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古诗研究的学术意义

胡 旭

近现代以来，《古诗十九首》得到的关注与认可，是无可置疑的，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学者梁启超等认为《古诗十九首》成于东汉。①此说影响甚广，又得罗根泽、刘大杰、马茂元、游国恩等学者的继承与播扬，遂致近八十年间无甚异响，几成定论。二十一世纪初，这个众口一词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其中声音最响、力量最大的是木斋先生。

木斋先生的相关研究，最能给人启发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古诗十九首》，而是将其和与之风格相近且数量更多的“古诗”以及建安诗歌进行比较，立体考察。实际上，木斋先生的研究，立足于《古诗十九首》，但又跳出了《古诗十九首》，将目光瞄准了汉魏时期的所有古诗。很自然地，他的研究实际上落实到另一个与此相辅相成的问题——五言诗的兴起与演进。他的结论也很独特，《古诗十九首》、汉魏其他无名古诗、建安诗歌，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虽然前人也有《古诗十九首》为建安曹、王诸人所作的提法，但木斋先生却在研究中将其坐实，且言之凿凿。这不能不引起学人的更多思考。更重要的是，木斋先生将五言诗产生及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个案串联起来，从写作时间、诗歌题材、词汇语句、历史背景、艺术风格等诸多角度，综合考察，角度之新，层面之多，方位之全，令人心折。

其次，他在研究中对陈说进行了大胆地质疑。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怀疑精神。文学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疑案，比如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等确实有令人生疑之处，但如果说《怨歌行》的作者不是班婕妤，秦嘉回复徐淑的五言诗是伪作，《陌上桑》不是乐府民歌而是曹植或傅玄所作，则可能会让人产生标新立异的感觉。然而，木斋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不是凭空提出这些新说，他有自己的依据。最令人震撼的观点是:曹植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古诗十九首》和同时的一些古诗很大程度上与曹植与甄氏的爱情有莫大的关联。《古诗十九首》为曹植所作及曹植与甄氏之恋，前人也有所涉及，但将此二事关联起来，从而考察当时文学创作的情况，实为木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

再次，他的考察十分深入，做了很多钩沉索隐的工作。木斋先生是一个才气过人的学者，读他的文章，有一种鲜活的感觉，每每叹服其驱遣文字的功力。看起来，这似乎与考证文章的平实、稳扎相悖，但木斋先生却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著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以及一系列论文中，重视材料，搜集材料，考察材料，鉴别材料，使用材料的工作做得扎实而到位。比如关于曹植与甄氏之恋的论证，不仅将《三国志》及裴注的相关资料一网打尽，而且将唐宋以来的相关材料搜罗出来，作为佐证。在论述时则对这些材料分门别类，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找到自己需要的证据。又如在论述《古诗十九首》之女性题材之作产生于曹丕、徐干之后时，作者从班固的《咏史》到蔡邕的《翠鸟》，联系到《三国志》及裴注中关于曹操生活习性的记载，再结合十九首中相关作品的句式、文字等语言技巧，让人不得不承认其说的合理性。木斋的观点无疑是新潮的，但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

最后，木斋的研究，具有十分可贵的创新意义。从笔者与木斋先生的交流以及阅读他的论著所获得的认识来看，他是一个虔诚而执著的学者。为了自己喜欢的研究，为了追求真理，他是废寝忘食的，是夜以继日的，是苦心孤诣的，但是，别忘了，他也是乐在其中的。他的快乐的源泉是发明与创新。从大的方面说，木斋先生对近百年来汉魏文学的主流研究发起了强劲的挑战，所形成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从小的方面来看，木斋先生对此一时期的大量作品都做了考察，得出了许多与传统看法大相径庭的结论。虽然还不能说木斋先生的研究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但他的创新精神，对当今的学术研究来说，是十分值得借鉴、学习的。

本期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进行探索。波·让津(Joachim Boittout)《从政治到人性的历史性变革—论木斋古诗研究以人性为中心视角的意义》一文，分析木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从人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显然是木斋研究的一大特色。侯海荣的《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抉隐探微》一文，认为木斋先生从诗本体的原生视角、诗客体的立体释读、诗主体的通盘考量以及多学科之间的嫁接、杂糅、融贯、跨界深入开掘，是一种革命性的研究。孙浩宇《“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一文，对木斋先生的研究微有质疑，但也肯定木斋求真务实、果决无畏的研究精神。

木斋先生的研究，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是否接受他的观点并不重要，无法忽视的是他的怀疑精神，他直面问题的态度，他坚定不移的努力，他至为可贵的创新。无论如何，木斋的研究都可谓这个时代极其宝贵的学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