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选择的意识形态分析

郭晓玲 李培挺

(泰山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百年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着力研究和艰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逐步形成的。“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探索中逐渐明晰。只有那些认真关注或亲历中国历史的践行者、观察者和反思者，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到中国发展成果来之不易。道路的选择不仅仅是践行问题，也是政治理念问题，是在意识形态的诸多冲突中进行抉择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道路历史变迁与突破的关键点在于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马克思主义也曾指出：“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方面。”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因此，把中国道路问题纳入历史中，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实质，体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里程碑意义。

“中国道路”是在实践、理论、民族、时代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践行与理念的统一。后者就是本文着意探讨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国家哲学，也指政党的治国理念。中国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历史的承载，是近代以来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道路逐步演进的历史成果，也是一个包含了意识形态纷争和检验的过程。纵观历史，我们面临不同的选择与问题：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方向选择的问题；革命道路向建设道路转型的问题；传统意识形态如何革新或说创造性解释的问题；意识形态之争与意识形态认同何者为重的问题；理论导向现实实践时基于理论原则还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固守与革新的问题；宏观意识形态如何转化为可行性现实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840年以后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在“中国道路”发展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以上种种问题得以阶段性的大突破。

一、救国路径探索

百年来，中国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一直彷徨、徘徊、困惑。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主张。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使中国摆脱极度贫困落后、备受殖民奴役的悲惨境况，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

(一)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的救国之路探索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先进分子们开始从世界看大清，认识到大清的落后，需要救大清。一开始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没有提及中国道路的问题。后来，由器物到经济制度(办现代工厂，更主要是制造现代兵器，接着是办实业)，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指针。就政治道路来说，主流当权派不承认西方法治比传统礼教好，所以，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统。它的实质就是在政治道路上仍坚守原来的礼法不动摇。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大败，使国人开始自省进而进行比较性的反思，为什么东瀛小国能战胜大清？思考的结果是，日本经明治维新而得以强大，而大清在政治制度、文化上还是老样子，守旧意味着落后。找到战败病根后，也就开启了真正的道路选择问题，开始了以地主阶级改良运动为先导的戊戌变法，最终以新势力被暂时压制而告终。百日维新被压制后，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入侵，清朝更加半殖民地化，这使原来大清的仁人志士开始探讨新的道路选择问题。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道路

当仁人志士彻底对朝廷失去信心时，就开始探索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国家的道路。这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及其革命纲领最为瞩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不过，这里的“中华”指的是狭义的汉民族的聚居区以及汉民族自己管理国家，也就是说这里的“中国”还比较狭隘，把大清与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立起来。这其中也潜含着在定位上以非此即彼的思维对待新与旧的中国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旧势力的悬殊、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分歧、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凌辱的现实，尤其是在一战后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公，都使中国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道路并非强烈支持，有时甚至是漠视的或冷漠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自身对下层老百姓亦是冷漠的。国民党更关注国民上层，即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和留过洋的、有政治、经济实权的那批人。孙中山也曾说过：“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中国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52、80页。这里面的问题有中国与资产阶级强国的对立；上层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与广大民众的对立；传统守旧派与先进革新派的对立等等。随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与现实执行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突破，民主、民权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四大家族的腐朽统治导致民不聊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越发体现出虚假性和虚伪性。辩证地看，这些问题也为新的建国之路的选择预留了可能，客观上促使民众走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

(三)无产阶级的救国道路：中国建国之路的新境界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革命救国之路。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共产党的成立、无产阶级的壮大，中国有了新转折，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救国道路。这条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曲折反复，艰难地前行，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深受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影响，对马列主义理论本身还没有自觉的反省。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与国民党决裂，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时共产党组织仍是(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承认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试图把共产党的中国支部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其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下。因此，在政治道路、军事斗争中，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不过，王明仅仅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所谓代言人。“王明路线的实质就是国际路线。”[注]周文琪：《史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前言页)、2、4、31、39，42、49、53、55、56-57、78，79页。这种局面自遵义会议以后，因毛泽东在军事领导层中的地位确立而有所改观。共产党中国支部经过血的教训，抛弃苏联的城市革命的做法，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路线，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自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经过自觉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自身国情和革命实践创造性阐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相比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出的革命道路更中国化。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逐渐突破了革命思维中国际化与本土化选择的问题、大党与小党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建国之路的探讨和实施的深化。经过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中国化革命之路得到检验，也得到中国更多数阶层的认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表，同时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指导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胜利，毛泽东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复兴为主要目标之一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得以确立，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二、无产阶级对国家建设之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怎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面对这些从未有过的新课题，必须要思考、要探索。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有过困惑，走过弯路。

(一)无产阶级建设之路的理论渊源

无产阶级建设之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在批判旧世界、旧理论，完善并努力把新理论践行到一个新世界中。尤其是恩格斯，从理论上论说了“科学社会主义”，使他们所为之奉献的事业在理论上比其过去的相关理论更科学。这是基于历史辩证法为基点的理论论证，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还有很多约束性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没有很好地实现过，就连适用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也很快在襁褓中夭折，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失去信心。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1849 -1919)因俄国特殊国情给马克思写信，询问在俄国国情下能否基于原有的公社公有制跨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出于理论家的严谨，马克思四易其稿，最后的正式回信非常实事求是地回复她，“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因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融入“体制内”的议会斗争进而修改党的纲领，对德国社民党也持保留态度以至批评。特别是恩格斯，对此持反对态度，并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有些分歧。这可以在他们当时的来往信件中略见。这暗含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转向中的种种困难。

(二)俄国无产阶级的国家建设之路

俄国经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也逐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基于现实状况调整为“新经济政策”。问题是，这种政策不过是一个过渡。不久列宁(1870-1924)英年早逝，苏联失去了第一权威，这给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大危机，增加了其意识形态调整中的争论、斗争。列宁逝世后，因为国家道路和具体政策选择问题，斯大林与布哈林、托洛斯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造成了党内大清洗。虽然，苏联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巩固了国家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强行践行了查苏利奇的设想，在苏俄强行推行公有制和集体农庄。在苏俄国力日升后，这些问题被暂时遮蔽，但却潜含着种种危机。而随着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增，其破坏力更大。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缺憾和理论指导思想的缺憾。

(三)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救”中国问题的结束，建设国家问题随之开启。当新中国建立后，无产阶级的建国纲领真正实施之时，我们发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本身，从空想到科学，又变为国家理念实施，在指导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方面，无经验可循，不可避免面临着诸多困惑。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有关报告中，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经验和教训，以及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方针没有能够贯彻下去，1958年的“大跃进”犯了更为严重的冒进错误，之后党内斗争越斗越左，经济、社会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究其原因，一是没有真正解放思想，打破僵化思想的束缚和固定模式的羁绊，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二是对世界格局的把控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判断有误，照搬苏联模式。三是闭关锁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靠不断革命来消灭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出现了“反右倾”、“大跃进”等严重失误，“文革”十年更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从改革僵化的体制着手解决问题，而是从方法上找答案；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而是在体制内进行修补，这就不可能找到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中国道路大突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的选择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幸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做出了正确判断，提出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从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百年来中国道路选择的伟大成果，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条道路的选择、确立、坚持，使中国步入了一个伟大的时期。

(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轫

社会主义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各方面都难免带有旧社会的弊病。封建主义意识残余和小生产的传统观念，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不同程度地腐蚀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国刚刚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危害。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局势，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让我们党意识到必须调整政策，另寻出路！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在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邓小平给予了有力支持。伴随着“左”倾错误思想的打破，改革开放逐渐成为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深化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南方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谈话着重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步伐，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南方谈话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澄清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对社会主义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精辟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报告明确指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所谓“实践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目前中国社会活生生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实；所谓“理论特色”就是 “中国道理”，而不是言必称经典、言必称西方。理论特色还有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跟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紧密结合起来，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改革创新；所谓“民族特色”，就是说社会主义体现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会有不同的民族风格；所谓“时代特色”，是指社会主义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也肯定会有不同的内容。无论是科技的飞速进步，还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都会使社会主义形态呈现出新的特色，这就是时代特色。十八大报告的新论述为中国道路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实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民主权利得到保证，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意义深远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自1840年以来救国路、建国路、建设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之所以能够突破、能够成功，说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改变。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同时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有机统一起来，超越、突破了一切僵化保守的意识形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确认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得曾经深陷意识形态困惑的中国人不再被束缚。因为中国人认清了孤立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仅仅抓住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不放，对于中国的国强民富没有实质意义。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应从属于中国如何从传统迈向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根本目标。这种认识也重新回归了中国社会传统上经世致用的历史文化，具有极其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帮助中国各阶层认清了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不应是被动的。当中国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主义时，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就会有更大成功；相反，则会被其禁锢，变得思维僵化、事业停滞。当中国人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再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时，不再被动，中国人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泊来品有了思维上和实践上的自觉，不再被这种或那种“主义”所左右，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梦，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