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情绪和道德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林琳琳，何海波

（1.丽水学院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松阳323400；2.宁波教育学院，浙江宁波315010）

亲子关系是在血缘和共同生活背景下，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具有生物性、互动性和依恋性的特点[1]179-180。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特别是父母的关爱、支持和鼓励能够使幼儿与父母、监护人建立安全、信任的依恋关系。这种感觉的建立，是儿童成人后与人顺利交往和人格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2]。留守儿童，通常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其他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原生活地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留守儿童大量涌现。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5日报道，我国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逾1000万。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结构的不完善和亲子沟通的残缺，其身心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特点

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类型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是单亲子关系，指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在户籍所在地，一边务农，一边照顾孩子，从而形成一种类似“单亲关系”的亲子关系；二是隔代亲子关系，即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养，这也是留守儿童亲子关系中最普遍的一种；三是亲朋亲子关系，指父母双方均在外务工，把孩子交由可信赖的亲属代为教养；四是零亲子关系，即父母外出打工，儿童自己照顾自己[3]。研究表明，与正常家庭儿童相比，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不完善，亲子关系比较疏远、冷漠。亲子之间的互动形式单一，交流内容贫瘠，远远达不到良好的亲子沟通效果[4]9-13。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缺乏

外出务工人员，多数离家较远，父母和子女之间脱离了共同的生活环境，从而限制了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通电话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主要方式。但很多情况下，父母或儿童监护人考虑到电话费用，往往只用几分钟时间把重要的事情交待完即可。武海鸣对吉林省东丰县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留守儿童每次和父母通话只有三分钟，超过半小时的仅仅占1.3%[4]14-17。这种蜻蜓点水般的问候难以真正达到亲子互动的效果。一些传统的沟通方式如写信，虽能更好地传达情感，但很少被使用。一是因为很多父母嫌写信麻烦，或没有时间写；二是由于父母工作地点不确定，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确切地址；另外也可能是家里距离城镇较远，寄信不方便。这种非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无形间削弱了亲子互动的效果，疏远了亲子关系。

（二）亲子沟通的内容浅显

由于中国人的内敛性和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在与留守在家的儿童进行沟通时，亲子之间交流更多的是关于学习和生活的内容，极少涉及情感方面。

“爸妈打电话会问我吃的多不多，个子长高了没有。问我想要什么学习用品或者书之类，他们在大城市能买到高级的。”（留守儿童）

“说学习的比较多吧，别的也没什么说的啊，不能冷不丁的问孩子心情好不好吧，最多问问孩子想我没有。”（留守儿童父母）

“孩子的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吧，好多家长还给我打电话问孩子的学习情况。”（留守儿童老师）

衣食住行是多数父母最为担忧的事情。不好意思或忙于赚钱也是多数父母不与孩子谈及情感的重要原因。在正常家庭里，亲子之间的肌肤接触和目光交流能够较好地弥补情感交流的缺失，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讲，是无法弥补的。

（三）亲子互动的效果不明显

对于双亲都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来讲，亲子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交流互动时间少，交流、沟通内容贫瘠、重复，儿童和父母难以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寄养在祖辈或亲属家里的儿童，由于和祖辈的年代代沟或与其他亲属的情感隔阂，而不愿与代养人深入交流，更不愿谈及自己的情感。很多父母过度依赖代养人而疏于和孩子的情感交流。即便是单亲关系型的亲子关系，也多数为母亲留守在家。而母亲在家大多要包揽家里所有的农活，还要照顾孩子、老人，加之许多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视野有限，所以与儿童的沟通多流于表面，甚至少有沟通。所以，和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效果无法保障[5]。

二、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没有父母亲参与的教育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教育，父母的关爱是其他任何情感所无法替代的[6]。父母亲情的缺失，亲子关系的残缺对儿童心理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表明，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造成的首要影响即情绪、情感发展问题，许多心理问题的存在都与他们的情感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有关；其次是品行问题，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的榜样教育被人为剥夺，加之家长文化素质的制约和自身观念的偏差，导致他们的道德判断与行为失范常有出现[7]。

（一）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

情绪是个体对外部事物和内部需要的主观体验，它包括生理、表情和体验等多种成分[1]260。对儿童来讲，情绪尤为重要。儿童的世界就是一个情感需求的世界，但留守儿童自幼缺乏父母关爱，爱和归属的需要常常得不到满足，容易引起他们心理上的压力。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情感体验更高，积极情绪情感体验更低。无论是双亲在外还是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其积极的情绪体验都比非留守儿童少[8][9]。在留守儿童体验的负性情绪中，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等消极情绪居于首位[10]。留守儿童不定期地与父母分离，家庭环境的不稳定使他们难以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加之与父母缺乏语言和情感交流，儿童孤独感体验强烈。在情感发展的关键期却不得不承受着情感的缺失，这使得留守儿童成为一群情感饥渴的孩子。“要是能够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好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才会觉得快乐。”[11]19他们强烈渴求着父母的爱，强烈期盼着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不免产生委屈难过的情绪。此外，在社会生活中，非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无不刺激着留守孩子脆弱的神经。“别的孩子受欺负了，就可以叫爸爸帮他，而我不能。”[11]19在无形的比较中，孩子们体验到的更多是自卑与失落。

总的来说，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情绪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对儿童情绪认知产生影响。儿童与父母之间长期缺乏情感交流，使儿童无法体会到父母的关爱与呵护，难以建立安全依恋。这样的儿童在经历消极情绪时，很可能由于找不到亲密的人倾诉而将情绪压抑在心里，久而久之形成情绪问题。第二，对儿童情绪调控能力产生影响。在儿童情绪调控能力发展过程中，经历着由父母或老师教授儿童控制情绪的办法到儿童能够自主控制情绪。但留守儿童由于亲子关系残缺，在遇到情绪压力时，得不到父母的及时帮助，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甚至为情绪所左右。结果导致儿童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抑郁、焦虑、自卑等情绪心理，继而产生攻击性行为[12][13]。

（二）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

道德品行的发展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最初以家庭间的情结为中心，随着社会关系的扩展，它的范围逐渐扩大。”在道德规范形成过程中，“儿童最初也要依赖于外部的一个神圣权威，但它只能唤起对亲属的服从，日后逐渐向互敬和互惠的方向发展，这种脱离自我中心作用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深厚和持久。”[13][14]也就是说，儿童的道德发展经历着由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在他律发展阶段，家庭特别是父母的评价和榜样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留守儿童残缺的家庭结构使其缺乏父母的示范与及时引导，其道德发展缺乏有力的外部支持系统。

第一，留守儿童的道德认知易产生偏差。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中完成的。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离不开微观环境系统——家庭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的言行为儿童树立了榜样。父母不仅直接向儿童传授道德观念，其道德行为更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在与父母的不断相互作用中，儿童逐渐习得了道德观念。但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其家庭教育功能遭到损害。在这样的微观环境系统中，留守儿童缺少可供模仿的对象，也缺少了环境的反馈，致使其偶然的亲社会行为无法转化成稳定的道德行为。而当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行为无从判断时，更难以得到父母的及时指导。留守儿童虽然与代理（监护）人有一定的沟通，却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层次，有时甚至从不沟通[15]。在这样的情境下，留守儿童在道德发展过程经受着道德榜样的人为剥夺，从而使其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

第二，留守儿童的道德情感易发生异常。当代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如果父母在孩子婴幼儿时期具有敏感的反应性，能在互动游戏时帮孩子实现愿望并与其分享积极的情绪体验，那么会使孩子对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从而促使孩子的良心萌发。在这样的情境下，儿童开始内化父母对其成功和失误的反应，并会由此体验到自豪、羞愧和内疚感，这些情感将会帮助儿童评价和调节自己的行为[16]。也就是说，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豪、羞愧和内疚等道德情感的萌发是道德内化的关键，而这些情感产生的基础在于安全依恋的亲子关系。但是，对于留守儿童来讲，他们中的大多数父母在其生命早期即外出打工，亲子之间缺少有效的亲子互动，难以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非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使留守儿童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既而产生不安全感，并导致心理上的敌意和焦虑，其良好的道德情感终难以形成[17][18]。有研究发现，许多留守儿童对他人缺少诚信，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对亲人、朋友态度冷漠，甚至有一些留守儿童会形成较严重的反社会行为[19][20]。

第三，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易出现偏轨。社会学习理论家认为，道德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学习是相同的，主要通过强化和惩罚以及观察学习获得。所以，在儿童道德行为培养中，父母的监督和及时奖惩必不可少。年龄较小的儿童通过父母的及时评价与奖罚逐渐习得哪些行为是好的，哪些行为是不好的，并与其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发展相得益彰。除此，在儿童道德发展过程中，同伴群体也起着重要作用。柯尔伯格认为，同伴的交往比成人权威的单项讨论更能促进儿童的社会行为。但是，当同伴群体倡导反社会行为时，儿童也会屈从于同伴的压力而做出反社会行为。所以，不良的同伴群体往往是促发儿童过错行为的诱因。对留守儿童来讲，他们与父母长期分离，其社会行为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同时，由于与代理（监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许多留守儿童的道德认知偏差难以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直至演变为严重的道德行为问题。更有些留守儿童，跟随同伴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21]-[24]。

三、加强亲子沟通，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摇篮。家庭的环境和教育对儿童的终生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家庭通过亲子关系以及亲子之间的互动塑造着家庭文化，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然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使家庭的功能受到极大损害，亲子互动少、监护人职责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以，恢复家庭功能，改善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注重亲子之间的情感沟通，强化健康、良好的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基于弹性理论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近端压力对其抑郁情绪和道德行为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父母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家庭对孩子的情绪情感和道德行为的教育功能弱化，但如果父母能够加强和子女的情感联结，就能够极大地弥补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25]。因而，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应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情感需求。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成五个不同的层次，由低级到高级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与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以后才会产生高一层次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处于中间等级。所以，作为父母，不能仅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或学习，而要让孩子享受到归属感。父母的亲昵和关爱恰恰可以满足孩子的这种需求。所以，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意识到，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多给他们理智的关爱，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才能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二，改变沟通方式，达到亲子沟通效益最大化。相关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务工了[15]127-156。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父母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更无法提供孩子发展内化所需要的榜样示范。而且，多数留守儿童父母基本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家一次，很少有闲暇时间和孩子深入沟通。久而久之，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开始疏离，儿童无法从家庭中得到所需的情感需求。面对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首先，留守儿童父母应增加亲子沟通的次数，经常与孩子保持联络。不仅要熟悉孩子的生活、学习，更要关注、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父母应尽量创造条件保证每周和孩子进行一次有效的沟通，也可以利用寒暑假将孩子接到身边，这样不仅增加了亲子交流的时间与机会，更能使亲子沟通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其次，在亲子沟通的内容上，父母应该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关注孩子的兴趣爱好、社会交往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一味地过于强调孩子的学习，为孩子的发展增加爱的负担。研究表明，父母与儿童良好的沟通和亲情交流决定着儿童的主观幸福感[26]8-10。主观幸福感是儿童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27]。它是反映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如果留守儿童自感与父母关系亲密，父母是为了改善家境迫不得已外出打工，就不会产生被遗弃感，就会有相对良好的自我感受，从而表现出独立、乐观、积极的发展方向[26]。再次，从亲子沟通的手段来看，随着电信事业的不断发展，亲子之间更多地采用较便捷的电话联络。但是这种便捷和快节奏却往往达不到情感沟通的最佳境界。相反，传统的书信交流由于时间的延续性对情感交流极有帮助。所以，如果父母能采用书信方式和孩子交流情感，孩子慢慢地就会将父母作为倾诉对象，从而达到有效的亲子互动效果。

第三，代理（监护）人要具有教养责任意识，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代理（监护）人与儿童接触的时间相对较长，空间上的近距离性和生活上的依赖性需求的满足使代理（监护）人的言行举止以及意识状态对儿童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此，代理（监护）人不仅要照顾好留守儿童的日常起居，更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心理氛围，努力为其营造近似完整家庭结构的心理氛围，真正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与义务。对他们既不能简单粗暴、放任自流，更不能骄纵溺爱，要运用自己的爱心和理智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最后，从宏观视角来看，若要彻底改变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状况，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变革。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使留守儿童无法长期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他们无法在城市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资源，而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又无法解决升学考试等问题。另外，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把孩子接到城市会使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诸如此类原因都是造成留守儿童出现的社会根源。所以，面对留守儿童问题，政府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积极地制定相关政策来应对并前瞻性地解决目前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不是由农民工甚至留守儿童来独自承受改革转型之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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