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功能与角色

李 真，李 涛，刘 倩，卢金艳，杨玳瑁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100007)

一、来自本土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探索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第一批打工妹驻扎深圳河畔开始，至今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反观国际经验，自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完成后，均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转移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迅速崛起成熟的时期。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实际上是伴随工业化而萌芽、伴随城市化而兴起的，是应对城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专业力量。

然而，中国农民工问题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劳工与移民问题的普遍性，又有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社会背景。如此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属于史无前例。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

2003年春天，一群青年人签下“生死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的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第一家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北京协作者诞生①。当时这个连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组织，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核心的农民工问题为介入点，希望通过开展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进而在实践中总结创新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经验，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

2007年，北京协作者实现了第一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为超过15万余人的农民工提供了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创新出服务对象在参与社会服务中实现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索出“服务创新与政策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之后，北京协作者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建立了长三角第一家以服务农民工为主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简称南京协作者)及国内第一家致力于企业社会工作的民办专业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简称珠海协作者)，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模式探索。

本文正是基于“协作者”长达10年的专业实践而开展的行动研究。研究者作为在“协作者”长期从事农民工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鼓励农民工与研究者一起参与到行动研究中，目的不在于验证某种理论，而是通过长期的专业实践与持续的专业检讨，在实践情境中，对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进行总结梳理，以期丰富和完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建设。

二、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

研究者分别结合自身实践体会，以及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手法与成效的反思，分析认为，针对农民工服务，社会工作专业在城市化建设中应当承担起八种角色。

(一)推动农民工融入城乡社区生活的服务提供者

农民工处于传统服务体系的边缘，而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其专业服务建设基于注重公平、平等和参与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工作者既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拾遗补缺地弥补传统服务的不足，又可以自下而上地开拓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全新的服务空间。

农民工群体的不自信心理、对城市社会环境的陌生、人际关系的缺少、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差异等现实因素，都成为其融入城市社区生活的障碍。而社会工作专业从助人自助、尊重、平等、接纳等价值观出发的服务理念，既可以有效为农民工适应新环境提升自信、发掘潜能，缩短农民工对城市新环境无论心理还是现实的距离，也可以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人员提供可以借鉴的社区服务经验，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群体的接纳，从而为农民工融入新环境打开大门。

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服务，其基本原则均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恢复和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为导向。以北京协作者为例，她开展的活动包括了个案工作(涉及农民工情感支持、心理疏导、权益维护和家庭矛盾等)、小组工作(主要分为促进农民工建立同伴支持系统的各类小组活动)、社区工作(主要是城郊边缘社区探访活动、社区融合性服务活动、社区照顾以及社区规划等)，还有教育倡导和公众教育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承担着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扮演着一名服务者的角色。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活动，可以促使有需要的服务对象适应环境、逐渐地成长，实现自助互助，实现赋权和发展的目标。

“上班时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机器，这不该是年轻人应有的生活。”

珠海协作者中心组织合唱进行心理干预。在中心的活动室教学板上，两张大宣纸上写着两首歌曲的歌词:《打工行》和张艺谋新作《三枪拍案惊奇》的主题歌《我只是一个传说》。杨玳瑁告诉记者，每周末都有外来工分批来这里联谊，这是最近正在学习的合唱歌曲。由于歌词贴近寻常人的生活，深受打工者欢迎，不少年轻人还把这两首歌曲设为手机铃声。

“他们其实很容易满足。”李真说，打工者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群，整日与机器打交道，“上班时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机器”，过惯了流水线的单调生活，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也被消磨殆尽。

“这些歌曲很通俗，看到这些年轻人演唱时的全情投入，我常被感染得不禁手舞足蹈。”李真告诉记者。一名在新青工业园管委会供职的干部也深受感染，常常前来参与合唱，他说:“在这找到了当兵时唱军歌那种激昂积极的感觉。”

一名伟创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打工者把刚失恋的工友“强行”拉到了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下称中心)，参与合唱。短短数天时间，工友就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除了组织合唱，中心还常举办一些集体娱乐活动，让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欢聚，释放生活的压力。2012年12月，新青工业园相继发生两起凶杀案，中心得知后，先后多次对和凶手及受害者有过接触的外来工进行心理疏导。

珠海协作者中心运行10个月来，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人在这里治疗了情伤，有受访者表示因为留念这个心灵的家园不忍离去，有人变得更积极主动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

然而，我们同时看到，中心的人力财力都非常有限，力量单薄。但无论如何，中心的创建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希望看到它的步子迈得更快、走得更远;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部门，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它;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建立，为打工者营造心灵的栖息地……［1］

(二)推动社会管理改革的服务创新者

如前所述，如此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属于史无前例，而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中国城市化迫切需要动态的服务手法创新。社会工作是社会服务创新的一种专业方法或手段。社会工作者服务于农民工群体，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社会工作实务的角度，都具有创新性。强化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服务理念，革新传统社会管理服务工作，进而创新农民工直接参与的发展性服务理论与手法，使得社会服务更具中国城市化本土特色。

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引入到农民工服务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教育中，打破传统的单一、生硬、僵化、静态的服务，实现服务的专业化、系统化、动态化和人性化，倡导人文精神和社工理念。

以南京协作者的社区调解工作为例，其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融入其中，不仅仅是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让服务对象充分地参与进来，协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挖掘他们自身的智慧和能力，获得自身能力的提升及对助人理念的理解，从而实现更为长远的自我服务目标。受助对象一方面解决了自己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使得自己的意识和能力获得提升，能够将助人精神与方法传递下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实现从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转变。而不同于律师将案件承接下来，直接帮助农民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南京协作者从事社区调解的工作员孙亮(化名)，原来就是一名向协作者求助的农民工，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成功地从受助者成长为志愿者再到助理社会工作师。

2006年，针对流动儿童身处城乡结合部，无法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的现状，北京协作者设计了“流动教育服务快车”项目，搭载教育设施与城市志愿者有效深入流动人口边缘社区，不仅使边缘贫困农民工和孩子感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关爱，增强他们与城市人群沟通交流的能力，这是学校教育很难得到的成效，而且流动探访服务的方式，非常适应“流动”儿童，还可以使有限的服务资源得到以一传十的利用，从而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该项目在2008年被南京协作者引进到南京，被世界银行第二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评选为中国最具创新的100个扶贫项目之一。2012年，该项目荣获民政部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项目案例评选活动一等奖。

针对农民工业余生活枯燥、接受社会政策信息途径单一的现实，北京协作者成立了文艺探访队，动员鼓励爱好文艺的农民工通过文艺成长小组的方式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政策法规编排成文艺节目，以文艺的方式在工地、社区演出，既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普及了城市生活知识与政策法律信息。

(三)推动农民工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建设者

城市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即从农民转化为市民。这种转化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化，还包括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转化。而农民工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建设必须借助的力量，其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使能者”的专业角色，即在于强调农民工的参与性和可培育性，注重赋权理念的应用和服务对象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提升，提升他们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帮助服务对象开发潜在的能力和资源，鼓励案主运用自身的资源自我解决问题，进而增强他们服务社会的功能。

针对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而传统的培训注重技能忽视综合能力，注重专家经验脱离农民工实际的现实，北京协作者通过开展系列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建设”“新市民意识培训”“我的成长”等专业小组活动，不仅带动农民工学习城市生活的实用知识，而且通过鼓励农民工结合自身打工经验，开展实用知识、自我成长经验的分享等，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每次小组活动，在由社会工作者与打工朋友共同参加的活动筹备小组上，大家一起讨论活动形式，确定小组步骤、主持人等各个细节，其中主持人多是在这一活动主题下有着丰富经验的打工者，这个筹备小组会议也会为这位主持人提供前期支持——“以前没有主持过没有关系，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你感觉困难的地方是什么，看怎样解决”，社会工作者给主持人充分的支持与鼓励。小组活动开始后，主持人引导，基本是组员经验的分享与交流，使一个人的经验成为所有组员可借鉴的知识，使一个人的困难，成为大家可以一起面对的困难。同时，这种方式还使得组员扩大了朋友圈子，增加了人际关系范围，尤其是组员还有来自城市社区及高校的大学生，与他们关系的建立，帮助流动人口打破了其在城市社区原有的孤独感，增进了不同群体的了解与接纳。这就为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区融合创造了条件。最终，这个活动产出了一本被出版界称为“打工者写给打工者看的实用指导手册”——《农民工城市新生活自助手册》，被农村读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向全国发行。

(四)推动农民工对社会重建信任的资源协调者

农民工是城市化和谐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农民进城的过程，既是再社会化、再城市化的过程，也由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社会服务滞后等原因，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与原有的乡村社区保护、乡村文化渐行渐远，使这一过程也正在成为去权化的过程。如果被割裂于城乡之外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被排斥的感觉对他们的心理及现实生活均将造成难以估量的长远的创伤。

尽管保护农民工权益状况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但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大多停留在劳动关系层面。对于如何协助农民工在城市中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如何协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如何处理遭受侵权的农民工面临的心理康复，重建其对社会对自我的信任，是更为严峻也更容易被社会忽视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在预防和解决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处理社会冲突方面，其实具有司法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比如，侵权事件发生后，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即使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处理，但在此过程中，案主遭受的心理创伤、被污辱感、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却不是法律技术可以解决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长期跟进辅导。比如，工伤者的个案辅导，使其重新接纳伤残的自我，恢复对自我的信心、对社会的信任，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而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均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跟进，这显然是司法行政部门无法完成的。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湖南小伙子小杨，在工作中被机器切去四根手指，老板没给任何赔偿还炒掉了他。小杨不服，把老板起诉到法庭。一审判决极为不公，小杨再次上诉，但一年多的官司，没有收入，没有住所，也看不到前景，小杨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买了炸药要与老板同归于尽。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杨了解到北京协作者，决定在与老板同归于尽前先看看北京协作者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于是拨通了北京协作者的服务热线。

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北京协作者通过电话先劝阻他不要采取极端行为，同时也告诉他，北京协作者愿意和他一起再通过法律途径做些努力……之后北京协作者专门就小杨的情况进行专项讨论:事情紧急，人命关天，又鉴于小杨在失望中很难控制自己，北京协作者决定动员他来北京住些日子。几次电话沟通、书信往来后，小杨于2005年5月第一次来到北京协作者。

北京协作者协助他找律师论证，联系媒体，做心理调适……开始了系统的个案辅导工作，并通过协调社会各方资源支持到小杨的案子中来，同时鼓励小杨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培育其自信心和对社会的信任感。他要离开北京协作者的那晚，告诉社会工作者说，“以前自己一直认为世界上好人多，要相信正义的力量，工友说我脑子有病，我绝望了……谢谢你们，让我找回我自己。”

2006年底，小杨第三次来到北京协作者，这次谈的不再只是他个人的案子，还有他鼓励、协助他的工友如何理性处理劳动争议冲突……2007年初，小杨给北京协作者工作员手机发来短信:我的案子判下来啦，正在执行中……我现在慈溪一家工厂做工，挣点钱以后开个小食摊，你看怎样……

(五)促进城乡群体互相接纳和谐发展的教育倡导者

我国农民工产生的背景是在城乡二元分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状态下骤然发生的，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差异冲击，无论对城市人还是农民工来说，其适应的过程都是一个个体独自难以承受的，同样也是国家制度安排难以迅速适应的。如何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如何促进政策改革更加适应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均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一线实务中推动。而政策倡导和公众教育是社会工作间接服务方法之一，具体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协助农民工发声，表达自身真实需求，维护群体利益;让社会不同群体间能够相互了解和融合;结合专业服务，注重服务中的倡导工作，普及社会工作理念;同时，从宏观层面，不断促使城市化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革新和完善，并符合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为农民工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以来，北京协作者开始了以图片展和民众戏剧演出的方式，促进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相互融合的尝试。北京协作者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大厦、三联书店，以及北京、南京、广东、湖北等地部分高校开展了“脆弱与潜能——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图片展”②，超过20万名城市居民、大学生观看了展览，并被《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北京协作者又尝试以民众戏剧的方式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倡导活动，组织农民工自编自演了60分钟的大型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③，在长安大戏院、南京大行宫会堂、珠海大会堂等剧院，以及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珠海等地高校巡演。这些生动而直观的方式将农民工的群体状态持续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而民众戏剧以一套极具创意的艺术教育方法，不仅使更多主流人群，尤其是青年知识份子，对农民工更加了解与关爱，也使参与的农民工透过一连串有系统的综合艺术活动，发掘来自自身群体的经验故事，颠覆人们惯性思维中认为农民工只能被“高雅艺术”教化的观念。很多媒体在观看过《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后，都以“农民工演话剧”“真实再现农民工生活，推动社会融合”等主题进行了报道。媒体的参与，不再使农民工的文化表达仅限于一种自我欣赏式的表达，而是使这种表达通过主流话语的建构，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有所了解与接纳。

这里，北京协作者演出、展览的社会工作服务，正是发挥了社会工作教育倡导的作用，来传递农民工现实需求，塑造其文化的具体实践。

北京协作者注重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关键问题，并在服务中与农民工一起分析问题、寻找对策，整合成调查报告，通过研讨会、出版、媒体宣传等方式推动社会政策的改革。例如，针对农民工工伤职业病问题，北京协作者开展了系列职业安全培训活动，在活动中与工伤者一起分析原因、寻找对策，2004年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包括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国家劳动保障部在内的中央政府部门，以及学者、媒体与农民工代表开展对话，之后，北京协作者又出版了三本反映农民工职业安全问题的图书，向社会倡导推广农民工职业安全权益保障。

流水线工人李冰(化名)平日寡言少语，少与人发生矛盾，也绝少关心别人的事务。但一天晚上，当看到两拨小青年在厂区门口摩拳擦掌准备动武时，已经成为珠海协作者中心义工的李冰没有像过去一样悄然走过，而是挺身而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避免了一场冲突。

李冰告诉记者，他与珠海协作者中心的结缘，是因为一本书。去年年底，他无意中在中心的免费书屋里看到了一本自己一直想买却没买到的书，自此他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并不自觉地被“拉拢”到义工的队伍中。每周末，他除了来听心理健康和职业规划的讲座，还义务担任了书屋管理员。“助人者自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分子。”这是李冰参加义工后的感悟。［1］

(六)促进社会群体相互支持的资源整合者

农民工处于城市资源配置的边缘，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无法仅仅依靠行政部门的力量，来解决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带来的所有问题，2亿农民工的问题需要来自政府、企业与民间共同的整合。而使资源整合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基础，必须借助于怎样发挥这个群体自身蕴含的巨大能动性。社会工作专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善于调动整合资源，不仅注重服务人群自身的潜力，而且注重动员其他社会工作者、社会部门、政府、企业等各种资源向边缘群体倾斜。因此，在香港，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又被称为“社会经纪人”。

2009年夏天的南京—北京流动儿童夏令营交流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资源调动和整合者的角色。南京协作者与北京协作者经过充分的协商准备，最终调动和整合了社会不同资源和力量的参与: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和首都博物馆提供免费的参观以及讲解服务;北京车友会的志愿者使用自己的私家车免费接送孩子们;东四奥林匹克社区文化体育中心委派一位老书记为孩子们讲解奥林匹克社区文化，并提供免费的培训活动场地等;高校志愿者也参与进来，带领孩子们参观清华大学……多方的参与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孩子们慢慢地成长和变化，正如他们所讲，“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互助，还有要有毅力，勇敢地面对遇到的困难……”

北京协作者设计的“流动教育服务快车”项目，就是动员高盛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动员高校志愿者参与，快车搭载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二手图书、教学设备与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有效地直接深入最偏远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中去。流动探访服务的方式，还可以使有限的服务资源得到以一传十的利用，从而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而项目本身就是一面流动示范宣传牌，项目探索积累出一套整合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企业白领、知识分子与农民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资源整合模式，取得了单纯的物质捐赠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益。

(七)促进农民工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

如前所述，中国农民工问题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劳工与移民问题的普遍性，同时又有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社会背景。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而社会工作专业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强调专业服务中的经验积累和评估。社会工作研究作为其间接服务方法之一，能够不断地在服务中积累、改进及提升经验，洞察城市化建设中的社会问题，并同时作为开展实务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体系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过程也是从实务基础上完善丰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体系的创新过程。

对于当前社会工作发展还不充分和成熟的中国来说，专业实务经验的积累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这一点涉及到社会工作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开展社工专业研究也是北京协作者的重要工作，本课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北京协作者自成立以来特别重视专业服务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力争提取有重要价值的本土经验和模式。在日常服务中，要求每一名社会工作者在每次活动后进行严谨的评估并撰写报告，积累实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每一名工作者既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名善于思考和总结的研究者，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和项目经验总结，形成富有经验的总结报告。迄今为止，北京协作者已经正式公开出版7本图书，完成了4个富有社会影响力的课题研究报告。

(八)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建设者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社会服务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同时，社会工作又通过农民工服务实践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而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丰富多元的发展。

而反观人类历史，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④建设息息相伴，而反思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重要特点就是公民社会组织发达，因为社会工作的应用和发展需要借助于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则是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实体，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将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市民组织是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因素。从公民社会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发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第一，公民社会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多元表达机制，平衡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力量，缓解城市化造成的矛盾，促进公平发展。第二，公民社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改进公共治理机制。第三，公民社会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秩序的基础。［2］

在中国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公民社会组织常被认为可能会与国家形成对抗;而在市场/政府失灵理论和合约失灵理论看来，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弥补政府和市场以及合约的失灵，是满足人类服务需求的替代性反应机制。

最新的国际研究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仅出现在政府、市场或合约失灵的地方，在很多政府与市场运行得很好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同样很活跃。［3］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其实是一个健全社会不可缺失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三者才需要相互依赖和合作。

“协作者”建立了团队社会工作能力建设体系，培育了自己的社工督导，每年为超过30名在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专业实践指导。截至2009年，机构先后有2名工作员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职业资格，11名工作员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其中，有3名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工作员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机构负责人李涛身体力行推动机构专业化建设，在没有任何社工专业教育背景的基础下，完全通过实务摸索与勤奋自学，成为第一批社会工作师(中级)，而在香港理工大的支持下，协作者相继支持3名工作员带薪参加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习。如此高成本的人力资源建设工作对于一个小小的草根组织来说，其中承担的压力与付出的艰辛，是需要对社会工作建设抱持极大的热爱与信念才可以实现的。

2007年5月，南京市政府以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推动当地社会工作创新的方式，引进了北京协作者的服务模式，建立起长三角地区第一家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为当地社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这也是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的合作形式。

2009年，北京协作者再次创新推广模式，与珠海市民政局及珠海伟创力工业园合作，建立全国第一家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第四种模式“珠海模式”。

同时，“协作者”还为北京、河北、江苏、广东、湖南、重庆、贵州、西藏、青海、新疆等地的7 000多名民政干部、社区干部、NGO工作者、志愿者相继开展了社会工作实务、参与式社区发展、社会动员与倡导、NGO管理与创新等专业培训，并作为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活动协办单位、中国青基会与世界银行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指导专家等角色，持续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三、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功能

社会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为功能。而社会工作作为助人的专业，是用于帮助个人、家庭、群体或社区增强他们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并创造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社会条件。因此，社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恢复与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

结合长期服务农民工的实践与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应用于城市化建设中服务农民工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减少城乡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功能

城乡差异不仅表现为经济差异，也表现为文化心理层面的差异，而城市化的过程是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农民工作为个体挣扎于其中。而社会工作则是通过发掘、提升农民工的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并通过教育倡导来促进城乡社会的相互交流与包容，为农民工创造适宜其正常生活发展的环境，减少差异性对农民工乃至城市市民的负面影响，增强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功能。

(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乡生活的功能

流动将是常态，无论农民工还是市民。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农民工，无论是返乡，还是进城，都能够迅速度过适应期的心理与生活危机，预防其社会功能失衡，进而协助农民工提升就业、人生规划、职业规划、人际交往，以及适应城乡社区生活的能力，增强其社会功能;二是推动城乡社区组织与公众充分发挥接纳功能，给予农民工社区身份认同和社区居民待遇。

(三)建设城乡公益文化的功能

无论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当包容性与利他性的文化缺失的时候，无论对于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还是本地人，都将是一个封闭、保守而令人窒息的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下的城市化进程中，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使得社会文化逐渐丧失人文关怀，需要我们重新对城市及城市文化做出诠释。城市将是包括人口、文化在内的各种元素高度流动、交叉、碰撞的聚集区，一个城市的灵魂在于其公益文化与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而以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社会工作，承载着在日常服务中建设、普及、推广公益文化与志愿精神的功能。

(四)推动城市化和谐发展的功能

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改善、解决问题，预防和化解矛盾，并倡导促进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平等，自下而上地来增强新老市民理性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同时，对外来者与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接纳程度则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发展水平，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作为乡村社会流动的代表，对城乡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社会工作通过接纳、尊重、个别化、不批判等原则体现的服务实践，身体力行倡导构建城乡社会平等、宽容、接纳、尊重的和谐文化，从而促进城市化进程能够和谐发展。

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具有其他专业无法替代的独特角色和功能，而社会工作专业角色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则取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此，研究者从“怎样建设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如何有效服务农民工”两个角度，对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提出八条建议。

(一)通过实务与研究推动建立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体系

目前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这些地区恰恰是农民工集中的区域，也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因此，应该鼓励引导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着力将服务农民工问题纳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引导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注重发现、总结、提炼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组织模式、应用方法、专业理论、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创新经验。在为推动农民工服务创新的同时，通过实践与研究，培育、储备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二)通过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推动我国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创新，进而探索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突破性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而社会工作接纳、参与、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价值理念正是该指导思想生活化、具体化、服务化、技术化的体现。事实上，对于日益多元的阶层分化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专业理念不仅是我们改革思路需要借鉴的，同样也有助于我们处理具体民生问题，尤其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社会工作学科体系与实务(服务)体系的推广与建设，实际上不仅有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更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政策改革与社会管理服务改革的理念体系重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以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突破性路径。

(三)拓宽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领域的岗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农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的独特功能

社会工作在服务农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中，具有其他专业不可替代的功能。可通过政策推动、舆论宣传、资源支持、先行先试等方法，鼓励、引导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管理服务部门，包括劳动保障部门、安全生产部门、劳务中介部门、计生部门、职业技术培训部门、教育部门、流动人口聚集的基层社区管理部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工业园区管理部门、企业等，广泛引进、培育、建设、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四)整合三个部门的资源优势，形成自上而下动员与自下而上参与的内发动力，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的可持续建设机制

形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购买专业服务，企业开放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置企业社工岗位或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协助企业实现员工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力量和专业服务的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建设。

(五)培育农民工义工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具体包括激励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将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切实地运用到服务农民工的实际工作中，注重在解决农民工现实困难的同时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进而服务社会的能力;鼓励、引导、支持农民工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建立社区层面的农民工自我服务体系。一方面是普及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培育社会工作人才，这也是社会工作实践性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平民化”“大众化”发展新方向。

(六)开放社会服务，建立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开放的竞标监测体系

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服务项目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与服务农民工相结合，建立政府部门、第三方社会组织与农民工代表共同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项目监测评价机制。在推动社区服务惠及农民工的同时，打破公共服务资源以户籍基数配置的困局，建立以社区实际服务需要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

(七)完善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平台，整合力量开发、建设农民工社会工作

将专业机构组织建设、农民工服务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三者整合起来，这样既补充了为农民工群体服务的力量，又能够培养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推动了专业机构的建设。具体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化问题的课程体系，引进具有服务农民工经验的实务工作者走进课堂，加强服务农民工的实务教育力量;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学生)的专业实践与扎根农民工社区的服务结合，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与服务农民工的专业机构结合，共同开展学科建设和实务督导工作。

(八)加强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倡导能力建设

农民工社会工作不应只停留在微观服务领域，还应介入到社会政策等宏观层面。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人才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者、协调者的角色作用，将社会政策有效传递到基层社区与农民工中，并在服务中推动政策的切实执行;二是社会工作人才在具体服务中要注重农民工的参与性，加强在实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整合问题的能力，鼓励其理性表达需求，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以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开展相关社会政策法规的调研工作，结合来自基层的心声、经验和建议，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彰显专业价值，发挥专业作用。

政府管理部门与专业机构应该充分借助社会工作的倡导功能，借助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将政策倡导纳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良好的调研环境，并从一线社会工作队伍中了解民情、总结建议，使政策适应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

注释

①2003年2月成立之初，北京协作者由于找不到主管单位，只能在工商局注册为“企业”，名称为“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2010年6月，该机构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北京第一家由民政局直接主管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名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本文简称“北京协作者”，并将北京协作者及其复制推广的南京协作者和珠海协作者统称为“协作者”。

②本图片展为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李涛、李真积累的跨度10年(1996—2006年)照片，共分五个主题:进城、就业、保障、教育和解放，涉及农民工群体的各方面问题及其发生的变化。本图片展和民众戏剧相结合，采取捆绑式的服务模式，与民众戏剧一同进行，成效显著。

③本剧采用民众戏剧的艺术手法，由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李真为导演，和农民工朋友们一起自编自演，以三名农民工的打工生活为基本线索，取材于北京协作者服务对象的真实经历，展现他们在城市务工中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旨在呼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不同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了解和关注，共同创造美好的和谐社会。本剧进行了数十场公益演出，其中包括在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北京长安大剧院、南京大行宫、珠海人民大会堂等地公演，成效明显，受到观众的好评，服务人数约十余万人。

④公民社会指介于国家、企业与家庭之间的领域，它首先指公民的自我组织，即公民社会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等。

［1］左旭光.为打工“机器”营造心灵栖息地——省首家工业园内公益社工组织运行10月状况调查［N］.南方都市报，2010－01－13(ZA01).

［2］贾西津，王春光，刘洲鸿，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J］.加图公共政策评论——纪念中国改革三十周年特刊，2008(11):40—41.

［3］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