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博爱济世的平民道德——探析墨家德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俞杨建

（泰州学院 科研处，江苏 泰州 225300）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借鉴西方的学制与课程内容，将传统的人格养成教育废除。西方教育重视的是科学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使其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种科学至上的教育容易使人文精神教育被忽略。当今世界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科技的进步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艾滋病蔓延、恐怖袭击频发等。道德的重要性重新受到重视，各国都希望通过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改善人类面临的问题。然而世界各地的道德日益没落，过去用道德来处理社会问题的旧道德遭到破坏，而解决新问题所需的新道德尚未建立，面对这种道德困境，敢问路在何方？我们可以从先哲先贤思想中寻找适合现代社会的道德观点，用来教育现代人，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墨家思想则是我们需要开采的宝藏之一。墨家思想发端于社会生活底层，对人民的需求有深切的认识。墨子强调即知即行来解决天下间的问题，他也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只要能利天下的知识都可以拿来推广。墨家思想包含丰富的德育内容，对其进行深入学习研究，发掘其对现代德育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墨家德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经济背景。

西周后期井田制度逐渐难以维持，主要原因是人民更愿意开垦私田而不愿意耕种公田。各诸侯国也渐渐改用收税的方式，使得井田制度所分配的份地与新开垦的土地成为私田，土地私有制慢慢兴起。春秋时期鲁宣公十五（公元前594年）率先采用“初税亩”的农业税制度，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也纷纷跟进，各国所收的税赋极重，墨子便说：“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墨子·辞过》）战国初期，官方铸造的货币已广泛流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商人垄断市场、放高利贷剥削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同时，中原地区的土地已充分开垦，人口较为密集，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商人和富庶的城市，然而广大的农村却饱受统治者和新兴权贵商人的压迫。在统治者征收重税的情况下，农民难以生存，土地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被收购，大商人同时也成了大地主。丧失土地的农民只能投靠大商人、大地主成为家奴、佃农。统治者、大商人、大地主生活极尽奢侈浮华，而广大的农民却生活在饥饿、寒冷、劳苦的困境中。

2.政治背景。

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在西周的“井田制度”被破坏以后加剧，广大的农民生活难以维持，还要被迫参与兼并战争，战败被俘则从此子子孙孙皆为奴隶。然而统治者与依附在统治者权势下的大商人、大地主却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这种阶级制度造成社会严重失衡，导致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攻战。周天子迫于现实，自身违反礼制，对于篡位的士大夫，不但不讨伐，反而晋升为诸侯，武力成了左右一切的力量，诸侯间的攻伐从此愈演愈烈。［1］在连年持续的征战中，百姓饱受战争的威胁，日子颠沛流离、无所依归。墨子曾记录一些当时攻战的情况：“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墨子·非攻下》）此段描述指出当时诸侯们发动战争，攻伐其他国家，不像以往还受到周朝礼法制度的规范，如今为其各自利益，皆可调派军队去攻打无罪的国家，正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种无道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消耗：“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墨子·非攻下》）墨子对此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判：“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 ”（《墨子·非攻下》）

3.文化背景。

面对兼并攻伐的天下大势，各国君主皆谋求富国强兵，纷纷任用贤才，进行政治改革。有才之士也广招学徒，并推荐弟子到各国任职，使得私学之风盛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璀璨的时代。致力于改良社会的思想家们，面对现实社会的冲突和纷争以及价值信念和伦理秩序的崩溃，开始思考出现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并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被人民和统治者接受，思想家们在总结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将自已的思想推演成一套系统的哲学理论，为社会指点迷津。这种思想逐渐分化创立的过程，在《庄子·天下》篇有详细的描写：“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段话虽有批判之意，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出人们处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身心备受煎熬与打击，却意外创造出先秦时期灿烂的思想，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

二、墨家德育思想概览

1.兼爱、非攻的德育思想。

墨子一再强调要兼爱天下人，为天下人谋福利，这是事鬼神的方法，也是人追求幸福的途径。墨子的道德核心概念是兼爱，兼爱可以形成兼与别的评价标准，来判断兼士与兼君、别士与别君的道德现象。兼爱还能够提供道德判断的理由，例如天兼爱天下，人情必择兼。墨子希望人做兼爱的实践者，兼爱的实践是履行天志赋予人的义务。兼爱的实践太苦，若没有天志的宗教信仰，只有统治者的赏罚，是很难推行的。人民行兼爱是服从天的命令，同时也是服从天子的政令，这是通过外在的压力使人性自私自利的倾向得以抑制，而导向兼爱他人的方向。［2］

非攻的理想是希望国与国、家与家之间无攻战，人与人之间无斗争、无伤害。墨子反对强大的国家侵略弱小的国家，因此他主张“非攻”，并以实际行动来协助弱小的国家，以消弥战争。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墨子·非攻下》）以有道征无道，这是要求诸侯要有道德，不可行暴政，这才是义战，是利天下的大事，目的是要建立非攻的理想世界。

2.尊天、非命的德育思想。

墨子认为，在这世界上只有天最有智慧、最尊贵、德行最高，因此人要成就其品德，最佳的方式就是法天。墨家以天志思想作为实践兼爱思想的衡量尺度，“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法仪》）天是道德实践与治理天下的效法对象。天志的思想是欲人行义，因此天志希望人的行为合乎义的道德行为规范，且认为 “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这种尊天事鬼的道德，在道德教育上要人求福避祸、修己爱人。无形的鬼神是人类行为的赏罚者，时时心存敬鬼神的心，时时提醒自己，人将能为善去恶。天与鬼神时时都在监视人的行为，人只有积极努力地表现，获得天与鬼神的认可与奖赏，才有幸福的人生。人如果不努力行动，鬼神无从考察，人就无法获得赐福。墨子所强调的宗教与兼爱的人生，要通过积极刻苦的人生观来达成。墨子肯定人有追求天下太平和荣华富贵的权利，要求人努力行事创造财富，这就是“非命”思想。若信有命，将天下大乱，并导致国家衰亡，对天下不利，因此要“非”之，而非命可以利天下，合乎“天志”的要求。他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墨子·非命下》）墨子强调事在人为，任何困难，都可以通过人的智慧和努力加以克服。

3.非乐、节用的德育思想。

墨子指出王公大夫爱好音乐的行为是错误的，原因是好乐妨碍生产。不过若是演奏祭祀鬼神之乐等对人民有益的音乐，墨子则是采取赞同的态度。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生存问题是第一要务，好乐对生产并无直接帮助，［3］会消耗财产、浪费劳作时间，这种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天创造万物，使人得以休养生息，人必须效法天养万民的精神，努力工作生产，节约使用，将多余的物资分与他人。墨子看到当时诸侯、大夫、大地主、大商人太过奢侈浪费，在有限的资源被少数人掌控的情况下，农民、工人生活十分困苦，他提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面对老百姓这种困境，他提出“非乐、节用”等主张，希望掌控资源的权贵人士能限制自身的欲望，以减少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流向贫困的农民与工人。他提出人人各尽所能从事生产工作，以求能增加物资的产量，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墨子的“节用”是指“当省不用、当用不省”。一方面，他提倡紧衣缩食，认为整个社会应大行简朴之风，人人过着朴实的生活，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他认为只要对人民有利，哪怕是耗财甚多，也一定要做，比如制作舟车，他就大表赞成。

4.尚贤、尚同的德育思想。

墨子反对君主世袭制，为避免一人之私的君主专政，他提出“尚贤”。他主张推举贤人担任天子来解决纷争，天子又寻找助手，其助手又再任用助手，从而形成层级的政治制度。墨子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重用贤士，使他获得富贵，并给予尊重、赞赏，如此便会产生鼓舞作用，国家的人才自然会众多。［4］墨子强调人民出人头地机会的公平性，其平等社会的描述如下：“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墨子用道德楷模作为众人学习的对象，而这些道德楷模的行事标准都来自于上天，因此天是道德楷模效法的对象。天之所欲在于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古圣王以此为志，率领天下万民来实践。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墨子·尚同下》）因此要建立尚同法治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要求政府官员勤政爱民，做人民的表率。

5.贵义、利人的德育思想。

墨子认为义是天所欲，是行动的准则，义具备超然的地位，万事莫贵于义。墨子的兼爱强调互利互惠，义与利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义是人际互动时的内在道德基础，义可以服人，可以使人富贵亲近，可以使天下大治，大义会获得大利。他说：“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墨子·天志上》）天志要求人不可以做不义的事，义是天志的法仪，行义就是法天。义是主观的行为动机，而利是客观的行为结果。墨子倡导的利是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而非一己之私利，［5］义利统一以达到天人合一。他一再强调要先利天下人，这样才有可能唤醒世人行义的动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身先士卒精神，是先秦诸子中所少有的。

三、墨家德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1.家庭美德教育。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养成至关重要，墨子主张家庭教育要培养具有积极向上、非命力行性格的人，促使子女积极努力地表现，以获得天的认可与奖赏；要进行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要求子女肯定生命的价值，不向命运屈服，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要对子女进行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教育，强调事在人为，积极面对问题，勇于承担责任，绝不逃避；要教育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永保战斗力，决不松懈；要教育子女勤俭节约，受高消费生活价值观念影响的人，永不知足，只有节俭生活才能使人在奢华的现代生活中得到真正的幸福。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即使再富有，也不娇生惯养，要让子女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下成长，这样子女面对日后可能遭遇的人生磨难，才能有坚韧的生命力以渡过难关。子女教育的成败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幸福，尤其是子女品德的好坏所造成的影响最大。品行差的子女不尊敬、不孝顺父母，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甚至染上赌博、吸毒等恶习而败光家产，全家人都要跟着受苦受难，因此家庭美德教育是父母必须要深入学习研究的课题。墨家德育思想给我们的启发是：父母要做到言传身教，注重培养子女自食其力，家庭成员要相互尊重、创造充满爱的家庭氛围。

2.职业道德教育。

墨子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他将人所特有的道德属性与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起来，反对不劳而获。［6］墨子主张“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强调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贤才教育，贤者除了有正确的思想品德，还要有奉献社会的技能，学成之后要付诸实践，能够针对问题学以致用。职业道德教育要教育人自强不息，乐于奉献，这种坚毅、无私的精神是墨者应有的精神；要教育人充分认识工作价值和意义，端正工作态度，以工作为乐；要教育人勤奋工作，珍惜点滴工作时间，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要教育人认真学习，努力进行技术革新，将科学技术灵活运用于生产实践，以提高工作效率。当今社会强调分工合作和政府宏观调控，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维护市场稳定，这与墨家“尚贤”、“节用”等观点是一致的。

3.社会公德教育。

墨子以“兼爱”为基础的德育思想教育人要视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准则，互助互利，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培养团结友爱的道德人；教育人要守法，相互劝勉守法行善，以培养守法行义的道德人；提倡人人平等，以公平竞争造就贤人，以培养努力尚贤的道德人；教育人要认识到应避免交战，以兼相爱、交相利的行动代替攻伐，学会行侠仗义，遵守国际道德，以培养扶助弱小的非攻正义强者；教育人要以互助来解决“三患”问题，鼓励成立民间慈善团体和志愿者组织，要求政府官员作出表率，以建立兼爱、尚贤、非攻的理想社会。［7］

四、结语

墨家思想产生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受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所限，其德育思想必然会有先天不足的地方，比如神鬼思想、“兼爱”理想主义、对于音乐的偏见等。然而，墨家德育思想根植于生活之中，反映着最广大劳动者的需求。［8］其遵循人性的朴素思想，在任何时代，都会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欲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非命力行”、“非乐节用”可谓对症良药。因此，加强对墨家德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为新时期德育工作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63-64．

［2］ 杨建兵．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9-171．

［3］ 丁纯．论墨家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J］．天府新论，2008，（2）：41．

［4］ 胡子宗，李权兴，等．墨子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5．

［5］ 戴胜华．墨子伦理思想与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24．

［6］ 刘太恒．论墨家的道德精神［J］．伦理学研究，2006，（1）：29．

［7］ 崔清田．显学重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84．

［8］ 贺更行．墨子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布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3，（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