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的原因探析

汤 锐

(南开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071)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期上刊登了毛泽东（署名时为“二十八划生”）《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代表作，系统地阐述了其体育思想。围绕着毛泽东写作此文的初衷，研究者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想借此提倡武勇之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1]而尹韵公先生通过重新翻阅《新青年》，认为《体育之研究》是为着响应陈独秀的尚武思想而作[1]。笔者认为，尹先生的论证是对中央文献研究室观点的进一步阐发，但仅勾勒出陈独秀尚武思想对毛泽东影响的大致轮廓。

尹先生为了证明毛泽东响应陈独秀思想而作此文，先后列举了《新青年》第1卷第2期、第3期的两篇文章：《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并从中找寻陈独秀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影响之处，如陈独秀倡议的“兽性主义”、“抵抗力”等思想。再以《新青年》第1卷第1至5期介绍的诸多外国军界名流为例，佐证陈独秀所倡导的尚武精神。如德国麦刚森将军和兴登堡元帅，法国霞飞将军，欧洲七女杰以及中国大力士霍元甲[1]。

笔者发现，《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两篇文章的刊登时间是1915年10月15日和11月15日。即使《新青年》第1卷第5期的出版时间也是在1916年1月15日，与毛泽东写作此文的时间（《新青年》刊登《体育之研究》的时间是1917年4月1日）相隔一年有余。从当时瞬息万变的时代思潮来看，上述相关文章只能作为陈独秀对毛泽东体育思想影响的一个历史支点。从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的视阈来看，同期发表的文章应该是有一定的内在倾向性。特别是作为主笔的陈独秀，其所撰的文章更应该引起注目。

一、一战中陈独秀的“救国”观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期，陈独秀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①。需要指出的是，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沙皇被迫退位。在此次革命风潮中，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充当了运动的主角。陈独秀作文的初衷即由此而来，号召中国民众学习俄国国民的果敢精神。但这并非是此文的完全意图，从文末可以看出，陈独秀写作该文，还有一个现实的出发点即鼓励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吾国民倘有上述种种之觉悟，自应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倘仍泄愤寻仇，或希图苟免或拘拘计较吾国根本生存以次厉害，以阻外交之进行，则今既不附同盟，又不联协约，且已非中立。遗世孤立，将何以图存乎？”[2]1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中国政府也处在是否对德宣战的徘徊当中，进而爆发了所谓的“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对德宣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恐遭其将来报复。正是基于国人中存在忌惮德国军事的看法，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期，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对德外交》一文，力主中国对德宣战。并且声称：战斗力是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如果中国能够表现出勇于战争的精神，那么德国便不再敢于轻视中国。如果在宣战一事上举棋不定，那么德国人将永远视中国人为懦夫[3]2。因此，陈独秀创作上述两篇文章主要目的是鼓励国人勇于对德宣战，并且热切地希望能够从德国收回青岛主权。

再者，假如一旦德国成为战胜国，那么中国人理应振作精神，勇敢面对侵略。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毛泽东所作《体育之研究》一文在理论层面就不存在突兀的一面。在救国思想意识的深处，适时吻合了陈独秀尚武主战的思想，即体育与救国是绑缚在一起的合成概念。

二、毛泽东当时的体育思想

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来看，他不会被动地接受一种新思想，只会在现实语境中主动寻找立论的基点。笔者通过查阅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自1915年9月27日至1917年4月1日（《体育之研究》之前），毛泽东与两个人书信来往较为密切，分别是同学萧子升（通信九封），以及师友黎锦熙（通信二封）。与萧子升书信来往主要涉及学业、湖南政局等情况，其中论述篇幅较多的是1916年7月25日，对于日俄协约进行了评析。1916年7月，日俄签订分割满蒙权益的协约，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国将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让给日本，日本则为俄国提供必要的弹药补给。

对于旨在改造旧中国的毛泽东而言，《日俄协约》的签订，坚定了他改造社会制度的决心。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织之中，毛泽东经过缜密分析认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军事威胁不在于欧美，而在于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挤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4]51因此，他提醒萧子升要注意读书看报，关心时政，时刻关注日本的情况。从后来中日之间的历史走向来看，毛泽东敏锐的军事洞察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而且，毛泽东对于未来的中日战争做出了具体展望。他认为，太平洋将会成为未来世界决战的焦点。“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地，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以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胞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4]52

毛泽东考虑到《日俄协约》对于中国的瓜分企图，以及未来对日战争等因素。在此之下，中国的民众自应倡导一种尚武精神。那么作为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方式——体育，自然也在提倡范畴之中。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的黎锦熙。这封信的内容大致有两点。其一，提醒黎锦熙不要盲信昏庸的北洋政府。其二，阐述了自己对于体育的理解。“今乃有进步者：古称三达德、智、体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子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4]59不难看出，文中毛泽东之所以提倡体育，源于历史上一些知识分子不注重锻炼身体，影响教育学术的研究。并以此提醒师友黎锦熙要注意体育一事。在此之后（1916年12月9日至1917年4月1日之间的时间），毛泽东未再作倡导体育的文章。

另外该书信中的诸多论述内容在《体育之研究》中可以得到重复验证。如毛泽东在“释体育”中提到“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黯，无不知自卫其卫生者。”“鱼馁而肉败，不食”[5]55“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又如在“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中提到“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5]55再如在“体育之效”中提到“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5]56两相比较可以得知，《致黎锦熙一书》中的体育思想是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的一个重要现实考量。

由此，笔者认为，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一是陈独秀的尚武之风影响，特别是对德宣战一事，国人应该表现出自立自强的精神。二是作为毛泽东本人来讲，《日俄协约》的签订，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的爱国心理，因此鼓励国人从事体育锻炼，为未来民族独立战争作准备。从现实语境来看，毛泽东致信黎锦熙一书，直接将倡导体育作为主题加以论述。可以看作是集国家民族、个体健康等诸多因素考虑之下，所进行的理论探讨。这一点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开篇中，得到了印证：“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5]54”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将体育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有机地结合，也成为毛泽东日后开展革命工作重要的指导方针之一。在井冈山时期（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曾对战士们说：“你们要加强训练，打好野操。要锻炼好身体，才能打敌人”[6]。366中央苏区时期（1929至1934年10月），毛泽东又提出了“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6]367的体育方针。延安时期，毛泽东建议的体育指导政策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7]。因此，正是从该角度而言，重新探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背后对于深化研究毛泽东军事、政治思想不无裨益。

注释：

①同期刊登的尚武类文章还有朱如一所作的《活动与人生》，参见《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1日。

[1]尹韵公.毛泽东作体育之研究的背后[J].党的文献，2006，（3）．

[2]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J].新青年，1917-04-01．

[3]陈独秀.对德外交[J].新青年，1917-03-0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毛泽东早期文稿[A].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毛泽东体育之研究[J].新青年，1917-04-01．

[6]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7]毛泽东.为首届“体育节”题词[J].新华日报，194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