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化生存
——“时间荒”解析

王 宁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生活压力过大:他们进入了压力化生存状态。而生存压力的体现之一就是时间荒。可以说，时间荒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适的日常体验。所谓时间荒，指的是由于在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所分配的任务，或难以达到人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如增加收入、晋升)，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挤压自由时间的现象。时间荒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工作过度或休闲不足①Juliet B.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n: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1992.。时间荒不但是一种客观的时间约束，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时间体验，即因为时间紧迫而产生的紧张和焦虑，或因为超时工作而产生的身心疲惫感。时间荒有几种不同的具体体现:第一，截止日期。人们按照正常的工作节奏、强度和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任务已无可能，不得不加快工作节奏和强度，并加班加点。第二，突发任务。在日常的工作任务外，额外产生了突发性任务，导致按正常的工作节奏、强度和工时已经难以完成任务，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并加快工作节奏和强度。第三，分身无术。一个人要同时完成几项不同的任务，使人们产生了分身无术之感:在确保完成其中的一项任务时，难以确保完成其他的任务。这一情形导致人们顾此失彼、筋疲力尽。第四，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人们要达成一个目标(如在投标中中标)，但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不得不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投入大量的超额时间。

归结起来，时间荒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任务驱动的时间荒，即人们因任务太重、太多、太难、太突然或太赶而感觉时间不够用，并因此加班加点，同时还产生身心疲惫感;另外一种是目标驱动的时间荒，即按制度性时间来工作，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获得投标项目、高考上大学、增加收入、晋升)，从而通过挤压休闲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以促成目标的实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面临时间荒。例如，在失业人员那里，时间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类型:时间对于失业者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短缺。事实上，如果把时间也看作是一种分层变量，并把它与财富这个分层变量进行交互组合，那么，我们可以把人们分成四个阶层:(1)有钱有闲阶层(如食利者阶层)、有钱无闲阶层(如领导干部、公司管理层、专业人士)、无钱有闲阶层(如失业者、领取低保人士)、无钱无闲阶层(如农民工群体)。在这里，“有钱”和“无钱”是关于财富或收入的多寡的通俗说法。此外，如果我们不是把人们分成阶层而是分成群体，那么，在学中小学生可以划归“无钱无闲”群体。

的确，在中国，并非所有的人都面临或体验着时间荒。但时间荒却不是少数人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精英群体(如领导干部、公司管理层、专业人士等)、白领群体(如外企或民企的文员等)、农民工群体和中小学生群体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时间荒。尽管与19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中国城市居民的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在减少(每周工作六天变成每周工作五天)，但非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却在增加。它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加班加点①王琪延:《从时间分配看北京人20年生活的变迁——基于2006年北京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的统计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人们用制度性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来弥补制度性工作时间的不够用。此外，随着城市的扩展和交通的日益拥堵，人们花在上下班路途上的时间也在增加②王琪延、郭茜:《上班族一天的时间分配》，《中关村》2008年第7期。。可见，在中国，时间荒成为了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社会竞争的加剧，导致人们的压力加大。这种压力的体现之一，就是时间荒。在中国，尽管时间荒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已经存在，但却鲜有学者对时间荒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

“时间荒”的概念是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戈(Juliet B.Schor)在1998年出版的《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中提出的。在本书中，她描绘了美国人如何为了积累物质财富而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挤占休闲时间的过程。早在她1992年出版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中，她就详细揭示了美国社会在二次大战后，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但没有趋于减少，反而趋于稳定甚至是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欧洲在同一时期工作时间趋于减少。与美国人工作时间增加的趋势相对应，美国人的财富与消费也趋于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幸福感却没有同步提高。尽管如此，美国人工作过度、休闲不足的趋势并没有扭转的迹象。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呢?斯戈分别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分析了促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从生产领域看，斯戈认为，促成时间荒的动力在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一，要减少雇主增加雇员的工作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小时工资制。但是，资本主义没有采纳小时工资制，而是日薪制，以至周薪制和月薪制。在采纳日薪制的条件下，雇主天然地趋向于延长雇工的工作时间，而雇工则希望缩短工作时间。在存在失业大军的条件下，双方博弈的后果是雇主取胜。第二，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制度是计件工资制。在单件计价很低的情况下，工人要获得足够的养家糊口的收入，就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足够的工作量。第三，机械化。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引入了机器，为了避免机器闲置，实现机器设备的最大化的使用，就要让工人适应机器的节奏(如“三班倒”)。同时，为了盈利，雇主趋向于减少雇工人数，增加雇工的工作时间。第四，职业租金。当一种职业的薪水高于其他行业，就意味着该职业具有了租金。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和职业租金，愿意更努力地工作、遵从公司的各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第五，附加福利。雇员的收入除了固定薪水，还包括退休金、人寿保险、带薪度假等福利性收入。由于这些福利是按人头发放而不是按工作小时发放，员工为了保住这些福利性收入，就要保住职业，从而更愿意接受工作时间的延长。第六，常态性的失业人群的存在，使在业的人感到了压力，为了避免失业造成的损失，员工愿意在工作上更好地表现。此外，美国工会势力的不强大，以及工会在二战后停止了争取工作时间减少的运动，也是构成时间荒的一个因素。此外，斯戈还详细地分析了时间荒的性别差异③Juliet B.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n: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1992.。

斯戈认为，工作时间的延长，使美国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费”的隐性循环(the insidious cycle of work－and－spend)。人们一边拼命工作，无休无止，缺乏足够的休闲时间;一边又拼命消费，以补偿休闲时间不足造成的缺憾。于是，购物成为他们最大的休闲活动④Juliet B.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n: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1992.。在斯戈看来，消费本身也成为促成工作时间延长的一个因素。在美国人那里，生活意义的主要来源不在于休闲，而在于占用物质财富和消费品。收入的提高，提升了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经济能力和欲望，而消费借贷与分期付款制度则进一步提升了这种能力和欲望。由于社会地位的竞赛变成了具有可视度的物质财富(如住房、汽车、奢侈品等)的竞赛，导致人们为了追求更有力的相对地位而进行消费竞赛。这种竞赛使得体面的消费标准水涨船高，为了满足这种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得不拼命地工作。而消费借贷所产生的家庭债务(如住房按揭)，使雇员担心失业造成家庭经济破产，并愿意为保住职业而努力工作，从而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作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从消费与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获取生活意义的趋势，这反过来又继续把人们推入了消费主义的竞赛轨道。于是，尽管人们财富增加了，消费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不能同步增加。美国人因此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松鼠笼”①Juliet B.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n: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New York:Basic Books，1992;Juliet B.Schor:The Overspent American:Why We Want What We Don＇t Need.New York:HarperPerennial，1998.。

斯戈提出的时间荒理论，对中国社会的时间荒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由于社会情境的差异，斯戈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的时间荒现象时，也面临一些困难。第一，尽管不同的阶层都面临时间荒，每个阶层的时间荒的根源是不同的，不能概而论之。第二，斯戈没有区分有效时间与无效时间，在她那里，美国人的时间支出换来了物质收入的回报，属于有效时间，但是，在中国情境下，许多时间的耗费属于无效时间，即时间花出去了，却没有换来回报。第三，斯戈只用资本、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来解释时间荒现象的根源，忽略了权力因素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权力是造成时间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斯戈的时间荒理论对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时间荒现象具有借鉴价值，但无法完全照搬。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分析中国的时间荒现象之根源的基础上，推进斯戈所提出的时间荒理论。关于中国的时间荒现象，凡是斯戈理论能够解释的地方，本文尽量一笔带过。本文所关注的，是斯戈理论未曾涉及的时间荒根源。本文提出了中国情境下的时间荒的三个根源:第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第二，制度无效率与无效时间;第三，价值链与全球不平等。

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驱动

所谓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是指在生物学意义上维持劳动者生命力或劳动力的成本，而是指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劳动者维持社会所接受的“正常”的生活标准所需要的成本。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英国工人喝啤酒和法国工人喝红酒的成本，纳入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范畴。可见，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动态的、水涨船高的。它是决定工资水平的一个主要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不同，从而决定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度，工资水平也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面临资金缺乏、资源不足的条件，中国政府依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源高度集中与中国所面临的资源短缺，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在工业化的刚性成本(工业化硬件成本)难以压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压低工业化的弹性成本，即压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办法，来达到降低工业化总成本的目的。而压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办法主要有两个:第一，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国家对农副产品等基本消费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定价权，压低农副产品的国家收购价，从而为达到降低城镇职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实行低工资制度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由于城镇职工的低工资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国家建立了基本上免费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和教育等福利制度，使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上的缺口得到弥补②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宁:《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充分的就业保障和终身职业保障，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同时也由于取消了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人们没有意愿人为地延长工作时间。在计划经济时期，如果说人们的时间被单位所占用，那么，它更多地属于政治性占用，而非生产性占用，如单位实行了政治学习制度。而学习通常是安排在工作时间以外(如晚上)。此外，由于收入分配实行相对的平均主义和一定的特权分配，通过在消费水平上与其他人拉开差距来显示地位，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更缺乏现实的途径(住房等财富没有私有化，人们也很少有“捞外快”的机会)。同时，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人们可以很容易就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社会攀比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维持一个低水准的劳动力再生产(即“赖活”)是十分容易的。客观上，人们没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必要。尽管当时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日制度，但下班以后，人们普遍处于有闲状态(政治学习例外)。

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普遍有闲状态终结。率先终结这种状态的是那些率先进入市场领域或“体制外”的人(如“个体户”、“民营企业家”)。他们风险自担，自负盈亏，不得不努力工作，包括加班加点。“体制内”的人也开始逐步告别有闲时代。促使普遍有闲状态终结的原因包括:第一，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的改革，个人的收入与个人的责任履行和个人绩效挂钩。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得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因为担心被解雇而不得不努力工作，甚至不惜加班加点。第二，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市场化机制的实行，导致人们通过市场来获取财富的动机产生，并不断加强。市场化为人们的财富梦创造了条件，人们起早贪黑地干活获得了回报，那就是财富的增加。第三，在市场化过程中，人们的努力与能力不但带来物质回报，而且由于人们的努力程度不同，能力有异，人们之间在财富上显示出差距。财富成为地位象征的符号意义。以此为契机，社会攀比机制形成。为了在社会攀比中取胜或不至于太过失败，人们不得不努力工作，包括透支休闲时间。第四，人们在生活标准上的你追我赶，导致了社会的平均生活标准不断提高。昔日被当做是奢侈品的东西，今天成为必需品。原来是少数精英人士的消费生活方式的内容，今天变成了大众化生活水平。可见，市场与社会的双重力量的联动，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例如，在1970年代，女性择偶时，男性是否拥有住房并不是女性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男性是否拥有住房成为女性择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虑因素。上升了的生活标准一旦被大众理所当然化了，就变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成本。许多男性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因为没有住房，自认为没有资格娶老婆，便不敢进入婚姻市场。“剩男”的出现，除了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提高的缘故;而“剩女”的出现，则是因为能承担白领女性所要求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男性在数量上出现了短缺。

不过，在中国，市场与社会的联动只能部分地解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所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的作用，在于致力于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例如，通过统购统销所获得的国家对农副产品的定价权，来压低农副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制得以实行。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提供免费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来保证领取低工资的城镇职工能顺利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却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城镇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

第一，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的改革。在现代国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负担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由私人承担的部分，另外一个是由再分配机构(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障与福利就是政府(再分配机构)所提供的、用于维持居民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例如，在英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工人的工资与城市住房价格发生了脱节，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保证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得以完成。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推行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改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缺乏制度来保证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政府却削减了为维持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理应由再分配体制来承担的必要成本。纳税人交给政府的税收中，用于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比例过少。居民交税，是因为国家需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降低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是，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纳税人却没有从再分配过程中得到足够的社会服务和回报，其中一个回报就是必要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上的投入不足，意味着把本应通过再分配过程(公共财政)来负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居民来负担。

第二，“土地财政”与住房价格的持续飙升。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土地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随即开始一路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房价格的持续飙升。尽管从2003年起国家就对住房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但几乎所有的调控都未能遏制住房价上升的趋势。调控难以遏制房价，不但是源于调控政策的治标不治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地方政府的不配合。之所以地方政府不配合，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的目标与中央政府在住房调控上的目标发生了一定的冲突。自从1994年的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一直苦于其“财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事权”(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和责任)的不匹配(“事权”高于“财权”)。200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上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把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收入的依赖叫做“土地财政”。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供应，因此，从地方政府的立场看，商品房价格越高，土地出让的收入就越多。它们有着推高住房价格的动机和能力(例如，在房价下跌时减少土地供应量)。此外，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股市等证券投资市场的不完善，也使得人们对选择购买住房来防止货币收入贬值有着强烈的偏好。于是，从2003年到2013年，城市住房价格翻了几番。这意味着，住房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成本中的核心部分，比重大大提高了。而保障房的短缺、“小产权房”的不合法以及租房市场的不规范，又使得人们不得不进入价格居高不下的商品房市场。对大部分人而言，除了承受高价住房以外，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由于住房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成本，而且也由于“土地财政”等制度环境助推商品房的价格上升，使得没有购买或已经购买了商品房却背上债务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来说，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按揭”)构成了他们的一个持久的经济约束。这一约束意味着，一旦购房者失去收入，将可能陷入家庭经济破产。因此，为了保证收入，就要保证不失业。而为了不失业，就要更多地迎合老板的要求，其中包括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牺牲休闲时间，甚至一旦老板有要求，就是下了班也可以随叫随到。对于没有购房的人来说，由于购房需要一笔“首付”(在购房时一次性交齐的费用，一般占商品房价格的20%)，为了尽快积攒足够的“首付”，他们也不得不努力打拼。在高房价和自由时间的选择上，他们选择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挣更多的钱来购房或还贷。由此可见，在中国，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它是城市居民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过高与平均收入水平偏低的矛盾的产物。

不过，必须承认，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驱动的时间荒理论也有局限。第一，许多中产阶层成员的收入足以应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他们也在消费主义的竞赛中胜出，但他们的工作的脚步依然歇不下来，这是为什么?第二，对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甚至包括国企的管理层来说，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但他们往往是给自己的工作时间加码，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而不是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这又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制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三、制度无效率与无效时间

许多中国人的忙碌是没有效率的，人们把这种无效率的忙调侃为“瞎忙”。尽管如此，人们还不能不去忙，不能不用时间的大量耗费来获取本来就不多的机会，或应付制度的刚性“命令”。“瞎忙”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大，是因为制度的无效率。正是由于制度的无效率，引发了大量的无效时间。所谓无效时间，指的是本来可以节省、但由于制度的无效率或不合理而不得不支出的时间。例如，有5 家公司在争夺一个投标项目，如果只有一家去“跑关系”，行贿负责招标的有关人员，其他四家没有这么做，那么，“跑关系”的这家拿到了招标项目，它在“跑关系”中所付出的时间是有回报的，属于有效时间。但问题在于，如果其他四家也加入了“跑关系”和“打点”有关人员的非正式竞争过程，但能够拿到招标项目的依然只有一家，那么，除了拿到招标项目的那家公司，其他公司在“跑关系”和“打点”有关人员上所付出的时间，纯属无效时间。这是在正常投标的必要时间之外所花费的额外时间。这种无效时间是由于制度失效所导致的非正式竞争所引起的。即使在这种非正式竞争中胜出的公司，也额外增加了时间投入，因此，在整体上也等于增加了无效时间的耗费。在中国，由于制度的无效率，人们耗费的无效时间愈来愈多。那么，制度的无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它体现在三个方面。

1.制度弹性化

在中国，许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弹性。制度无法得到严格实施，或者只能选择性实施。制度的弹性化使得人们对未来无法形成确定的预期，这就导致了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制度弹性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额外的努力来促使制度按照行动者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或者得到执行，或者不被执行。这种努力，就是“制度外努力”或“非正式途径努力”，其目的是要影响正式制度的实施或不实施以及实施的程度。而人们所要影响的具体目标，就是正式制度的具体的实施者。

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制度的实施是有租金的。制度实施者可以通过是否实施、选择性实施或不实施某项制度来向制度所影响的潜在对象收租。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可以通过主动向制度实施者送租的方式，来影响制度的是否实施或者实施的程度和范围，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制度实施者的寻租也存在风险，因此，影响制度实施者的行动，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既要让寻租者免除对风险的担忧(确保寻租过程的隐蔽性和不被发现)，又要让寻租者在众多的行贿者中选择只为自己一家服务(行贿过程的有效性)。这就必须借助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即传统的人情规则。为此，影响制度实施者的过程，就变成了与制度实施者拉关系、交朋友、建友谊的过程。为此，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于是，不少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制度实施者的“照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这些制度实施者进行“应酬”。在表面上看，他们是在与官员一起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如打高尔夫球、聚餐)，但这种休闲娱乐带有功利的目的，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行为，一种寻求官员庇护与关照的行动，一种影响制度是否实施或实施程度的变相行贿过程。因此，这种与官同乐的休闲过程，在民营企业家那里实质上就是一种工作。于是，市场部门的管理层不但在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内工作，而且在制度性的工作时间以外也要工作。制度的弹性化环境，是导致市场部门的人们时间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度弹性化在劳动或人事制度中的体现就是时间边界的模糊性。雇员不存在明确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老板可以各种借口要求员工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甚至要求他们必须做到随叫随到。而手机的普及，为员工的随叫随到提供了技术的保证。因此，许多公司和单位要求其员工或职工保持手机处于24小时开机状态，一旦有了紧急任务，员工可以随时领命。在员工的这种“可召唤度”很高的情况下，员工或职工的私人休闲时间的边界被打破，工作时间变得高度弹性，并常常被延长。例如，在一些公司或单位，老板或领导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下属召来陪同嘉宾喝酒，或为老板或领导代酒。

2.制度僵化

制度弹性化的另外一端是制度僵化。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制度设计者会通过许多制度环节弥补信任匮乏所造成的真空。但这些额外增加的制度环节大大增加了人们的无效时间。例如，在高校，由于少数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单中存在作弊现象。为了避免人们作弊，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所有的人在职称晋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须上交成果原件(如学术刊物原件)，以供学校管理人员核对。这些制度环节的增加，使得教师们无端耗费了额外的时间。由于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不被浪费的，所以它属于无效时间。

信任缺失还强化了一些本来存在很多副作用的制度。以高考制度为例，高考作为一种高中学生进入大学的选拔筛选制度，是存在弊端的。例如，它只提供了卷面的考核，而没有考生的平常的考核。同时，它把考核限定在有限的考试科目中，而不在考试科目中的考核则无从进行。此外，如果考生因为意外而未能及时达到考场，就会让考生失去当年的录取资格。更重要的是，高考制度导致了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不全面。尽管如此，高考制度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而且反而强化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信任的缺失。例如，学校为学生写的推荐信常常不被高校所信任。如果降低高考成绩在录取中的比重，加大平常考核的成绩的比重，高校却无从信任中学所提供的考生的平常考核成绩。如果高校自主招生的口子放大，则各种“走后门”现象就会蔓延。在这种情况下，高考制度尽管存在许多弊端，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革。于是，应试教育现象有增无减。高考制度的僵化，导致学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考试准备。应届考生成为最缺少休闲时间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僵化的高考制度，考生本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其它方面(如综合素质的提高)。但高考制度的僵化使得所有的考生同步投入超量的应考时间。这些时间的投入，其实是为了排序，但事实上不用投入超量时间同样可以达到排序的结果，因此，总体而言，全体考生都投入了大量的无效时间。

制度的僵化也体现在审批制度上。这种僵化源于权力不受约束。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力对经济事务的深度介入，以及权力对经济事务管理上的层层设“卡”。例如，根据许一力的介绍，一个房地产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到销售，要经过几十个部门的盖章环节，要盖150 多个公章，涉及十多项税、100 多项费。每盖一个章，地方政府办事员、科长、处长都要签字，涉及180 多个经办人①许一力:《中国房价难调控的终极内幕》，http://cctvxuyili.i.sohu.com/blog/view/255552370.htm，2013年2月22 日。。可见，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制度交易成本是很高的。而这些制度交易成本，最终转嫁给了购房者。制度交易成本的提高，使得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办成一件事。正因为如此，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②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原因之一是制度的无效率导致了大量的无效时间的产生。

制度的僵化还体现在制度形式主义。许多制度明明是无效的，但却一直被维持着，耗费着人们不少的时间。例如，年收入超过12 万元的人必须向税务部门申报。在每人只应有一个活期账户和禁止大额现金交易等基础性的金融制度没有建立以前，这一项制度对于防止偷税漏税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不过，它却具有形式主义的功用，表明有关部门在“有所作为”。但是，该项制度却无法保证让应该申报而事实上没有申报的人得到制裁。如果没有申报的人未得到制裁，那么，从结果上来说，申报人相对于未申报人无端消耗了多余的时间。此外，许多形式的检查评比等等，尽管客观上没有多少效用，却一直被延续，从而一直让人们投入无效时间。

3.制度短板

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得制度构成一个配套的体系。制度只有成为配套体系，才能发挥效力。如果制度不相互衔接，某些制度单边突进，而其他制度没有同步跟进，那么，没有同步跟进的制度，就是制度短板。它影响现存制度的效力。腐败现象的蔓延，必然造成负外部性，腐败的成本必然转嫁到全体居民身上，减少了居民的福祉，包括时间上的福祉。由于腐败现象的普遍化，许多机构都存在寻租现象。为了办成一件事，人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采取各种“上不了台面”的非正式竞争行为，包括“拉关系、走后门”或行贿。而非正式竞争则让人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制度短板的最重要的体现，是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自从1997年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改革以来，社会保障与福利一直成为市场化制度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它不但拖累了市场经济(如构成扩大消费的瓶颈之一)，而且也让许多家庭额外付出了大量的无效时间。这一制度短板的存在，把本来应由集全社会之力来防范的不确定性风险，转嫁给家庭自身来防范。让一个家庭独自防范不确定风险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集全社会之力的风险防范成本。额外的代价，必然要求额外的努力，相应地，也就要求额外的时间付出。为了预防生病，家庭必须准备好额外的储蓄。为了减少失业的风险，人们必须提升在人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促使许多人想方设法去获取各种文凭和证书。为了避免将来老无所养的风险，人们必须进行财富的储备。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甚至不惜挤占休闲时间。人们用额外的时间付出，事实上是为了抵消制度短板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表面上看，家庭自身的时间付出是有回报的，是有效时间。但是，相对于集全社会之力的风险防范制度来说，由家庭自身来进行风险防范的成本要更高，其中包括更多的时间成本，而这一部分成本，本来是可以减免的，因此，相对而言，家庭额外付出的时间成本，事实上属于无效时间。

时间荒的制度理论也有局限。它采纳的是国家视野，缺乏全球视野。而一些时间荒现象，仅仅在一国范围内，还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只有在全球视野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清一些阶层的时间荒现象的根源。

四、价值链低端与全球不平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包括制度转型，也包括对外开放，即: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可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全球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和沿海地区转移相结合的过程①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的转移，就是参与全球产业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体系中，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发达国家或核心国家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这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决定了中国的劳工要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不得不超时工作。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工都选择了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每小时来计算的收入太低，只有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尽管从2006年出现“民工荒”以后，民工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他们的收入依然难以让他们维持市民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例如，他们的收入难以让他们在城里购买商品房。而他们的外地和农村户籍身份又难以让他们获得保障房。

虽然农民工在城里难以实现市民化，但农民工依然源源不断地从乡村流入城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城里获得了比务农更高的相对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养老是割裂的: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在城里进行，但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如住房、子女抚养与上学)和养老都是在农村支付的。以这种割裂的方式，农民工才能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因为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城里的成本②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载方向新主编:《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7·长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尽管把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放在了农村，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减轻了生存压力，因为农民工在城里打工需要支付日常生活费用。这已经占用了他们工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寄钱回家，并为自己没有保障的未来进行储蓄。但是，过低的工资水平使得一日工作8 小时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们的预算，于是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收入。而老板也往往要求农民工加班加点，延长工时。与此同时，过高的流动性以及工会化能力的缺乏，降低了农民工的团结，从而降低了他们与老板集体谈判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从事的是一种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的产业只能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在这种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受到了结构性的约束，其上涨的幅度是有限的。于是，不可避免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被打压。在工资水平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总收入，只能依靠超时工作。

农民工的低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他们不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在城乡职业分工中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农民工在城里所从事的，往往是城里人不太愿意干的粗活、累活和苦活(如建筑工地上施工)和时间节奏颠倒的工作(如餐馆服务员、洗脚工、按摩女等)。尽管也有农民工通过努力和奋斗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总体来说，他们在城里务工的收入大多数都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因为后者往往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为了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他们用延长工时的办法来增加总收入。

休闲消费是有机会成本的。由于收入有限，农民工形成了挣钱比休闲更重要的观念。闲着也是闲着。如果在休闲时间内既没有过多的钱去消费，又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不如把时间用来工作以增加收入。因此，在大部分城里人一周休息两天的情况下，农民工往往一周只休息一天。只有在周末，他们才结伴出去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如逛街、购物、餐饮)。其他时间，他们除了睡眠和吃饭等生理性必要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工作挣钱①王宁、严霞:《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对广州市J 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身体消费的质性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五、结语

尽管中国人的时间荒与美国人的时间荒在时间上的体验相似，但是在根源上却不尽相同。斯戈从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分别分析了引起美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这些观点对于分析中国人的时间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本文在斯戈的基础上，从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出发，扩展了关于时间荒根源的理论。本文认为，除了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根源，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导致人们的延时工作;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层为全球不平等的产业分工而付出的代价。

在一个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时间荒是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理想主义实践并没有带来理想蓝图的实现，反而是持久的产品短缺或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就是物质主义价值对理想主义价值的颠覆。其典型的标志，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于长期以来对公平正义等根本性价值的重视不够，我们所取得的局部效率，常常是以全局上的无效率为代价的。例如，GDP 提高了，但环境却被污染了，食品也变得不安全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社会的道德却几近崩溃了。财富增加了，但人们的精神却贫乏了。居民开始有房有车了，但他们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可见，忽略了公平正义等调节性价值，“发展是硬道理”便会被演绎成“发展可以不择手段”。而不择手段的发展，让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爱恨交加”“好恶交织”的张力与冲突中。而时间荒，就是这种张力和冲突中的“恨”或“恶”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