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魏 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县 742500）

论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魏 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县 742500）

立足于对杜甫京城诗的解读，从杜甫独特的背景基础、价值观和审美意境三个方面探究了其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对进一步研究杜甫诗歌的风格大有裨益。

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成因

“京城诗”是在京城撰写、描写京城，并主要流传于京城的诗，一般来说，主要指生活在京城或部分由外地赴京的社会名流或文人们，在京城的诗歌创作实践与欣赏活动中诞生的诗歌［1］。“盛唐诗是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2］，是上一世纪的宫廷诗的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却是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第一代京城诗的代表人物是：王维、王昌龄、储光羲、卢象及崔颢。他们主要写社交应景诗，且建立起了惊人的社交关系网，互相唱酬赠答，这当中他们最推崇王维。为此，宇文所安说“整个八世纪，京城诗独立于各种个性发展方向，它始终是一种‘表演’的诗歌，是文化和地位的标志，而京城诗人的风格则又几乎一致”［2］。杜甫是“第二代的京城诗人，他吸收和超越了所有前辈诗人”［2］。杜甫的京城诗不仅表现了京城的恢宏与繁华，呈现出一种京华气象，同时也表现了京城下层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杜甫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对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因而诗人的诗风才转向以伤时叹世为主要标志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因此说，杜甫的京城诗在迅速地转换风格和主题，把属于几个范围的问题和体验结合起来表现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而形成这些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甫的京城诗形成于独特的背景基础

这里将杜甫与同是京城外来诗人的王维、孟浩然、李白作一下对比。“出自太原王氏家族的王维，年轻时就因其显赫的家庭背景被引荐进诸王府，他扮演了传统的早慧诗人角色，以娴熟精确的宫廷风格赢得诸王的青睐，他的家族背景与其受到的诗歌训练为他进入社会做了充分准备，虽然他本身个性流露出消极地与上流社会相联系与接触，但是他走的是传统的、正规的并且也是很顺畅的路线，在京城发展了自己的诗歌范围。”［3］而孟浩然，则是一位京城本土诗人圈子之外的文人，他出身于地方地主家族，虽然并不及王维家世显耀，却也与上层贵族社会有间接联系，受到过宫廷贵族式的教育。“王、孟二人虽非京城本土诗人，却直接间接受京城氛围熏陶，接受京城化教育，未到京城之前则事实上已为京城边缘人，为自己铺就了一条日后入京发展的通天大道，而抵达京城之后更是因之前的规范训练如鱼得水。”［3］李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京城以外的诗人，他既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与京城上层有过任何裙带攀连关系，而且他走的是一条自我发展、自我成才、任意随性的道路，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定性化的标准教育与训练，在没有经由家族背景、权贵扶持、进士考试的渠道下，他孤立地依靠自己的天才在京城获得了成功。杜甫虽然出自京城地区杜陵的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是第一位家族根基在京城地区的唐代诗人，但“杜氏家族在唐代出现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杜审言，他是杜甫的祖父，武宗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可是，作为一个家族，杜家缺乏社会声望和权势。与许多到长安碰运气的地方人物不同，杜甫与大世族的成员并不缺少联系，但他与他们的联系却是高度从属的”［4］。这样杜甫与李白一样在入京前只是京城世界的局外人，并不为京城文学界所知，但是入京后的三年李白名震朝野，打出一片天下。而杜甫曾进京参加仕进不第，而后又直接向皇帝进献三大礼赋仍无效，最后只能进行干谒求仕，因此，进入长安后为干谒求仕而做的赠答诗相对来说较多。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尽管在京城也同李邑、李琎唱和做诗，并被他们所赞赏，但诗歌要在京城成为一种时尚，只能通过最高的统治者，这一点杜甫不如李白那么直接，因而他的诗歌在当时并没有李白的诗歌那么熟悉，一直在中唐和晚唐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尤其到晚唐他终于和李白齐名，并被认为是盛唐诗的代表，被称为“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4］。清人程可则《题杜少陵画像》中叹息日：“当宁何曾解爱才，旅食京华岁虚度。”

二、杜甫的京城诗形成于独特的价值观

杜甫是抱着“制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来到京城的，而他一生又遵守的是“诗是吾家事”的传统。杜甫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歌功颂德以求他人举荐，然而收效甚微。天宝十四载，杜甫终于得到了从九品的河西尉，这对自视甚高的诗人来说，是莫大的讽刺，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此后不久做了官阶八品的右卫率府兵曹。拜官后杜甫略有释怀，作《官定后戏赠》言“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略述其不得已之情。在这样极度贫困、受尽屈辱的情况下，杜甫仍然能以天下为己任，自视甚高。诗人少年时曾自比苍鹰、胡马，那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壮之气充塞于胸襟。而旅食京华的十年，仕进之路虽然屡屡受挫，但杜甫仍雄心不改，常自况为曹植、扬雄、颜阖、司马相如、子夏等古代先贤，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是这种自信与自期，实现了杜甫的自我拯救，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虽“居然成镬落，白首甘掣阔”，但诗人兼济天下的壮志始终未泯。博大的胸怀、始终不变的自信一直鞭策和鼓舞着杜甫，即使实现抱负的道路艰难曲折，亦能穷且弥坚。而生活的穷困，使杜甫感受了社会底层百姓的困苦，认识到社会的阴暗，才真正开始走上忧国优民的道路。长安十年中杜甫创作了许多成功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虢国夫人》等，尖锐批判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奢华无度带给人民的兵役、徭役之苦，与早期诗歌缺少时事内容大不相同。长安时期所做的《秋雨叹三首》中，杜甫饱受羁旅之苦，落魄的诗人此时却能从现实着眼，切实体会到苦雨带给人民的灾难，“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径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裳绸，相许宁论两相直”。身受同感，为农夫田妇控诉苦雨之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更是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唱叹，情怀热切关注民生“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将奉儒守官、重振家声的理想升华到忧黎元、思戍卒的壮怀中。思想的转变、海涵地负的情怀之最终形成，注定了杜甫不可能只甘作凡鸟;而诗艺的不断磨砺，又注定了杜甫必将成为诗界凤凰。

三、杜甫的京城诗体现了客观物象与诗人主观情思融合的审美意境

被人们誉为“诗圣”的杜甫，其诗歌的价值和魅力，不仅表现为诗歌的内容积淀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历史现实，具有“诗史”的历史价值;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看，其诗歌还创造性地开拓了一条以创造诗歌意境美来表现普通而崇高的心灵世界为主的崭新创作道路，创造了一种意境美。

杜甫是一位创造诗歌意境的大师，他在对现实生活进行心理体验时，获得了审美意识的自由运动，通过自己的思想把众多的意象一一收进诗篇，物化在艺术的时空之中，诗人为创造美的意境，并不是刻意去表现所谓隽永小巧的境界，而是抓住现实生活中自己感受最深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进行了高度集中的概括，舍弃那些与事物本质相对疏远的时空现象，而将那些能充分显示事物本质的时空现象进行综合概括和浓缩。例如“三年笛里关三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这就是悲惨生活遭遇的写照。屈辱、孤独、衰老、疾病、流离、潦倒、穷困、饥饿、寒冷……人世间的一切悲哀，似乎都集结在这位“泪垂血”的诗人身上了。然而，杜甫诗歌中这样的生活悲哀不是个人身边的小悲哀，更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杜甫诗歌中所抒写的个人身世之悲，是一种社会感情，是一种悲剧时代的典型情绪，这面心灵的镜子，能通过诗人的个人悲剧照见那个历史时代的痛苦面貌。即这种错综复杂的悲，高度浓缩的愁不仅形象地展现诗人的漂泊生涯，也从侧面高度地概括了战乱时代的社会现实。同时杜甫还善于选取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并加以艺术概括，从而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如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潇洒狂放的饮中八仙，剑舞酣畅淋漓的公孙大娘，鞠躬尽瘁的诸葛亮，飘逸不群的李太白，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昏庸无能的朝廷大臣……组成了一个人物形象画廊。这些鲜明而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给人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呼之欲出之感，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杜甫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独特、鲜明、具体、活生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另外，杜甫的诗歌，浸透着诗人忧国伤时、爱民怜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他的诗达到了一种审美主、客体融和无间、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是杜甫五律诗歌中的代表作，全诗写得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春天花开鸟鸣，花原本是悦目的，现在却引人落泪，鸟本来是悦耳的，现在却反而使人惊心，原来是目前国家正遭战乱，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分散，所以目睹此春景，只能使人更加伤感，闻此鸟声，也只能使人平添愁绪。如果只是抽象地说是感时流泪，恨别惊心，便不深刻，也显得枯燥了。他的诗歌，意与象、情与景、形与神高度统一，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景外之意”的独特魅力。

总之，对于京城长安，杜甫始终是充满感情的，但是作为一名外来诗人，杜甫对长安却是既陌生又新奇。虽然他在长安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但长安提供给他的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大舞台。在这里他一方面快速吸收、消化、咀嚼京城文学养料，另一方面他本身就具有开阔的视野与纵横驰骋的才情，地域的优越性加上文人自身的特点使杜甫在长安的阶段真正凸显了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成为了盛唐一位无可争议的具有个性风格的京城诗人，在社会地位、历史处境铺就的京城诗背景衬托下，与其他诗人大不相同，诗人彰显出了自己的个人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超越了前一代大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京城诗人，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1］ 徐志啸．文学史及宫廷诗、京城诗：宇文所安唐诗研究论析［J］．中国文化研究，2009（1）：202－209．

［2］ 宇文所安．盛唐诗［M］．上海：三联书店，2004：4，209 －210．

［3］ 游佳琳．李白长安漫游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3．

［4］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On the formation of Du Fu'capital poem style

WEI Lin
（Longnan Higher Normal College，Chengxian，Chengxian742500，China）

Du Fu's capital poems not only manifes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gloom and doom，also develop a new creative way and form his own unique artistic style．This paper，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capital poems，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his capital poems style，which has great benefit to further study the style of Du Fu's poetry．

Du Fu;capital poems;creative style;formation

I207．22

A

1009-8976（2013）01-0086-03

10．3969/j．issn．1009-8976．2013．01．027

2012－05－13

魏琳（1974—），女（汉），甘肃成县，副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