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的文艺启蒙思想

朱叶芳，曾凡解

(1．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51;2．国防科技大学政治部，湖南长沙410007)

启蒙主义在中国是与民族救亡运动相伴而生，建立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痛楚经验之上的。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到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鲁迅那里，文艺和启蒙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启蒙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先决条件。受到鲁迅“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1]的胡风，用他一生的文艺实践坚持和发展了鲁迅开创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现实主义传统。

一 启蒙主义:胡风文艺思想的基点

1936年，胡风在其第1本评论集《文艺笔谈》的序言中写道:“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底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这种自觉地把文艺和服务人生紧密联系起来的文艺主张明显是继承了鲁迅开创的启蒙现实主义传统。

胡风对启蒙现实主义的继承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理论，他还将这一传统付诸社会实践。胡风曾是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艾思奇、胡绳、何干之等人同为“新启蒙运动”重要阵地——《读书生活》的编辑[2]。胡风的许多观点其实就是倡导“新启蒙运动”同人的普遍观点。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新启蒙运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五四启蒙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起了作用，而“大多数老百姓，还在醉生梦死里，还被迷惑在封建思想的氛围中”[3]203。胡风认为，那时代的读者“虽已离开指鹿为马，但还不免鸡鸭不分”[4]473，大众文化水平不高，身上又带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所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状况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起着阻碍作用。因此，需要发动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即“新启蒙运动”，以完成五四启蒙所未能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用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去唤醒那些“还在醉生梦死里，还被迷惑在封建思想的氛围中”的“鸡鸭不分”的大众，“以作政治的预见”或“作它的辅助”[3]205，最终确保民族战争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风同样把启蒙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在1948年2月20日和3月15日致阿垅的信中说到:“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每一工作……甚至行文、用字，现在都得非为争取大众性而郑重努力不可的。已经到了作文等于作战的情形了。否则，辛苦追求到的东西容易让人糟蹋掉。无论如何，要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4]24-261954年1月，胡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鲁迅先生的杂文时指出:“要有革命运动就要有一个思想斗争，要有启蒙把人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先锋队伍，这样才能够革命，革命也才会成功。”“他(指鲁迅——引注)曾说，必须先有启蒙，有思想斗争，然后才有实际斗争。”[5]77-781978 年 12 月，尚在四川第三监狱的胡风在听说中央正在逐步纠正“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以后，“不断地实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再启蒙，更普及，更深入，更和实践有机地结合着向前发展，一定要出现一个思想上光华灿烂的新时期”[5]759。毋需更多材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种贯穿于胡风整个文艺创作和评论的精神，那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这是他从事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内在驱动力和价值取向。可以说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是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点，是理解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钥匙。

二 胡风启蒙观念辨析

胡风从五四启蒙传统，主要是从鲁迅开创的启蒙现实主义那里接过了“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文学观念，并把它贯彻到自己一生的文艺活动中去。厚厚10大本《胡风全集》中有关启蒙的论述很多。启蒙在胡风那里最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1层含义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蒙”。它指包括通过识字运动、狭义的宣传剧本、墙头诗、街头剧等进行的普及、初步的启蒙教育。在胡风看来，这种大众的启蒙运动，即初步的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基础性的普及工作应该排在其他工作的前面。在文艺创作上，胡风对“启蒙的文艺教育活动”和“分析的文艺创作活动”，“艺术力高的文艺”和“宣传力广的文艺”做了严格的区分，但他反对把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他认为二者是“同归”的“殊途”，它们有着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共同目标。前者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相当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高。胡风之所以强调“初步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从五四启蒙运动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胡风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合大众的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使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这是文学运动基本内容，也是大众化问题的基本内容。”[6]503应该说，胡风这一论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多一开始就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希望通过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来唤醒劳苦大众自我意识、“人”的自觉意识。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在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与广大的劳苦大众并无多少关系，以至有人攻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文学，是一种应该扔进历史垃圾箱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虽然遍及全国，但其主要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一些所谓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聚积在这些“文化中心”，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大众中去进行切实的启蒙工作，这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脱离大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劳苦大众受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之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能识文断句的不多。他们根本无法阅读新文学作品，又怎么可能通过新文学获得新思想、新观念呢?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胡风强调初步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

胡风对启蒙的第2层理解是在初步启蒙教育的基础上用先进的人生观、世界观去照亮、启发大众，帮助他们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就是要“从民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诱发并且养成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由这参加战斗，同时又会从战斗里面涌出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继续成长，‘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这样地，我们的所谓‘宣传’、‘动员’，就能够成为改造‘今天的状态’的‘经常的运动’……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迎头赶上’现代文化，‘使自己的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获得更进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潘梓年语)”[6]542。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在当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何干之在《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页就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启蒙的含义:“启蒙二字，从它的字义来说，是开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更显浅一点说，就是解放人们头脑的束缚，教他们耳聪目明，教他们了解为什么，了解怎么做。”[3]1刘少奇曾在《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的讲演中指出，启蒙就是要使广大劳动人民“从黑暗、愚昧、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他们对于现实，对于前途，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新的希望与新的理解，……使他们从长期受人奴役欺压驯服的状况中挺着胸膛站起来……成为各方面的活动的积极的因素”[7]。

综上所述，在胡风那里，无论是启蒙的第1层含义，还是第2层含义，启蒙者都是以一种从上而下的俯瞰的姿态，扮演着先生、导师、先知的角色。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胡风一人在扮演先生的角色，几乎所有抱着启蒙观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扮演先生这一角色。知识分子这种先生的身份是由中国文化传统与具体的历史环境所赋予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师道尊严和“填鸭式”的被动教育，使中国劳苦大众自然地把先生当作真理的化身，不敢对先生传授的知识提出质疑。这就使他们逐渐丧失了主动、积极、独立探讨真理的能力，而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先生的灌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读书人特有的优越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一般都乐于认同、接受“先生”这一略带几分优越感的身份。在包括识字运动在内的初步的启蒙教育中，启蒙者(知识分子)自然必须要做先生。要使“鸡鸭不分”的大众懂得《抗战千字课》、《绘图抗战常识》之类的东西，必须通过“先生”的讲解，知识分子想不做先生都不可能。而用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去启蒙大众，虽然是比“发蒙”进了一步，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发蒙”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扮演的依然是“先生”的角色。对大众的启蒙其实是先生对儿童“发蒙”的扩大化。胡风这种启蒙观念一方面有传统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从斯大林关于作家应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观点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他对自己手中的真理确信无疑，并用这一真理向大众布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布道，能让大众接受自己宣传的真理，从此改变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启蒙可以用“启蒙者以一种真理(人生观、世界观等等)去启蒙(改造)被启蒙者”这一简单的句式来概括。

[1]胡风．胡风全集：卷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84．

[2]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275．

[3]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M]．上海：生活书店，1947．

[4]胡风．胡风全集：卷 9[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胡风全集：卷 6[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胡风．胡风全集：卷 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7]胡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卷1[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