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方式变革与和谐社会建设

闫慧远，祝 青

（吉首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曾经是哲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发生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出发点问题的讨论：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人本身出发”，成为当时双方争论的代表性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人”的根本点，他们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并且认为，这里的人是指“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25。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路更应当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之根在“人”，而人的生命之源在自然，自然的为人性在实践和自然选择中生成。因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就是辩证统一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依托和基本内容；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基本规定。

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即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究竟孰为目的、孰为手段？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常见的两种不同回答是：（1）相对于社会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只是工具或手段，由此鼓励个人充当社会发展的工具，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2）社会是许多个人的联系、集合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人的发展是目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要尽可能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其实，这两种表面看来彼此对立的回答，实质上并非彼此不相兼容，而是具有相互包含、相互规定的性质。这是因为，现实的人在实际上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个体属性、群体属性和类属性的统一，所以，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仅不能彼此割裂，而且双方互以对方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和确证。倘若把二者机械割裂开来或截然对立起来，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将同时成为不现实的虚拟过程，或者说，双方的发展都将成为不可能。

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基础。在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客观地存在着自然的变化或发展的现实中介或共同基础。恩格斯指出：“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说来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418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基础，是不断地生成着、消逝着、运动着，自然的这种运动过程制约着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无论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等高级的程度，都不可能脱离自然界，更不可能悬置于自然界之外。人们每时每刻地都需要依赖自然界生存，需要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人人都必须保证自己的环境需要——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享有适宜的温度和洁净的水源，即使那些用财富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的富人，一旦断绝了他们的环境需要，比如断了水，断了供呼吸所用的氧气，他们就注定难以生存。当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作用，还不仅仅只是为人类提供自然生理意义上所需要的原初物质资料，同时还在人的全面需要和全面发展的意义上，为人类提供陶冶心境的自然质料和自然环境，在审美层面上提供精神愉悦的自然资源或供人类加工的精神产品和艺术素材。马克思曾经做出这样的论断：“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158可见，自然界或自然条件在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的重要。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同外在自然力或外部环境的彼此互动与相互生成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56-57离开自然界，不仅劳动无法进行，而且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大成问题。只有当人自身的自然力和人以外的自然力在实践中以适当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一种自然的、社会性的、现实的“合力”，才能谱写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人外有物”的自然观，是“人的活动之外有自然”的理论抽象。

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是普遍的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主体，是具有“个体独立性”的个人。这种富有个性的个人，既在经济权利和物质利益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个人的觉醒”，也在科学理性、实践能力和价值取向诸方面获得了个体的独立性。19世纪英国言论自由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的人性理论，为研究和理解“个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认为，个性就是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意志，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物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社会、传统、习俗做出判断；个性意味着多样性，意味着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性格、欲望与爱好，而且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新的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导向，几乎覆盖浸润了整个西方世界，相对于中世纪神学对人的精神禁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33-34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35于是，生产工具、交通条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迅速地被集中所代替了，分散的农村不得不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变革中，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当资产阶级意识到它“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4]37的时候，所有历史前进中的交响曲就统统跑调了、变味了，这个精心谋利的阶级不能再把个性解放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于是，当社会少数特权者的个人利益与他人的、社会的、全人类的利益处处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统治者或社会制度就不能够再促使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了，这些特权者的个人利益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合理性的临界点。

二、当代人的生存方式面临的困境

当今世界，整个工业文明的价值观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而日渐趋于萎缩和崩溃，从而令人的生存方式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土地荒漠化、沙漠化、贫瘠化

工业用地和工业生产致使土地污染，土壤退化，可耕地大面积锐减，由于人类长期施用化肥、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剂，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了农产品的普遍污染。

（二）很多物种已濒临灭绝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对自然环境的不合理干预也愈益严重。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能力，致使大量物种退化甚至灭绝。而物种退化的严重后果在实际上往往是以几何级数递增，“每一种植物灭绝后，就会有十几种依赖于这种植物的昆虫、动物或其他植物随之灭绝，而这种连锁反应会将灾难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加快物种的减少速度）。”[5]177

（三）气候异常，灾害频生

植被作为影响环境的重要参数，与气候的形成关系密切。工业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大面积破坏植被，改变了植被和大气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损坏了亿万年形成的气候环境，导致旱涝灾害、飓风、温室效应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四）资源短缺、能源匮乏

工业化大生产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装备下，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劫掠自然资源和能源，致使自然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

（五）开发过度，污染严重

工业化大规模的开采、挖掘，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河水断流；而工业排泄物如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则使江河污染、空气污染。据资料显示，世界80%的疾病都与饮用被污染的水有关。

传统的基准电压通过带隙基准电路产生，即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和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压相互补偿得到。负温度系数电压通常由一个双极型晶体管基极发射极电压得到，而正温度系数电压则由两个双极型晶体管基极发射极电压差得到[3]。文献[4]基于传统带隙基准电路，采用亚阈值设计方法，设计了一款温漂系数仅为14.8 ppm/℃，功耗为68 nW的电压源，但是该电路包含三极管和电阻，工艺兼容性较差，面积较大。文献[5]取消了电阻，大大降低了版图面积，但是依然具有三极管，工艺兼容性较差。文献[6-9]是利用亚阈值MOS管的特性设计的全CMOS基准电压源电路，功耗在百nW级。

（六）粮食和饮食安全危机

在工业化经济格局中，工业日益挤压农业，兼之人口压力加剧，人类正面临严重的世界性粮食危机。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不仅农作物多样性锐减，而且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添加剂的大量施用，饮食中绿色生态食品中所含的有利于健康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日益下降。于是，即使人们有相对充足的食物摄入，却普遍营养不良。“隐性饥饿”已成为世界问题，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走出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减缓和消除环境破坏、气候恶化、食品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但是，只要上述生态灾难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是和谐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就难以实现。而生态灾难的产生大都与人的反生态的生存方式直接相关，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土地财政”；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现代化实践经验；不加分析地照搬国内先发地区的实践经验。人们反生态的生存方式的滋生深受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双重制约。一方面，近现代工业文明在发展科学技术、繁荣商品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过度地掠夺了自然资源，损伤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元气，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峙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色会的和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性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反生态化，哈佛有一位印度裔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他由于研究自然灾害问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显示：自然灾害的原因“70%都是人为的因素，真正自然的因素实际上只有30%左右”[6]。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大国，始终需要把发展的基础牢牢置于农业经济之上。而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互为条件的密切关系，即农业的发展依赖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优化又总是与农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因此，走出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拯救和提升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方式，即围绕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问题，全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选择“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于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面临“两难困境”：一边脱贫，一边污染环境；一边发展经济，一边遭受自然的“报复”。这种“两难困境”至今尚未得到根本破解，这就急需围绕变革人的生存方式切实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31这里所包含的人的生成与自然的生成的交织偶合关系，至少可从以下几点做出理解：

1.人的生活不能脱离自然基础。人类的早期，曾经直接从自然界索取自己生活的必需品，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然界视为早期人类的生命之母；随着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人们开始用先进的生产手段加工自然物，以获取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离开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出现了可怕的裂变，人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2.自然界不仅是人类可靠的“衣食父母”，而且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伙伴”或“合作者”。人们要顺利获得自然力的帮助，就必须尊重自然物的尺度，在正确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觉为自然规律以有利于人类的形式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3.人与自然是相互生成的内在统一关系。人实现自身的现实活动，从来都是立足于一定的自然基地之上，并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过渡、相互转化，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从来不存在所谓“纯自然”的东西或“纯社会”的东西，因为人的自然的生成与自然的人的生成相融共生，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由此可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走出生态困境、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人的生存方式变革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人与自然的对峙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早期的人类，缺乏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自然强势和人类弱势的格局，人的活动和人类的命运几乎完全受自然的摆布，蒙昧的人类处于对于人类族群和大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人类历史进入到工业文明的大机器生产时代以后，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逐步从自然强势和人类弱势的关系结构转向人类强势和自然弱势的关系结构。当人类强势超过了自然的承受限度，生态环境危机就发生了，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势下，从征服自然转向亲近自然，从单纯开发利用自然转向兼而保护自然。这样的“开发富源，兼容天下”的自然情怀和思想境界，就是一份宝贵的生态文化财富。

遗憾的是，有人至今还期盼用所谓西式“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作为我国的唯一选择，否认城乡互动和城乡文化并存的重要性，漠视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环境代价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文化缺失或缺乏生态文化自觉的反映。

（二）在实践方式上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从西方到东方，积淀了一种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势不两立。在这种经济活动方式下，人们普遍面临着两难选择：发展经济要么赌上环境代价，要么在保护环境中回归蒙昧社会。这在许多人眼里是“富裕”与“贫穷”的不同命运的抉择。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缺失和环境伦理缺失的经济，是忽视人的全面需要和全面发展的经济。在现代经济替代前现代经济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地被扭曲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膨胀了人的欲望，遮蔽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工业大机器装备起来的人的生产能力，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越来越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并向少数人集中，大工业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反生态、反正义、反人类的属性，从而导致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异化。

（三）在生活方式上实现兼顾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环境需要的全面发展

人们要在珍惜自然资源、珍惜文化资源、爱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简单、朴实、环保、健康的生活，摒弃那种“占有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现代性偏见。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嬗变，使人类处于无度的物欲消费与过度的物质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现代强大的物欲享受驱动着拜金主义和GDP崇拜的泛滥，人的精神利益和文化审美需求普遍被遮蔽，人的片面需求和片面发展使人逐步沦为“单向度的人”。现代性畸形消费潮流的发源地在西方，而在那里早就有论者对此做出过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从前，人们把自己所占有的一切都保存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使用这些东西。购买一件什物的目的是为保留它。那时人们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旧越好！’今天，人们购买物品是为了扔掉它。今天的口号是：消费，别留着。不管是一辆汽车，一件衣服或是一台技术设备，人们买来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厌烦了，并急着要用一种新的型号或款式来取代旧的。购买——暂时地占有和使用——扔掉（或尽可能地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换一种更好的型号）——买进新的，依次循环往复；今天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新越好！’”[7]77-78求新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要“新”在点子上，要尽量爱惜资源，节约能源，不能因盲目消费而超越自然的承受限度，有损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四）在交往方式上实现人际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世人业已达成共识，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群体及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活动成果的协调，是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然要求。人自身的活动成果不仅要有利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自然物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把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彼此和谐共生视为终极价值关怀。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人的文明交往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人不仅要善于同他人和社会交往，同时还要善于同自然界交往。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改善人际关系的同时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保障人们环境权利的同时，要求尽其关爱自然的道德义务和环境美德，矫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分开发和消耗，治理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启蒙运动的奠基者曾经为了人的利益而高扬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即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被征服、被宰制和被剥夺的对象。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任意剥削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从当今生态启蒙的角度看,“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祸根[8]。

总之，建设和谐社会最终有赖于人本身的自强自律，全面发展，变革人的生存方式最终有赖于人本身的自觉自省，因此，人将在不断超越由于自身活动所引起的属人世界与对象世界的双重异化中，逐步通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彼岸。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黄万盛.人文关怀的历史反思[J].现代大学教育,2009，(1).

[7][美]埃利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8]王治河.中国的后现代化与第二次启蒙[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