大盛。

这次会议是石渠阁“论五经异同”的前奏。甘露三年，宣帝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从齐、鲁两派的《春秋》学之争，进而扩展到“五经”之争，至此，鲁学一派得到大力发展，大批的鲁学学者登上了政治舞台。如《诗经》学，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薛广德、韦玄成等皆传《鲁诗》，其中张长安、薛广德、韦玄成论于石渠，在萧望之的提拔下迅速擢拔。再看《书经》，周堪、孔霸、欧阳高承袭倪宽的《尚书》，论于石渠，经为最高。而倪宽之《尚书》学，渊源自孔安国，为鲁学；假仓子、黄霸从张山拊习小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渊源自倪宽，亦是鲁学。再看《春秋》：蔡千秋、尹更始、翁君、江公孙、刘向、周庆、丁姓等人，在宣帝的提倡下，习《春秋谷梁传》十余年，在石渠之论中，被萧望之力挺，从而《春秋谷梁传》大盛。而《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鲁论语》者，龚奋、夏侯胜、韦贤、扶卿、萧望之、张禹等人皆是宣帝时期的名家。这次会议是以鲁学来建构统治思想和社会规范体系的重要标志，又是自“独尊儒术”以来事关经学发展前途的重要转折，不论是从封建统治思想的建构，还是从经学发展来看，都有重大意义。如果说，武帝时期，儒家各派还尚且为儒学在政权中的复兴而同仇敌忾，那么到了宣帝时期，儒学各派则开始为各自的政治集团而玉碎瓦裂。此时之经学，不仅离先秦之儒学越来越远，与汉武帝所推崇的儒学也已经有了新变化，已经是汉代经学发展的又一新时期。

到了西汉后期，齐鲁学派之争又演变为今古文学派之争。西汉后期，作为官学的今文经学日趋支离、烦琐、神秘化。今文经学重“师法”、“家法”，“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者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2]《汉书·艺文志》，加之今文经学阴阳五行化、灾异化的特征又使之日益神秘化、谶纬化、神秘化，今文经学日益衰落，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在汉代的统治集团中，其主体由今文学派学者进而转为古文学派学者。

今古文经学的异端问题，其实从武帝时期就已经初露倪端，只是其矛盾和对立还没有表面化；到了宣帝时期的“论‘五经’异同”，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是古文经学学者，但还是以今文经学内部的争论为主；直至后来，围绕着博士官及其弟子员的设置问题，今文与古文经学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突出。经学已经不是学术之争，更是政治权力之争夺，这更使得经学者们开始对经学进行引申发挥，并互相指斥和攻讦。古文经学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学派起来与今文经学对垒斗争，是从哀帝时期刘歆致太常博士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开始的。刘歆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奉命与父亲刘向一起领校秘书，在校书过程中，刘歆发现了《春秋左氏传》等一批古文典籍，经过学习、研究，他喜欢上了古文经，特别是对《春秋左氏传》，深入探研，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章句体系，并认为远比流行的《公羊》、《谷梁》详明、准确。哀帝即位以后，由王莽举荐，刘歆被任命为侍中、太中大夫，又升迁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并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刘向未竟之事。刘歆建议哀帝把古文经《左传》及《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于学官，哀帝叫他去与今文学博士辩论，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由是，刘歆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对今文经学博士进行指责和指斥。在这封书信里，刘歆阐述了经学的产生、演变、发展过程，揭露了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弱点，指出了古文经学的优势与合理性，批判了今文经师们死守师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的学风，力争使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移让太常博士书》言辞激烈，不但力陈《左传》等古文经传应该立于学官，而且对今文经学及博士进行猛烈抨击，其中所说，虽然未必无偏颇过激之处，甚至使后代有些学者怀疑刘歆有作伪之处，但是其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和攻击，切中了今文经学弊病之要害，自此，汉代政治统治集团的经学学派化，由开始的齐鲁学之争转而变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的格局就此形成。

三、统治集团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的意义

西汉统治集团的儒者化意义重大，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儒家学者与儒学思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政治思想的主体，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以知识分子为政治集团的传统，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5]，先秦时期，中国历朝历代以知识分子为官的现象并不是统治集团任命官员的传统，到了战国、秦代，尽管儒学依然是百家之学的主要思想，儒家学者也依旧在各侯国间奔走呼号，但因为复杂的现实原因，更是被各侯国的统治者冷淡甚至摈弃，儒家学者一直未能以群体之形象在统治集团的舞台上挥斥方遒。到了汉代，儒家思想被重新整理改造，确立了其正统的政治思想的地位，如果没有儒者在统治集团地位的确立以及扩充，这是绝无可能的。当然，统治集团的儒者化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带来一定的弊端，清代方苞就曾经评价：“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5]《又书儒林传后》从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统治集团儒者化，其“以利禄为诱”的行为对儒学本身的传承与发展固然造成一定弊端，必然使汉代之儒学与先秦时期之儒学大相径庭，汉代之儒学已经失去了先秦儒学的内涵与原貌。但是，“三代以下既不尊师”[6]，如果没有汉代统治阶级对儒家学者在政治地位上的极力推崇与扩张，儒学之走入亡绝也未可知。更何况，儒学的发展本身就不可能固守在三代时期，如果有所发展，就必然要适应新时代的新社会、新政治、新形式而有所发展、融合与创新，由此可见，在汉代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下，统治集团的儒学代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的正面意义亦是非常突出的。更何况，统治集团的儒者化已不是汉代独有的特殊文化现象，已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朝代的总体特征。

而汉代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亦具有很大的意义。从汉初至汉武帝时期，儒者们从五经之各经发展而来，由一人一派之学逐渐衍生出几学几派，政治统治集团也由儒者的全力团结而发展为各派之互争，这是经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政治发展之必然。经学派别化的出现，其积极意义便是使得中国的五经六艺之经学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是《诗》、《书》、《礼》、《易》、《春秋》得以流传，并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与政治之中的显学的主要原因与途径。但是，经学的派别化也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汉代，经学派别化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更是政治权力之争，《儒林传》中云：“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2]《汉书·儒林传》，2663其政治权力之争夺昭然。从汉初至武帝时期，虽然儒学的发展也是为政治服务，但其特征是儒学与非儒学之争，在学术上尚有学术本身的发展；到了宣帝时期，经学为以不同经学派别为核心的权力集团的相互倾轧而服务，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经学彻底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学术性已经远远偏离了先秦与汉初儒学。

[1]葛立斌：“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文、景帝两帝的崇儒举措[J].暨南学报.2012(5):85.

[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99.

[3]孝经注疏·事君章第十七·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李隆基,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1.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5]方苞：望溪文集·书儒林传后[M].清咸丰二年(1852年)刻本.

[6]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44.

Confucianism and Fa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the Status Changing of Ruling Classe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E Li-bin
（The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of Guangdong,Guangzhou 510303,China）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Dynasty,a united political group with common thoughts was needed to achieve a united feudal system.Confucianism was practiced by governors of Han Dynasty,such as Wen Di, Jin Di and Wu Di.Fa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emerged inside the ruling classes during Emperor Xuan Di.The first was the argument between Qi and Lu,and the following was the argument about the Jinguwen.Confucianism of ruling classes confirmed the leading role of Confucian in politics.Fa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ruling classes made Confucian classics become a political tool of some power group.

Western Han Dynasty;political group;Confucianism;fa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status changing

K234

A

1008-178X（2012）10-0035-05

2012-04-21

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WYM0910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后期资助项目（GD10HLS01）。

葛立斌（1975-），女，黑龙江抚远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先秦两汉史学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