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三)
——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考辨

汪信砚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要正确地评价李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不能不全面地考察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中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论著的译介。然而，正如笔者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和《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中所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李达著译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作了哪些译介和有些什么译作①参见汪信砚:《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6期;汪信砚:《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学界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谣传上，而且也表现在人们对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之说的轻信上。作为对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进行勘误的系列文章之一，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波卡洛夫《世界史教程》的问题作一考辨。

一、关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广泛讹传

我在考证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曾经指出，现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李达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封面上标明编写于1964年10月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分“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开列了1919年至1963年间李达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译，并附有“翻译书、文目录”、“现存手写稿目录”和“未发表过的讲稿或报告稿目录”三份材料。其中，“附一 翻译书、文目录”又包括“译书部分”和“译文部分”。与目录主体部分(含“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的内容一样，附件一“译书部分”在列出李达诸译著时一般都标明了原著者、字数、出版地、出版年月、馆藏地及索书号，但其最后所列三部译著除书名外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①汪信砚:《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其中一部是“世界史教程”②《李达著述目录》，武汉大学档案馆，档号RW75 1966－3。。

这份《李达著作目录(初稿)》未标明编写者，但其内页上写道:“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很少，已编成的这个目录还只是一份不完整的初稿，现在把它打印出来，为的是使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不致散失了，以待有机会再慢慢补充。”这段文字表明，该李达著作目录并非李达本人所编，也没有经李达本人订正。同时还可推定，编写者所说的“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不可能有《世界史教程》的译著文本，否则该目录不会不标明这部译著的有关出版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李达研究者包括曾勉之、王炯华、宋镜明、丁晓强诸先生，都在有关论著中断定李达曾经翻译过波卡洛夫的《世界史教程》。1982、1985年，曾勉之先生先后发表了《李达著译目录(初稿)》和《李达著译要录》，其中均列有这样一部李达译著:“世界史教程(译著)③曾勉之:《李达著译目录(初稿)》，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曾勉之:《李达著译要录》，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2 辑，1985年12月编印，第141页。。1988年，王炯华先生发表了《李达著译年表》，首次明确了李达这部译著的详细出版信息。他在记述李达1938年的著译活动时写道:“4月，与人合译波卡洛夫等《世界史教程》一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分五册装订。”④王炯华:《李达著译年表》，载王炯华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几年之后，王炯华先生在其《李达年表》中写到李达在1938年的著译活动时大体上重复了这段话:“4月，与人合译卡洛夫等《世界史教程》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分五册装订。”(见王炯华:《李达年表》，载王炯华等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其中的“卡洛夫”疑为“波卡洛夫”之误。王炯华先生的这一记述，基本上为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如宋镜明、丁晓强等人所采信。其中，宋镜明先生在此前发表的《李达年表》、《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和《李达年谱》中均没有提到李达的这部译作⑤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1890－1966)》，《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宋镜明:《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图书情报知识》1985年第4期;宋镜明:《李达年谱》，载宋镜明著《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而在此后的《学界泰斗 一代宗师——论李达同志的学术地位与作用》一文中则改称李达有这样一部译著:“20年代末至30年代，他又亲自译出12 部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其中包括“《世界史教程》(合译)”⑥宋镜明:《学界泰斗 一代宗师——论李达同志的学术地位与作用》，载宋镜明编《李达与武汉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同样，丁晓强等人也转述了王炯华先生的记载:“一九三八年 世界史教程 李达与人合译，笔耕堂书店4月出版，分五册装订。”⑦丁晓强、李立志:《李达著述年表》，载丁晓强、李立志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近30年来，上述关于李达曾与人合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说法被国内外学界广为转述和引用⑧这一说法甚至也流传至国际学术界并为国外学者所引用，见Nick Knight，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pp.114－115.，李达等人对该书的翻译似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为了弄清关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传言是否属实，笔者曾在国内外图书馆和各类文献数据库中对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进行了长时间的大面积搜寻，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有效证据或信息，既未找到李达这部译著的原始文本，也未见到任何对它的引证、介绍或评论。考虑到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和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对中国史学研究曾经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如果李达确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出现上述情况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即使是那些比传说中的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出版时间更早的该著中译本，也是不难从国内外有关图书馆或文献数据库中找到的，并且还曾有过对于它们的各种具体记述、引证、介绍或评论。有趣的是，为纪念李达诞辰120 周年，湖南省有关方面于2010年编辑和出版了一部《李达画传》，书中赫然刊载了人们传说中的李达与人合译《世界史教程》的封面照片，这张古色古香的照片上只有“世界史教程”的书名，而没有标示原著者、译者和出版机构⑨陈光辉主编:《李达画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乍一看还真以为它就是民国时期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原始文本的封面，但它终究不过是编者在找不到该著原始文本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张冠李戴。只要翻开这部《世界史教程》一看就会发现，虽然该书确为波卡洛夫(该译本译为波查洛夫)等人所著，但它实际上是由许仑音翻译并由北平全民报馆骆驼丛书出版部刊行的原书第二册。根据上述这些情况，笔者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本不存在一部由李达与人合译、由上海笔耕堂书店1938年4月出版的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人们关于李达曾与人合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讹传。

二、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是一部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它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一出版就受到中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并曾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人们讹传中李达所译的这部著作，原名为《阶级斗争史教程》(或译《阶级斗争史教科书》)，由苏联历史学家波卡洛夫(L.A.Botcharov，亦译为波克诺夫、波查诺夫或鲍恰罗夫)和雅尼夏尼(A.Z.Yoanishiani，亦译为约尼西亚)合编，由本迁诺发(L.A.Bentzianova，亦译为本迁诺伐)、波克西卡林(A.G.Bockshchanin，亦译为波克西卡宁)、爱几托夫(N.M.Ezitov，亦译为爱集托夫)、爱哥洛夫(P.V.Egolov)等执笔撰写，是为中等学校(工业学校、工人学校、苏联党校等)编写的教科书。原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是后来补编的，分2 册于1931年7月首次出版;第二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原书名为《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史教程》，比第一部分的编写要早好几年，至1931年3月第5 版时分3 册出版。两部分综合起来，构成一部自原始社会至帝国主义时代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共包括5 册:第一册《古代东方及希腊罗马》、第二册《封建时代》、第三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第四册《资本主义时代》(上)、第五册《资本主义时代》(下)。上述5 册于1931年出齐后，很快就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关注，并于30年代出现了两种中文译本:一是方天白等人的译本(《唯物史观世界史》第一、二、四册，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方天白等译，神州国光社1933－1936年出版)。该译本系由日本白杨社早川二郎的日译本转译，原计划由王礼锡、张时进、徐翔穆、张宏英、胡雪、彭信威、彭芳草、贺费陀、方天白、朱仲谦、王亚南、梅双彬、胡秋原诸人合译。其中，第一册《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原始时代——五世纪)》由方天白、徐翔穆、张时进合译，并于1933年3月由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第一册出版后，原译者们因事分散，译稿也都散失。1936年春，神州国光社约请方天白继续翻译该著，方天白便将他个人翻译的第四册《唯物史观世界史——从资本主义之发生至成熟(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交神州国光社于1936年2月先行出版，后又从存稿中清理出第二册《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封建制度之发生至成熟(五世纪至十五世纪)》，由神州国光社1936年5月出版。这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方天白等人翻译的《唯物史观世界史》第一、二、四册，即只翻译和出版了原书五册中的三册。

方天白等人在《唯物史观世界史》第一册即《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原始时代——五世纪)》的“译序”中写道:唯物史观“为历史科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了”，“应用这新史观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自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梅林考茨基蓝宁等等以来，留下无数光辉的文献，但一直到今日，还缺乏一部以世界为范围的唯物史观的具体而广泛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在美国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国文化界，谈到历史理论，最高的就是鲁滨孙;至于一般教科书，正不过是西方的流水账簿，更多是威尔士的世界史纲。没有一本正确的教科书来满足新时代的青年，是中国历史教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而“这一部书的译出，可以说不仅足以填补这两个缺陷，而且也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全史的雏形”。①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原始时代——五世纪)》，方天白、徐翔穆、张时进合译，神州国光社1933年3月初版，“译序”第1－2页。他们指出:“这是一部建设的历史”，它“应用唯物史观于具体研究，充满丰富的资料与明快的解析”;“这是一部批判的历史”，“足以锻炼读者批判自希罗多特至威尔士的历史之才智”;“这又是一部启蒙的历史”，“无论是自修参考或作教科书，均绝好无二”;“最后，这又是一部革命的与实践的历史”，它“在阶级矛盾中看历史的变迁的发条，对于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我们，给与正确的实验之指标”。②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原始时代——五世纪)》，方天白、徐翔穆、张时进合译，神州国光社1933年3月初版，“译序”第3－4页。

二是许仑音(原名蔡思诚)等人的译本(《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波查洛夫、约尼西亚合著，许仑音等译，北平全民报馆骆驼丛书出版部1934年8月刊行)。该译本根据日本白杨社1933年8月再版的早川二郎日译本转译，它实际上只是原书的第二册，参加翻译的除许仑音外还有孟辰、易适、徐溯、鸣梧、葆光、力夫、肖汉、希凡、雪鸿等人。原书的章次按全卷五册编目，其中第二册为第四编第七至第十一章，该译本因单独出版故改为第一章至第五章。该译本所附“骆驼丛书出版预告”还曾预告过原书其他几册的翻译和出版，但这一计划后来并没有得到实现。

《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书前有陈伯陶所作“译序”。该“译序”首先引述了列宁关于旧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陷的观点，然后写道:“汗牛充栋的已存在的封建社会史，都不能具体分析封建社会的经济机构，不能正确把握封建社会的发展法则，不能正确指出构成封建社会史内容的民众活动之各种条件”;“历史家的任务不光是‘蒐集’、‘叙述’、‘罗列’历史的事实，同时是说明历史的事实，把握历史的发展法则，具体地阐明历史的合法则性。过去的历史家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要求”，“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我们敢推荐本书。这，也可以说是这一群新进的史学研究者迻译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①波查洛夫、约尼西亚共著:《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许仑音等译，骆驼丛书出版部1934年8月版，“译序”第1－2页。。该“译序”还指出:“对于封建制度之正确的认识，在封建制度还相当残存着的中国，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要了解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性，非先了解封建制度的一般性不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展开的现在，一般封建制度之正确的认识，更迫切地要求着每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本书，不独能够给我们以正确的封建制度的认识，而且对历史的方法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这，是这一群新进史学研究者迻译本书的第二个主要动机”②波查洛夫、约尼西亚共著:《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许仑音等译，骆驼丛书出版部1934年8月版，“译序”第2页。。

虽然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两个中译本都不是全译本，但从上述译序对它的介绍中，我们足已看出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这两个中译本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重要意义。即使是这样两个并不完整的中译本，也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例如，在评论许仑音等译的《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时，有人写道:“这部教程是自原始社会以至帝国主义的世界史的全部过程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我希望读者不要忽视这本书理论的价值，但同时更希望将这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之锁钥”③敬:《世界史教程——封建社会史》，《读书生活》第1 卷第2期，1934年11月。。著名历史学家何干之在1937年也曾称赞过该著:“世界史一类的书，在苏联，以大众为本位而写的，有《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是波查诺夫和约尼沙尼所主撰的。这书中国已有了译本(日译本一共有五分册，中译本只出了三分册)。这本书对原始共产制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阶级社会的发生、东洋古代社会、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第一分册);对于西欧封建社会，近东封建社会、中世封建社会的城市及其内部对立(第二分册);对于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发生(第三分册);对于资本主义的勃兴(英国产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德意统一、俄国农奴解放)，对于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对于国际社会运动(第四、五分册)，都有很概括很明确的分析，的确算是一本空前的历史读本。”④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载《何干之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并不仅限于上述两个中译本及其产生的影响。在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人中，很多人还曾阅读过这部著作的日文全译本并由此对其有更完整的把握。例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达的《经济学大纲》都曾多次引用过日本白杨社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世界史教程》。鲁迅先生在1933年致徐懋庸的信中也曾推荐读日译本的《世界史教程》⑤鲁迅:《致徐懋庸》，载《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6页。，并于1934年在杂文《随便翻翻》中写道:“日译本《世界史教程》”“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⑥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中国的传播，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

上述关于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在中国传播情况的考察，虽然并不能为我们关于李达未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结论提供直接证据，但却能够证明上述笔者的这样一个看法，即如果像人们所讹传的那样李达确曾与人完整地翻译过这部著作，它不可能在中国思想界没有产生任何反响，以致从未有过任何对它的引证、介绍或评论。

三、关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讹传之源

虽然李达实际上并未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但上述关于李达曾与人合译过这部著作并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广泛讹传也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尽管谁都无法找到或出示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的原始文本，但某些李达研究者或许会拿出他们断言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重要证据，这就是20 世纪30年代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所登载的“笔耕堂书店书目”，而它们也正是所有关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讹传之源。

1932年，李达通过夫人王会悟以“王啸鸥”的名义向当时上海英租界当局申请注册了笔耕堂书店。此后几年中，笔耕堂书店先后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程》(俄国拉比拉斯、渥斯特罗维查诺夫合著，李达、熊得山合译)、《反杜林论》(恩格斯著，吴理屏译)、《黑格尔与辩证法》(沈志远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新哲学辞典》(沈志远编)、《社会学大纲》(李达著)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与20 世纪20、30年代的其他出版商一样，笔耕堂书店出版的每部著作后面都登载有其出版物的广告——“笔耕堂书店书目”。不过，笔耕堂书店的出版广告与1928年冬李达、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人共同创办的昆仑书店的出版广告稍有不同。昆仑书店的出版广告包括“昆仑书店出版书目”和“近刊预告”两个部分，已出书目与未出书目分得清清楚楚;而笔耕堂书店的出版广告却只有一个“笔耕堂书店书目”，只不过已出书目标有价目或“已出版”字样，而未出书目则标有“编译中”(“译述中”)、“印刷中”(“排印中”)等字样。

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当是《政治经济学教程》上册(俄国拉比拉斯、渥斯特罗维查诺夫合著，李达、熊得山合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6月30 日初版)。该书后附“笔耕堂书店书目”包括《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现代经济概论》(祝伯英著)、《哲学小辞典》、《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李达、卢爱知合译)等7 部著作，其中，《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后的“备考”栏中均标明“已出版”(但实际上，三者分别于1932年7月、8月、9月首次出版)，《中国现代经济概论》后的“备考”栏中标明“印刷中”，《哲学小辞典》后的“备考”栏中标明“编译中”(这部辞典即上述沈志远编《新哲学辞典》，1933年9月出版)，《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后的“备考”栏中则标明“译述中”。这里所谓的“《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李达、卢爱知合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它是关于李达与人合译该书的首次预告。

此后几年中，笔耕堂书店每一出版物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也都含有大体相同的出版信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35年至1938年期间，“笔耕堂书店书目”中出现了一些对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相互矛盾的出版预告。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 版(苏联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书店1935年6月1 日出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的预告是:“波卡诺夫等著 李达等译 世界史教程一、二、三、四、五册 印刷中”;《社会学大纲》(李达著，笔耕堂书店1937年5月初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的预告却是:“李达等译 世界史大纲 编译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5 版(笔耕堂书店1938年4月1 日出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预告道:“李达等译 世界史教程一、二、三、四、五册 印刷中”;《社会学大纲》第3版(笔耕堂书店1938年5月出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却又预告道:“李达等译世界史大纲编译中”。我们之所以说“笔耕堂书店书目”的这些预告是相互矛盾的，是因为根据这些预告，李达等译的《世界史教程》1935年6月就已在“印刷中”，1937年5月却还在“编译中”，1938年4月又在“印刷中”，1938年5月却仍在“编译中”，并且译名也在不断地变化。

分析“笔耕堂书店书目”的这些预告及其他相关史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笔耕堂书店决没有像前述人们所讹传的那样于1938年4月出版了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否则它就不会在1938年5月又预告说该书尚在“编译中”。其次，“笔耕堂书店书目”关于“波卡诺夫等著 李达等译 世界史教程一、二、三、四、五册 印刷中”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分别见诸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 版(1935年6月)和第5 版(1938年4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中的出版预告肯定不符合实际，因为一本著作前后印刷了近3年却仍然还没有印完是完全有悖常理的，况且《社会学大纲》第3 版(1938年5月)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又预告说该书还在“编译中”。再次，“笔耕堂书店书目”多次声称的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诺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或《世界史大纲》)在“译述中”(或“编译中”)也不是事实。从1932年至1938年，“笔耕堂书店书目”预告该书在“译述中”或“编译中”长达6年之久。许多人都知道，李达译书的速度很快，他的其他译作一般都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如果1932年李达等人真的已开始翻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即使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部头较大(共五册)、翻译起来耗时费力，那也不至于在6年之久的时间内仍未译完。事实上，1938年5月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登载“笔耕堂书店书目”以及对于李达等译《世界史教程》的出版预告①从现存资料看，1938年5月以后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只有《社会学大纲》第4 版(1939年4月)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6 版(1939年7月)，但书后均未见有“笔耕堂书店书目”以及对于李达等译《世界史教程》的出版预告。。因此，可以断言，李达最初确曾有过与他人(卢爱知)合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始终没有真正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查找有关卢爱知的信息时发现，人们从没有提到他曾有过与李达合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经历，倒是说他曾与李达合译过《资本论》第1 卷和《自然科学与辩证法》②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名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这显然也是讹传。

在20 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像笔耕堂书店那样反复登载关于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出版预告而最后并没有出版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仅就“笔耕堂书店书目”作过出版预告的书目而言，除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外，也还有好几部著作的情况都是如此。例如，上述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上册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曾预告说祝伯英所著《中国现代经济概论》在“印刷中”，但实际上这部著作始终都未出版。再如，1937年5月首次出版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曾预告说李达著《经济学大纲》在“排印中”，其“备考”栏注明“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本年六月出版”;还预告说李达著《货币学大纲》在“编辑中”，其“备考”栏也注明“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万言，本年八月出版”。并且，1938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第3 版所附的“笔耕堂书店书目”，又一字不差地照搬了这两部著作的出版预告。但实际上，李达的《经济学大纲》在建国前从未出版，其《货币学概论》也直到1949年7月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种出版。

“笔耕堂书店书目”对于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不实预告，或许与笔耕堂书店的运作方式有关。对于李达创办的笔耕堂书店的具体情况，至今人们所知仍然甚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笔耕堂书店只是一个“挂名书店”或“空壳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同志一个人”，“他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找人代印，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这个空名，再找人把进步书籍推销出去”③《宋镜明自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但是，这种说法的可信性甚小。李达1932年6月就已离开上海，先是到泰山为冯玉祥讲学，紧接着又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仅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上海暂住月余时间④参见《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 日)，载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2 辑，1985年12月编印。。既然李达根本不在上海，他又如何一个人完成上海笔耕堂书店的全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甚至还“自己买纸、自己找人代印”?同时，如果笔耕堂书店的“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同志一个人”，那么，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是不可能出现上述那类相互矛盾的出版预告的。此外，1937年5月首次由笔耕堂书店出版的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的书后曾登载了这样一则“编辑室启事”:“著者在序文中，曾经声明要做一篇跋文，说明‘关于本书编纂的经过，及所用参考书名称’。但据著者家人来函，称著者‘近患清恙，一时不能执笔’。本店因此书丞须发行不及久待，著者的跋文，只好等到将来插入。特此声明，并向著者及读者道歉。”⑤李达:《社会学大纲》，笔耕堂书店1937年5月初版，后附“编辑室启事”。从这则“编辑室启事”的内容看，笔耕堂书店也不像是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一个人的那种“皮包公司”。上述情况说明，在李达本人已离开上海的情况下，上海还有某种形式的机构即所谓的“编辑室”在替他运作笔耕堂书店。而上述“笔耕堂书店书目”对于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不实预告，或许就是由原计划翻译该书的李达与上海笔耕堂书店运作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至于李达原本计划翻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而后来并没有翻译该书，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该书已经出现了中译本。正如上述，李达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出版预告首见于1932年6月30 日首次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上册所附“笔耕堂书店书目”中。这说明，李达是在1932年6月30 日以前萌生与人合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计划的。那时，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尚无任何中译本。1932年6月至8月，李达离开上海赴泰山为冯玉祥讲学。大体上也就是在这一期间，他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15 日初版)。1932年8月，李达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先后讲授社会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货币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撰写四种讲稿①这四种讲稿分别是:《社会学大纲》，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经济学大纲》，1936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货币学概论》，原计划由笔耕堂书店分两册出版，后来直到1949年7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社会进化史》，1935年由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由此可见，李达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后异常繁忙，短期内是不可能抽出时间来翻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至1933年3月，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方天白与人合译的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第一册，即《唯物史观世界史——从原始社会之崩溃到阶级社会之发生(原始时代——五世纪)》。鉴于神州国光社只出版了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第一册，吴承仕在创办《文史》杂志时曾决定约请人续译这部著作，并在1934年5月出版的《文史》创刊号“编辑后记”中预告下两期将刊载“刘亚生君所译的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第二分册”②《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然而，吴承仕旋即又改变了想法。他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史》第一卷第二号“编辑后记”中写道:“创刊号预告中，有续译波卡洛夫世界史的计划;近闻全书不久出版，故将译稿阁置下了。下期拟翻译《世界原始社会史》，这是《社会主义世界史丛书》的一部分，是与布哈林齐名的波克洛夫斯基所主编，利用人类学考古学土俗学诸范畴中的成果。从物观出发而撰成一种权威的著作，实足以补正莫尔根恩格思的名著所不及。我们觉得在历史研究的浓厚空气中有参考世界名著的迫切需要，故委托李达君吕振羽君等于短期内译出”③《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08页。。吴承仕在这里所说的波卡洛夫世界史“全书不久出版”，当是指前述北平全民报馆骆驼丛书出版部关于该书的出版计划，因为尽管它于1934年8月出版的仅仅是由许仑音等译的该书的第二册，但许仑音等人的译本所附“骆驼丛书出版预告”也曾明确地预告该书其他几册即将出版。既然吴承仕主编的《文史》杂志因听说波卡洛夫等著的《世界史教程》全书不久出版而甚至将其约请刘亚生续译该书的译稿搁置不刊，转而约请李达、吕振羽翻译波克洛夫斯基主编的《世界原始社会史》④事实上，李达、吕振羽并没有翻译波克洛夫斯基主编的《世界原始社会史》。后来该书由卢哲夫于1934年底开始翻译，并于1935年11月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达肯定也不会再去实施他早先萌生的翻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计划。

总之，尽管笔耕堂书店的出版物反复登刊过关于李达与人合译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出版预告，甚至多次声称该书已在“印刷中”，但李达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其翻译该书的计划。关于李达曾翻译过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的讹传该更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