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改革的代价及其解决

周传志

(漳州师范学院 体育系,福建 漳州　363000)

代价是“一种被否定和牺牲的替代性价值”，是“历史进步过程所客观选择的主导价值趋向对其他价值形态的抑制、否定和牺牲”。[1]代价与发展是同时存在的。中国体育发展和改革必然伴随着代价的发生。所以，体育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求得再生之路的过程。[2]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发展的代价是客观的必然，我们无须对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代价过分忧虑，因为在付出代价的同时，我们总能得到另一方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代价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代价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没有发展就无所谓代价。

1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改革的可能代价

代价是一个“对现代化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成本效益’‘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概念”[3]。在体育改革之前，体育发展也曾付出一定的代价，有些还是严重的不必要代价。不过在“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和“举国体制”下，被涂抹上过重政治色彩的体育在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问题一直是很少有人关心。体育发展方向的转变就是要在科学的体育发展观指导下，改变发展过程中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行为，促进体育的社会化，通过市场进行必要的体育资源配置，通过法律制度监督体育行为和体育市场。当然，这种改革必将带来新的发展代价，这种新的代价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竞技体育出现起伏和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非正常手段，不惜一切代价，靠资金、人员的高投入，使竞技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体育改革要转变这种状况，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乎更多社会公民健康和娱乐的社会体育中去，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将更理性，更讲求效益。可以预料的是，这有可能造成竞技体育成绩的滑坡。

同时由于采用资源的市场配置，可能致使体育项目的不均衡发展。其实在改革之前也存在体育项目的发展不均衡，主要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调节体育资源以保证金牌数量，而改革后的项目不均衡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使有基础和条件的项目摆脱干涉而更快发展，也使无市场的项目由于资源供给出现断裂而出现萎缩，不得不通过主动调整来适应，否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关于体育项目的分化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点源型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单纯依靠少数几种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如石油)，且这些产业的产值占GDP很大比重，那么这种经济就属于“点源型经济”。由于过于依赖某种产业，该国或地区的生产、资本、技术、人力等均会向其集中，这样固然使该产业越来越强，但也导致其他产业进一步弱化。如果我们的金牌过多依赖跳水、举重、乒羽、体操、射击等几个项目，那么蹼泳、马拉松等项目在获取资源方面就只能排在后面；而如果我们的经济利益是从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中获取时，举重、跳水等项目可能因市场原因会被弱化。

1.2　改革使部分人的利益受损

改革都只能是一个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即改革过程中，若不使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有所损失，就不可能推进制度变迁，也就不可能在以后使大多数人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既得利益者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会跳出来反对改革。

如酝酿中的体育改革，将撤销各项目管理中心，具体事务由去行政化的各项目协会管理。这样一方面可能导致部分原利益获得者被排除在外而丧失利益，另一方面管办分开可能使其手中权力削弱而丧失利益。更由于前面所说的项目格局变化使部分运动员、教练员不得不退役、下岗。

1.3　体育改革社会成本增大

体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但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和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人们主动参与体育和体育消费意识还不是十分强烈，承担体育社会化和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尚嫌不足，我国体育社会化的基础较薄弱。体育改革社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体育的社会成本增大，由于目前的社会现实，可能导致社会体育的发展将放缓。

1.4　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被剥夺

体育商业化和产业化就是将体育发展从计划经济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走向市场，使体育从以前的那种纯消费性的事业变为一种能带来赢利的产业部门，这种改革将使体育的发展焕发青春，迸发出新的活力，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体育的热情。但体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也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一个缺点，那就是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主体的目标是通过体育市场要素的重新组合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必然使弱势群体在体育市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虽然国家有保障社会大众从事体育活动权利的承诺，但社会体育投入的效益预期长、群众健康状况评价指标复杂，而官员的任期短，评价指标简单，使地方官员(包括体育局的官员)自然喜欢投资短期见效的项目，如建一个豪华场馆(不管有无实际开放及运营成本)、搞万人爬山、万人长跑(而不管是否能长期坚持和是否有场地设施)。这对任期短的官员是理性的，毕竟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折现率很低。但普通群众则成为受害者，在一次次宏大的体育形式主义运动背后仍无处健身。

1.5　容易滋生腐败

中国体育进行社会化和产业化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背后往往是行政手段在起作用。在正常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过程中，行政权力仍对财富、利益分配起重要作用(主要是由于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于是，原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亲朋好友，在体育改革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利用体制转轨，在利益分配中大捞特捞。甚至与体制外的资本方通过交换，组成利益集团，共同发财，侵吞国家资产。

除此之外，体育的市场化还可能出现一些短期行为，如高尔夫球场滥采地下水、使用农药、杀虫剂和化肥等，对环境产生破坏。

2　化解体育改革代价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2.1　科学认识体育的价值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某种有用性，即客体的属性、结构对主体的需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4]。体育价值是指体育活动或体育项目对于从事体育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有用性。是“体育这一客体与主体(人和社会)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5]。体育价值观是体育的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者说是关于体育价值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是指导人们对体育问题作价值判断、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6]。

体育价值观受社会存在、社会文化、社会价值的影响，体现着主体的认识和实践对象、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主体的行为取向和价值目标等诸方面的统一，既蕴含着主体对体育价值属性的认识，又体现着主体体育价值取向，体现着主体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和要求[7]。价值的判断既取决于客体自身的属性(或功能)和结构，也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体育的价值判断同样如此。它受人的身体状况、体育经历、文化程度、经济条件等影响。其形成还与实际生活中体育功能发挥程度有关，当体育发展水平还较低下、体育功能的发挥还不充分之时，人们对体育的感知就相对肤浅，认识程度和范围也很受局限，不但对体育的多种功能和价值没有全面理性的认识，而且往往过分看重体育某方面的价值而导致片面体育价值观。在当前，人们对于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健身，还有娱乐、交际、健康、发展等多种需要，体育的价值就在于对于这些需要的满足。

2.2　正确判断体育发展的效益

与体育发展代价紧密相连的是体育发展的效益问题。效益是指产出与投入的差值，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效益越好；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少，效益越好。效益通常情况下是在经济学领域来讲的，但效益并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有的效益不表现为经济效益，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我们可以按照体育是否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将其分为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两个部分。在体育产业领域，我们所谈到的效益主要是指经济效益，而在体育事业领域，我们所谈多指社会效益(当然在体育产业领域也不能忽视社会效益，体育事业领域也应该将经济效益作为发展过程中思考的重要内容)。

体育的经济效益是显形的，容易受到重视，而社会效益则不容易计算，其效果也往往是滞后的。在判断和计算体育发展的社会效益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体育的政治效益、教育效益、健康效益、文化效益等；体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重点：在体育产业领域，自然主要关注经济效益，而在体育事业领域则主要关注体育的社会效益。

2.3　准确定位体育产品的属性

体育的产品属性定位直接影响体育政策制定。若将体育的产品属性定为私人产品，那么其发展效益就主要看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就需要采用市场的发放来进行；如将其产品属性定为公共产品，则其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来进行调控。

历史经验表明：将体育产品完全定义为私人产品或公共产品都是错误的。因为体育自身是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中既有体育的集体消费品(公共产品)，也有私人消费品，还有部分属于准公共产品。社会体育的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应是政府无偿或低价提供给广大群众的，而技能培训、一些如高尔夫、保龄球等项目则属于私人产品，应本着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进行运作。学校体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其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政府应免费提供的服务，而非义务阶段可以采用一些适当收取费用举办俱乐部的形式进行。竞技体育的大部分属于私人产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体育社会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更是明显。

3　结论

中国体育改革必然是一个以付出代价换取发展的过程。改革的代价既有必然代价，也有因各种失误或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必要代价。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改革可能会降低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发展速度，必然会致使一些人的利益受损，也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成本增大、弱势群体权利受影响及发生腐败。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解决体育价值定位、效益判断标准和体育产品属性界定等理论问题，也要通过体制创新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怀玉.马克思的“历史进步代价”理论与发展问题[J].哲学研究，1993(6)：12-15.

[2] 周传志.当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发展观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4.

[3] 王雅林.“代价“范畴及其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3)：74-78.

[4] 毕志国.价值与价值观：主客体深层关系及规定[J].学习与探索，2000(4)：52-57.

[5] 鲍明晓.体育价值的哲学思考[J].体育文史，1999(1)：9-10.

[6]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50-51.

[7] 丁秀娟. 我国城市女性体育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学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3(4)：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