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妻贤母”看日本近代的女性观

江晓燕

（龙岩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关于“良妻贤母”的研究，在日本和中国围绕女性近代史、近代女性观和近代女子教育等的研究中都曾作为关键词出现过，日本有以“良妻贤母”为题的专门研究，但是在我国几乎没有。据调查，我国只有李卓教授的《“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二文。李卓教授的研究，从女子教育的视角探讨日本“良妻贤母”和中国“贤妻良母”的异同、比较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和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得出日本的“良妻贤母”比中国的“贤妻良母”更有知识这一结论。

本文笔者旨在探讨随着日本国家的发展，日本“良妻贤母”经历了启蒙到确立再到重组的历程，进而探讨日本近代女性观发生的变化。

一、良妻贤母

（一）“良妻贤母”的诞生背景

“良妻贤母”一词，如今乍一听让人联想到旧时的女性规范，在当今日本社会已几乎不再使用。“良妻贤母”顾名思义，“良妻”就是丈夫的好妻子，“贤母”就是孩子的贤惠母亲。从性别角色分工来看，女性的社会角色局限于家庭内部，即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而其实该词本身并非如此的古老，“良妻贤母”是明治以后才开始被使用，良妻贤母思想出现于19世纪末期，那时日本开始与西方的接触，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日本社会。1875年，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一文，指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此后，森有礼进一步强调“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需的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着直接关系。”明治时期的女性杂志《女鉴》是最早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良妻贤母”一词的，其在创刊辞中写道：“《女鉴》以启发日本女子贞操节义的特性、以及培养良妻贤母为主旨。……”此后渐渐地“良妻贤母”便作为象征国家必要的女性形象的词语而使用。由此看来，“良妻贤母”是日本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吸收了传统儒教女性典范和西方近代女子教育观念而提出的女子教育理念。

（二）与传统儒教女性典范的不同

“良妻贤母”并非传统儒教经典中“良妻”和“贤母”的单纯相加，相反它摈弃了传统女性典范中许多不好的要素，可以说它是与传统儒教女性典范迥然不同的新的女性规范。它们之间到底有何区别，笔者参考了先行研究，比较两者的不同后做了如下表格。

表1 “良妻贤母”的女性规范与儒教女性典范的比较

二、“良妻贤母”的变革

（一）启蒙期（明治时期）

在明治时期的文集和女子教育学家们的言论中，例如当时的女训《明治女今川》中，收录了作为母亲应具备的各种品德的章节。例如：“要成为一家的主妇，没有学问便做不好家政。家是妇女的领土，小孩如其子民。正如品行论说道：“家庭主妇塑造人的品行，把小孩抚养成人。家是开化的学校，而善良的母亲是百人的教师。”、“国家的根本是家庭，家庭的根本是主妇，而主妇并不知道掌握家政大权的重任。”

当时女训的特点就是，从国家的角度明确提出女性应当承担的责任就是作为母亲教育好孩子。正是从国家角度肯定了母亲的作用，使得明治以后培养“贤母”成为必然。

总之，启蒙期的贤母女性规范与传统女性规范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女性从“借腹出生”的母亲，到“生育教育孩子”的母亲；从“与国家无关”的存在，到“通过生养孩子为国效力”的存在；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必需接受教育”，如此一步步成长过来。这一变化的指导理念是因为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发展需要有优秀的下一代国民，培养优秀的国民必需有贤母，而贤母的培养必需通过教育”。

（二）确立期（19世纪末—1914年）

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后，日本国内很多人开始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日本的教育比中国的先进。于是，当时不仅教育家们，就连政治家们也开始倾向致力于女子教育。细川润次郎在所写的题为《国力与女子教育的关系》一文中，就曾说到“朝鲜、土耳其、埃及等国与英、法、美等欧洲国家相比较，衡量其国家强弱很贫富水平的标识之一，就是其国家女子教育水平。”因为，在女子教育发达的国家“大半的人员（女性）具有农业和商业知识，能在男性的农工商活动上助一臂之力，而且还可以给这些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再者，“女性在交流上与男性有所不同，其所见所闻及其思想能更大程度上与自然和国家休戚与共，富有同情心和爱国心。”

细川提出“通过女子教育培养贤内助，与国家的富强密切相关”的言论，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这里所说的通过教育培养贤内助，意味深长。因为与相对于传统儒教女性典范中对女性丈夫和公婆的盲从而言，“贤内助”更能发挥其作为妻子所起的积极作用。换而言之，即希望女性接受教育、具备一定的知识，扮演贤内助帮助自己的丈夫，间接地为国效力。

（三）重组期（1914年——）

表2 日本“良妻贤母”内容规范的变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开了现代史的序幕，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发生重大转变。女子教育也在所难免。1920年左右，受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日本也出现了“女性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战争体制下，通过实行高等教育开发女性潜在的能力，使日本女性具有欧美女性那种社会活动能力，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包括女性自己在内，都期待着能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直接地为国效力。这超越了以往的“良妻贤母”的框架，开启了女性发挥潜能直接为国效力的时代。

综上日本“良妻贤母”的变革做表如表2。

三、日本近代女性观的变化

（一）贤母论

明治时期，日本一心想学习西方创建欧美那样的“文明国家”，并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要有“绝好的母亲”，才会有“绝好的孩子”，最终才会有“绝好的国家”，进而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总而言之，与明治以前的女性观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女性观的特点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要有高素质的国民，为了培养良好的国民，必需有贤母，而贤母的培养，要经由女子教育。”这一“贤母论”。

（二）良妻贤母思想

甲午战争后，女子教育理念非常重视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在家庭内部发挥的作用以及女性的“道德性”。女性不仅作为独立的国民而存在，还作为妻子和母亲通过料理家务和养育小孩间接地为国效力。这便当时国家公认的女性观——“良妻贤母”思想。

（三）新良妻贤母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与以往的“良妻贤母”形象迥异的女性形象。例如，女性不仅擅长做家务养育小孩，而且出现了与丈夫关系平等的“主妇”；还有的女性在家务和照顾小孩之余，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和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尽自己的力加入到改造社会的行列。这便是“新良妻贤母”意识。

这种新良妻贤母观的成立，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并未打破原有的“良妻贤母”框架，而是让女性发挥所长加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列中。换而言之，女性不仅以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方式间接地，而且开始以作为国民的方式直接地为国做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权力对女性的要求发生了改变，“良妻贤母”中的内容规范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女性观的良妻贤母思想自然也就发生变革。但是，从启蒙到确立再到重组，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日本近代女性观的核心却始终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1］李卓.“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J］.日本学论坛，2007，（1）.

［2］李卓.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J］.天津社会科学，2002，（3）.

［3］彭澎.近现代中日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1999.

［4］小山静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勁草書房，1991.

［5］深谷昌子.『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黎明書房，1998.

［6］瀬地山角.『東アジアの家父長制』勁草書房，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