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文学出版平台——论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

付昌玲

(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温州325035)

大东书局是1916年成立，总部设于中国上海的一个重要民营出版发行机构，从其创办到解体只有33年时间。在这33年时间里，大东书局在通俗文学期刊出版方面独具特色，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接受。

一 大东书局通俗文学期刊出版概况

通俗文学期刊的出版是大东书局的一大特色，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和周瘦鹃都曾在大东书局主编过通俗文学期刊，他们在当时有着广泛的读者市场，在担任大东书局期刊主编的时候，给书局带来了优质的刊物和更多的忠实读者，当然还有可观的出版利润。

(一)周瘦鹃主编的《半月》

《半月》是1921年中秋节周瘦鹃独自创办的一个刊物，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半月》总社曾这样描述过此刊:“自胎生以至于现在，精神始终不懈，海内外读者，无不啧啧称赏，推为杂志界的‘霸王’。”[1]297《半月》创办的动机源于《礼拜六》周刊，当时周瘦鹃把中华图书馆已停刊3年的《礼拜六》杂志给办复活了，每次的销售量都很高，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周瘦鹃察觉到这种纯小说周刊在市间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再办一个此类刊物来满足市场需求，因为1个月的出版周期太长，1个星期周期又太短，遂定半个月出版1次，名字也定为《半月》。

《半月》创刊之初就具有自身独特的办刊特点。首先，采用30开纸张印刷，与当时的32开普通印刷区分开来，自成一派。其次，刊物内中编制，每篇小说都会附带一篇杂作，后面都会加上《我之试作》、《问题小说》等类。《我之试作》是为初学写作小说的人特别开辟的专栏，《问题小说》是请张舍我先生负责的，每篇文章都会提出一个不能被解决的问题供读者研究，这两种新创与读者达到很好的互动效果。

此外，《半月》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

向众多当时著名的作家求稿。包天笑、王钝根、江红蕉、徐卓呆、程小青、袁寒云、天虚我生、孙癯蠖、李涵秋、沈禹钟、范烟桥、胡寄尘、张舍我、何海鸣、陈小蝶、张枕绿、程瞻庐、毕倚虹、严芙孙、海上说梦人、许指严、刘豁公、孙了红、王爱生等当时有名的作家或者与周瘦鹃通信的文友，都大力支持《半月》的出版，为杂志提供了很多优质的文章。包天笑作为当时小说界的前辈，自《半月》创办以来就一直支持着它的发展并给其撰稿。

特号的编辑出版。《半月》善于运用“特号”作为出版噱头，这种专题增加了趣味性，同时引发了发行高潮。当时的《晶报》记者马二就说，杂志中出版特号就好像打了吗啡针。《半月》出的特号中，产生很大影响的有“儿童小说号”、“侦探小说号”和“春节号”。在“儿童号”中，《半月》请了天虚我生、王钝根、沈禹钟、袁寒云、孙癯蠖等人来写各自的童年顽皮史，回忆当年。《半月》还筹备三、四个月，举办了当时的儿童照片比赛。当时全国各地很多人寄去照片，由《半月》社的人公决，初选20名，在当时第16号“儿童号”中刊布，再由读者复选，共得投票4 500 多票[1]235，得出前3 名，并予以颁发半月形金牌银牌作为奖励，参赛照片，杂志都给以珍藏，作为各地投稿小朋友的纪念品。这个儿童照片比赛活动做得有声有色，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侦探小说在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读者，于是周瘦鹃设一期“侦探小说专号”集中收集此类文章，来满足读者的需求。程小青是民国时中国侦探小说的能手，他把《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杰作都供给杂志，如《自由女子》、《怪别墅》、《霍桑的小友》等，曲折有味，不落窠臼。张舍我和周瘦鹃合译的英国《福尔摩斯侦探案》作者柯南道尔的《皇冕宝石》、《雷神桥畔》作品，也刊登在杂志上。袁寒云平时就爱看侦探小说，特为杂志作《万丈魔》，有法国亚森罗平案的味道。《半月》还不断翻新花样，到第15号起，专辟《侦探之友》一栏，请赵苕狂做主事，并为之作《钻祸》、《儿戏》、《理想与实行》、《窗》、《来去自由》等，耐人寻味。张碧梧还为之作长篇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连载24号。“春节号”是恰值新年时候所设的一个专号，请王钝根、包天笑、何海鸣、李涵秋、袁寒云、毕倚虹等人作的，各说自己儿时的新年。每篇文章前都要画上小像，还要画上小孩子的衣服，有的坐在祖父怀中，有的骑着竹马，还有的提着状元灯，颇有童趣。王一之在任职驻奥中国公使署秘书时，还把这个“春节号”给维也纳报界中人看过，获得了报界中人的大力称赞。

(二)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

因为《半月》得到了广泛的美誉，被推为杂志界的“霸王”，杂志社决定大换一番新花样，连名字也改造一下。于是《紫罗兰》继《半月》横空出世，并又新创了一种尺寸版本——20开。不到6年的时间内，办得也如火如荼。

《紫罗兰》创刊于1925年12月，停刊于1930年6月，共出刊4卷96号，是一份流行于1920-30年代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期刊。它既承续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传统的血脉，又根植于1920-30年代上海上升期中的现代化土壤，出刊期间始终很流行，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

《紫罗兰》的作者都是中国的名家，杂志特约海内名小说家数十人撰述，每期都有特载，刊登在卷首，短篇小说至少在5篇以上，都是佳作。杂志尤其重视长篇小说，特请包天笑、陈小蝶、王小逸担任主要撰稿人，包天笑为刊物作《玉笑珠香》，插入上海社会的艳风秘史及时髦女子的装束习惯等，大为可观。陈小蝶则作《画狱》，写近代的艺术家们，“纤微逼露，言情处尤问靡动人”。王晓逸著《金迷纸醉录》，用酣畅淋漓的笔法，写尽社会上一切男女的鬼蜮之事，读而不厌。3部长篇小说按期刊载在杂志上，一年载完。杂志还偶尔登载一些谈诗论词的文章，另请一些名家著述各种趣味小品文字，或者关于社会片段的记载，以期符合各类读者的需求。刊物还设有另外一些门类，如《妇女之乐园》、《儿童之乐园》、《新问题》、《说林珍闻》、《小天地》、《趣闻趣答》、《读者俱乐部》、《侦探之友》、《妇女与装饰》等，大为丰富了刊物的内容。

具体来说，周瘦鹃在担任主编时，不仅融汇了当时通俗文学期刊编辑理念的共性特征，而且贯通着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生经历、情感创伤等因素交织而成的个性气质。日常生活的叙事是周瘦鹃《紫罗兰》编辑的主要风格。《紫罗兰》杂志偏向于女性定位的格调，成为一份女性时尚杂志。

周瘦鹃编辑的期刊《紫罗兰》，表面看仅仅只是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创作的平面展示，不同于新文学急风暴雨、摧枯拉朽式的意识形态革命。但是生活政治的无声润物在杂志中却体现出无比的力量，使得读者不自觉地喜欢和全身心地靠近。《紫罗兰》中描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故事、爱情故事，看似是削人心智的描写，却给读者另一种震惊式的讨厌，甚至进一步瓦解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秩序与规则，使得依靠这些秩序规则的人们张皇失措于日常生活中，质疑并产生深刻的解构性。

《紫罗兰》编辑视角不仅利用文学作品，还通过紫罗兰画报、广告、图片(风景摄影、名画、扇面、名人、明星照片、时尚封面美人、私人日常小照)等手段，同样以“商品”和“日常”为切入口，全面叙述1925-1930年上海多元裂痕的本土性现代化、沪上商业文化和民众生活状态。

这种多元化展示的编辑风格，存在于《紫罗兰》的“时尚叙事”中，表面上似乎展示出无逻辑的状态，实际上却是以“时尚叙事”为内在逻辑的编辑理念。这样的理念既符合商业文化的操作，又适应通俗时尚期刊的读者市场，更顺应现代社会多元的文化生存状态。

周瘦鹃的编辑理念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时尚叙事”风格，成为《紫罗兰》编辑中最有价值的成分。

后来大东书局将杂志上的作品分门别类集结成书，以言情小说、家庭小说、武侠小说、滑稽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短片名作汇编等类别来号召读者，以广招徕。

(三)包天笑主编的《星期》

包天笑(1876-1973)，原名包天毅，字郎孙，曾用拈花、钏影等笔名，江苏吴县人。1901年因与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而步入文坛，创办了当时很多有名的杂志，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其小说多以政治、言情、武侠、教育等为题材，以消遣和游戏为宗旨，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一代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张恨水等人被称为“五虎将”，包天笑则被列于首位[2]。在担任大东书局《星期》主编的时候，包天笑已经是《时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小说大观》等杂志的主编了，他所编辑的杂志在当时都取得了很高的评价，各大出版社纷纷邀请他做主编。他所主编的大东书局期刊《星期》于1921年创办，每周1期，刊物的封面用红色字体写着“星期”两个字，字的下面有一张彩色配图，每期换一次，配图栩栩如生，颇有意思。

包天笑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注重在文章选取上下功夫，力求与刊物的价值取向一致，他编辑的文章颇能代表当时的文坛风气。除了自己定期写文章发表在本刊物上，还采纳了范烟桥的《生活之歌》、《海天雁影》、《绿叶成荫子满枝》等，张毅汉的《生儿的报偿》、《男女同学》等。另外化名为老主顾的江红蕉是由包天笑提携而出名的，他的《交易所现形记》在《星期》上获得了很不错的反响。

范烟桥、江红蕉、周瘦鹃都是包天笑一手提携而成名的，他们长期在包天笑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几乎都受包天笑文风影响[3]，写的小说多是言情、世俗、武侠等题材，都是以游戏和娱乐为目的出现在《星期》上。因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在当时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所以《星期》自然办得不错，成为大东书局初期的一个期刊支柱。

二 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特点

(一)启用当时知名的通俗文学作家

大东书局无论是文学书籍还是刊物，都刊载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们由当时知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发表，这类作品占了书局出版数量的很大一部分比重。通俗文学作家在当时主要是指“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作家，其作品比较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是一种反应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与当时的“新文学”、“纯文学”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读者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周瘦鹃、包天笑及其“鸳鸯蝴蝶派”的成员，以及大东书局期刊中的分类特号小说中的作家，如侦探小说中的程小青、孙了红、赵苕狂、袁寒云等人。他们作为当时有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为大东书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创作品和翻译稿。

在通俗作品的出版中，大东书局也有了自己的“御用文人”。这主要表现在书局的创办初期。1920年代大东书局的御用作家就是周瘦鹃和包天笑。包天笑于1922-1923年为大东书局编辑《星期》周刊，大东书局出版了他的很多书籍，如《上海春秋》、《甲子絮谈》、《家庭说库》、《说海精华》等，自然他成为大东书局御用文人之一。周瘦鹃这个办刊和翻译同样优秀的作家，一直是大东书局最青睐的作家和编辑。大东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的很多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他不仅主编了大东书局期刊《游戏世界》、《紫罗兰》、《半月》、《紫罗兰片》，还为书局提供了翻译稿《欧美名家小说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及欧美作家莫泊桑、勒白朗等人的著作，大为丰富了书局的出版数量。这两人是大东书局的代表性御用作家，更是当时知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两个人的著作代表了大东书局初期的经营理念和出版方向选择，对于研究初期的大东书局出版情况有重要意义。

(二)分门别类进行出版

大东书局另一个出版特点就是将作品分门别类进行专题出版。这点和书局期刊中的“特号”类似，都是通过一个主题来收集作品，集结成类进行出版。除了基本的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杂记、戏剧、童话等种类的划分之外，大东书局还将杂志上的文学作品进行分门别类地出版，这不仅是大东书局早期的出版特色，也是大东书局在当时的整个出版界的特色。

因为杂志都是按期出版发行，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像书籍的出版可以多次印刷，所以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好作品的“浪费”，利用程度比较低，很多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不能集中收集，比较零散。于是大东书局根据自己的出版策略，同时迎合读者的趣味，将《半月》、《紫罗兰》等杂志上的作品集结成书。分门别类以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教育小说、理想说、滑稽小说、短篇名作汇编等书目进行出版，号召读者，以广招徕，这也算是大东书局出版策略上迈出的华丽一步。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其成员零散的作品被大东书局以书刊的形式集中出版，这不得不说是对“鸳鸯蝴蝶派”创作的一个鼓励。

三 大东书局通俗文学期刊出版的文学史意义

根据范伯群给通俗文学的定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清末民初以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4]。这是现代人对通俗文学的一个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但是当初通俗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伴随着批判和怒骂声前进的，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仍有那么多的作家坚持自己的创作是难得又可贵的。大东书局用出版的形式记录下了曾经的历史，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通俗文学出版史财富，是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出版的一支坚实力量。

侦探小说以其善于表现和反映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欲望特点，从被传入中国开始就受到了作家与读者的关注，无论其他文学种类怎么发展，它都被贯之以极大的热情来创作。由于侦探小说的核心矛盾是生与死，很容易将读者直接置于不平静的阅读情绪中，引起很大的阅读参与性，所以很快也很容易抓住了读者的兴趣。程小青是一位致力于侦探小说创作的人，在模仿外来翻译的同时不断寻求创新，并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作品中的形象有很多成为经典，在读者的心目中成了不可亵渎的“神探”，如《霍桑探索》，培养了一大批的“霍迷”，在读者心目中，霍桑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所敬仰和崇拜的人。张碧梧曾写过一篇《双雄斗智记》，写霍桑与三星党的斗争，引起了读者的不满，说把霍桑刻画得蠢如鹿豕，并写信给《紫罗兰》主编周瘦鹃要求更正。程小青特别强调侦探小说应该表现科学的侦探术，还专门撰述科学鉴定方法，对侦探科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很大借鉴作用，他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巨擘”、“宗师”，这也是当之无愧的。孙了红是另外一个侦探小说巨匠，他主要是致力于犯罪心理学的曝光，把心理作为切入口进行侦探小说创作，被称为中国的“勒白朗”。他参加了大东书局出版《亚森罗苹案全集》的白话翻译，还有他的《血纸人》、《三十三号屋》等作品都是通过心理分析，追寻犯罪事实，探究罪犯真凶，引人入胜。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亚森罗苹案全集》，周瘦鹃是主要的策划者、组织者和译者，他无疑是把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出力最多的人之一。周瘦鹃编辑的《半月》、《紫罗兰》、《游戏世界》，这些刊物无不把侦探小说作为一个主要的栏目推出，或译作，或创作，或评论，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侦探小说还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停顿、拆散、穿插、颠倒或折叠，都是侦探小说开辟的新的时间叙述模式，这种特有的美学特征不仅有着“破冰”的意义，同时也适应了中国传统小说改革的阶段性，还给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提供了最佳的过渡模式，极大促进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

通俗文学期刊是通俗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也是大东书局用来提高自我知名度的工具。《半月》和《紫罗兰》就是大东书局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集中营。这两个文学期刊继承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传统，在都市社会的中下层生活的反映上显示出特点，尤其是对都市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痛苦生活作了很有价值的文学记载。毕倚虹的作品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其《吃人家饭的第一天》写一个12岁的小女孩阿宝第一天到主人家做丫鬟的故事，划火柴、打扇子、被主人骂……作者的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北里婴儿》则是写一个妓女深受多重压迫的悲惨故事。徐卓呆的《赤裸裸的男子丑态》写一位丑女没有钱时被男子们百般嘲笑，但是有了钱之后男子们却甘愿被丑女玩弄，揭露了当时社会金钱的作用。张舍我的《父子欤夫妇欤》写老父亲在上海荒唐几年后抱了一个亲生女儿回家，多年后，儿子又到上海竟要与当年与父亲同居生女的妓女结婚。这个故事冲破了传统的人伦关系，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性。类似的还有王小逸的《春水微波》，表现了当时都市生活的恶劣风气。这种“记叙”、“写实”的意义不仅在于通俗文学的自身发展，更具有史实性的价值，对当时社会风貌的记录有重要作用。这些通俗文学作品抓住了中国文学最大的读者群——市民阶层，作品中包含了都市几乎所有的人文景观，读者读来十分亲切，有共鸣。而且，文学杂志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贴近读者，读者容易接受，这都是通俗文学所宝贵的东西，恰恰也是新文学作品所抛弃的，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都是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证明，通俗文学不是“害人的文字”，更不是“排泄物”。此外，这些作品以“通俗”的方式和文字传达给读者，比新文学只针对较高知识修养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广泛的宣传力和启蒙作用，真正做到了“文学大众化”，使文学大众起来，通俗文学对中国普通大众的启蒙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侦探小说”，抑或文学期刊中的通俗文学作家，都为通俗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无论是从题材还是从写作手法上看，这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加之大都市的经济繁荣，读者增加，印刷技术不断进步，出版行业大大发展，这类作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现象。正是这些作家使通俗文学更有理由立足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他们继承并弘扬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是他们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为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与元素，满足了都市经济大发展时期的读者需求，摆脱了文学的政治性，用文学的、纪实的笔法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大东书局出版的所有通俗文学作品都是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1]王智毅．周瘦鹃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赵朕，王一心．文化人的人情脉络[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209．

[3]郑逸梅．味灯漫笔[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9：23．

[4]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新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