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小人论”与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
——以与小人“共跻于圣域”为核心

苑秀丽

(青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山东 青岛 266071)

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年、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而他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思想，在三个阶段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对儒家“君子小人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我们探讨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一、与小人“共跻于圣域”:“君子小人论”的突破

德治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君子小人论”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前者在《大学》中被系统表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者把人群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也就是能够“治人”的君子;“劳力者”亦即“小人”，他们的道德水平还不能以“道义”为行事准则，看重的是“利”，只能“治于人”。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对儒家文化有较为深刻的了解，他早期的思想即明显受到儒家德治和“君子小人论”的影响。如他认为:“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①《毛泽东1917年8月23 日致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在这里，毛泽东的对“小人”的看法，与儒家有两点明显的不同:

一是提出“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②《毛泽东1917年8月23 日致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这就在君子“治人”、“食于人”的基础上，把引领并拯救占多数的小人，也当作了“君子”事业和义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儒家对小人的轻视是有本质不同的。

二是毛泽东将君子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与“救小人”联系起来，赋予了二者全新的意义。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③《毛泽东1917年8月23 日致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这与宋儒张载《西铭》中“民，吾同胞”及“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思想不无关系，但是把“救小人”提升到“与之共跻于圣域”的高度，这是毛泽东对儒家“君子小人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认识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由于农民在当时的中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毛泽东的眼中，“小人”在很多时候就是农民。而随着革命实践的变化，他早年“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并与之“共跻于圣域”的思想，又有不断的发展。如在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极为敏锐地发现了在农民中蕴藏的伟大力量:“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在这里，农民不再仅仅是等待拯救的“小人”，而是成了可与“共跻于圣域”的革命同盟。虽然上面提到的“贫农大群众”，主要是指农民，但革命的同盟实际上还有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故在毛泽东1930年前后另外一些文章中用的较多的是“群众”，如写于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说:“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④《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这里的“群众”显然是比农民更宽泛的概念。

总的来看，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毛泽东对儒家“君子小人论”又有了两大发展:一是用“群众”代替了“小人”或农民;一是进一步提出革命者需依靠“群众”来“夺取全中国”。这不仅全面超越了儒家的“君子小人论”，也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政治理想的特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

二、群众路线:“君子小人论”的发展

延安时期，⑤从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于1937年1月到达延安，至1948年3月撤离延安迁往西柏坡，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以延安为首府。毛泽东依靠“群众”来“夺取全中国”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群众路线”⑥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群众路线”概括为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充分表明“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早期思想，也对儒家“君子小人论”作了全新的发挥，而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群众”向“人民”的演化。尽管毛泽东在1940年还在强调:“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⑦《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但实际上，“群众”已远远超出了农民的范围。他在写于1939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⑧《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到了1942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这意味着原本含混的“群众”有了更明确的内涵。此后，毛泽东或用“工农兵群众”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或用“工农兵学商”⑪《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但用的最多的是“人民”，如作于1949年6月30 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概念的使用上就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这也适用于1949年以后的情况。

其二，依靠群众“夺取全中国”思想的明确化、系统化。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虽然在1934年就已提出，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他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⑫《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又说:“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⑬《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565页。这与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⑮《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的著名论断可相互说明。在当时，也是落实到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群众路线”，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⑯《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则可以看作是对它的哲学提升。

其三，共产党应该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毛泽东在1938年曾提出，为了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必须“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到了1939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②《〈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这里所谓“群众性的党”，一方面要求“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③《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自然地融于群众之中;另一方面，还要“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④《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使群众成为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不仅党可以成为群众的代表，群众也成为确认党的正确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四，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性的党”还必须“为人民服务”。如前所述，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文艺要“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此后，他把这一思想从文艺领域扩展至更大的范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⑥《为人民服务》(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⑦《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⑧《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就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来说，“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标志着“群众路线”的高度成熟，也成为此后很长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最熟悉的流行口号之一，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发展。

总之，从以上的论述，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儒家“君子小人论”突破、发展及超越的基本轨迹，也可以窥见毛泽东早期与小人“共跻于圣域”之理想的演变过程。如果说完成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对“圣域”做出了详细的描述，“群众路线”则始终是毛泽东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重要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对儒家大同“圣域”的超越，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及他对儒家“君子小人论”的超越是分不开的。

三、群众运动:“君子小人论”的极端化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群众路线”则从此前的法宝，成为新的治国方略，并逐渐发展为“群众运动”。以往的论者多把“群众运动”看作是毛泽东晚年头脑发热、夸大成功的经验的表现之一⑨如刘元林先生认为:“在胜利面前，人们不惮歌颂胜利的成果，而且歌颂胜利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谦虚谨慎，就不仅会陶醉于胜利的成功，而且会夸大成功的经验，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晚年就是由于夸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而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的。”刘元林:《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求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但从历史实际来看，“群众运动”既是延安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复制和扩展，也与由儒家“君子小人论”发展而来的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思想互为表里，显示出毛泽东政治理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人民”被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正义性。与延安时期相比，“群众”更多地被表述为“人民”，但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把贫贱者看作是“人民”的主体，认为“贫贱低微”者“生力旺盛”，所以他们有很多“发明创造”。⑩《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不少学者有类似的观点，如杨晓伟:《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哲学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甚至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⑪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报告批语(195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以此赋予“人民”天然的合法正义性。这也构成了毛泽东有关群众运动的论断和做法的基点。但另一方面，“人民”不再固定地指下层民众，而成为一种处于变化之中、需要不断得到验证的政治身份。“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⑫萧延中:《“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也就是说，“人民”的天然合法正义性，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造来保持的，每个人都不例外。

其次，“人民”是党的伦理正义性的主要来源。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早已有之，只不过建国以后又有了新的变化。就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发展而言，他对于“群众运动”的极度推崇，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一是党的“人民”(群众)化，使党自然成为“人民”的代表。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就已经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一点在全国解放以后更成为无可辩驳、不需论证的事实。因此，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党自然地融于群众之中，具备了代表群众的资格，这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也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二是“人民”(“群众”)成为党确证自己最有力的武器。政治上的合法正义性与“最聪明”而富于创造力的优势，不仅使“人民”可以代表党首先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并在特定情况下赋予党特殊的伦理正义性，而且党的正确伟大也可以通过作为大多数的“人民”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在大的政治方针出现重大分歧时，来自“人民”的声音成为决定是非的最重要的标准。这在实际上表现为: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谁就获得伦理道义上的正义性。由此“群众”与党在伦理正义的前提下，比以往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群众运动”则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这一点。

再次，“群众运动”成为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有效方式。毛泽东执政期间的所有“群众运动”，不仅都是在具备伦理正义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也都和他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政治理想分不开。因此，从毛泽东政治理想的逻辑发展而言，儒家“君子小人论”的影响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可以看作是历次“群众运动”的灵魂所在。这在最为典型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先看人民公社化运动。1949年以后，如何实现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政治理想，成了毛泽东必须考虑的问题。他最后选择的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其实也是儒家大同理想的延续。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曾谈到过理想中的“新社会”，①毛泽东《学生之工作》:“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园，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1949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②《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这清晰地显示出从儒家大同理想到《大同书》，再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轨迹。因此，也可以说人民公社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实现毛泽东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理想的一种尝试。

再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但反对官僚主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早在1956年，毛泽东说过:“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 版，第326页。他甚至认为，在60年代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④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注释(5)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而官僚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脱离群众。所以，不论我们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应当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出台于1966年8月8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动这场运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又说:“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9 日。但不幸的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已经获得了自身的激进生命，以致几乎任何人都不再能控制和指导它了。”⑥［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们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但我们似乎并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就否认它为了与小人“共跻于圣域”而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初衷。

还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全民大炼钢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其它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同他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政治理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作为毛泽东万能法宝的“群众运动”，虽然是“群众路线”的过度突破，也有悖儒家中庸之道，但它同毛泽东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伦理化政治理想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毛泽东伦理化的政治理想，与儒家“君子小人论”密切相关，但又远远超越了后者。如果说“群众路线”在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理想逐渐具体化为依靠群众“夺取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成功地实现了“夺取全中国”的伟大目标，那么，依靠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群众运动”，则偏离了儒家思想，也歪曲了“群众路线”，因而不仅使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最终落空，也使国家陷入无序失控的状态。对此，我们今天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固然十分必要，但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