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困境与情感突围
——以《夜》为中心的考察

曾宪章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婚姻困境与情感突围
——以《夜》为中心的考察

曾宪章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小说《夜》，集中反映了丁玲对于女性、婚姻和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夜》中几个女性的婚姻结局都不圆满，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似乎昭示了革命不但不能解决婚姻家庭情感和性的欲望，甚或会形成压抑这种趋势的规约性因素和力量。《夜》旨在表现延安革命根据地男性革命者在婚姻家庭情感上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烦扰，进而体现丁玲在女性主义和抗日原则、革命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创作努力。

婚姻；情感；困境；突围；妇女解放

1936年底，丁玲辗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著名女作家的身份成为共产党文艺战线的一名新兵和尖兵。丁玲以喜悦的心态迎接新生活，她在延安革命的大熔炉中，遵从现实主义文艺方法，为中国革命鼓与呼，创作了一些思想艺术性并重的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反映革命群众的真实生活，鼓舞民族抗战热情，歌颂新生革命政权，弘扬主旋律，富于时代色彩。当然，也有部分以较为隐晦间接的方式、着眼于启蒙警示作用的作品，以善意的暴露表现“自发的批判热情和革命想象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的碰撞”。[1]发表于1941年的《夜》即是这样的短篇小说。

《夜》是1941年初丁玲在延安县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的短篇小说,[2]1941年6月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夜》的创作受到当时颁布的婚姻法的影响，丁玲将小说笔触聚焦于情感婚姻家庭，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根据地革命者的婚姻爱情图景。在妇女解放的理想和遵从抗日原则之间，农民革命者及部分根据地青年男女存在情感婚姻家庭的烦扰。小说也透射出丁玲对于妇女问题和抗日原则二者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抗日原则规约中的女性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根据地的婚姻家庭法制得到重大发展，其婚姻改造是中国婚姻制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变革。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则，婚姻条例的颁布实施，废除了两千多年来束缚妇女的封建婚姻枷锁，奠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原则基础。由于从立法上尊重平等自由，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伴随着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潮流，长期受到压迫和束缚、地位低下、生活痛苦的广大家庭妇女获得了精神上的启蒙和身体上的更大自由。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婚姻条例使苏维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3]可以说，民族革命战争背景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广大妇女参加抗战的热情，妇女为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受复杂历史环境下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妇女运动也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游离革命斗争的倾向。由于操之过急，过于强调妇女的个人权利和独立，触及了农村家庭的父权制和夫权制，颠覆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和乡村结构，触动了男性农民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当时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不利于民族力量的汇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有些脱离群众，偏离中心政治任务。

因此，在1941年5月整风运动发起后,就开展了对于延安妇女运动中激进主义倾向的批判。当时，《解放日报》就发表专文强调“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总原则下,妇女共同抗日为第一最高原则。”[4]实际上，尽管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先是和阶级解放串并在一起，日本侵华后又强调与民族解放联结在一起。所以，“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5]女性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求，随时居于从属地位。

194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出台《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四三决定”进一步指出，使广大妇女努力生产，应该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妇女解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保护妇女、妇女的婚姻教育组织等多种问题。“四三决定”后妇女解放被进一步引导和规约到生产劳动上，也导致“如何适当的使自己的恋爱和革命利益求得一致”[6]成为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成为一种新的婚恋观被倡导，到后来又直接要求妇女回归家庭，提倡家庭和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妇女解放和革命功利原则既有各自的鲜明导向，又试图寻求平衡点和交集，将其控制在“家庭和睦”的范围内。有学者指出，“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劳动’的意义不言而喻……劳动实践特别是走出家门的集体劳动实践，为农村妇女建构和确认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资源；但同时，也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妇女通过劳动走向的主体‘解放’却又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是悖反的”。[7]所以，具有革命功利主义色彩的妇女解放，必然限制妇女的婚姻自由，弱化和抑制两性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尽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性之间的斗争和对抗，但是妇女应有的权力和地位被遮蔽，只能置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宏大主题下，实际上影响到妇女权益和家庭地位。性别问题以新的类似体制性的规约带给妇女无法言说、无所倾诉的精神痛苦，甚至可能造成悲剧，由此必然影响到妇女解放的质量和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丁玲是一个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有独特的思想艺术才情的著名作家，在风云变幻的社会经历和创作历程中，其女性意识和政治倾向与其创作存在密切关联。“面对战时政治文化的规约及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整合,丁玲感到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精神和深切的女性意识与主流政治话语之间存有的那种较为深层的冲突与矛盾,这使她的内心无不充满复杂而焦躁的情绪”。[8]新的婚姻制度催生出女性主义与抗日原则的矛盾，如何既要符合遵从党的抗日总原则，又要顾及女性幸福、妇女权益，是丁玲深入思考的女性问题。丁玲仍然带有莎菲式的苦恼，因为“只要那个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我存在,就无法解决与环境相冲突的苦恼”。[9]丁玲有新的苦恼，在革命叙事与女性叙事中，她试图在女性主义与抗日原则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维持这种平衡的努力使得她矛盾而焦虑，这种心态也反映在小说文本中。尽管丁玲写作《夜》是在“四三决定”之前的1941年，但是，“丁玲以她敏锐的性别意识感觉到革命政权内部由无形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构成的压抑性因素的存在”。[1]《夜》的出现就是作家遵从于内心的某种呼唤和表露。

二、宏大革命主题下的女性叙事

丁玲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顽强女人，从年轻时的逃婚抗婚到后来从事文艺活动、革命工作，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坎坷遭际，都显示出丁玲凌越于男性的桀骜不屈、勇于抗争的可贵品格。从《新的信念》（1939）到《夜》（1941），丁玲在40年前后集中写了几篇具有较强女性色彩的小说及杂文，如《夜》、《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主要缘由是表达对延安革命的某种幻灭感，对革命前途命运的忧虑，对预期革命理想新的追索，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五四启蒙色彩。当然，丁玲这时期女性意识较强的小说，不是要回到莎菲时期，而是在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政治意识之间寻求融合的维度，也集中体现了丁玲对于女性、婚姻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当然，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经历了调整、转折、提升、艺术定型的几个阶段。《新的信念》是丁玲根据地政治话语写作的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但是有着鲜明的目的性，这篇小说在创作上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基于对《新的信念》的创作认识，丁玲后期又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女性意识鲜明、个人探索性更强的革命女性小说，其倾向首先是革命性，其次是女性。

综观丁玲当时的创作倾向和特色，不仅仅是延安惯常的社会生态、新婚姻法的颁布、个人写作志趣和心态等因素使然，还要考虑到当时丁玲与陈明的苦恋及其在延安根据地显得尴尬的历史境遇。尽管爱情和婚姻是当时延安官方和民间公开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是封建思想和革命倾向仍然存在潜在的阻抑和压制，有时候甚至简单地将情感婚姻问题和政治判定结合。当时苏区《婚姻问题决议案》也明确提出：“反对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过浪漫的恋爱生活来妨碍革命工作的倾向。”[10]尽管后来丁玲在一波紧似一波的革命浪潮中逐渐褪掉了女性主义外衣，产生“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11]最终经历了身份与角色的颠覆性转换，经历了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人生改造，但是丁玲此时的创作，仍然表现出较强的女性主义倾向。

《夜》写作于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表现了丁玲对延安当时共产党政权下妇女命运、尤其是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关怀。从婚姻和婚姻法的角度看，丁玲笔下的几个女性已经或者潜在的未来都没有昭示美满的婚姻结局，相反却都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主人公何华明老婆的婚姻无疑是失败的，她切实地感受到了来自丈夫何华明的强烈鄙视和冷漠。不谈其他，不生孩子、不带孩子在延安男性眼中就是差的典型表现，而且谁叫她又老丑又落后呢？侯桂英在当时延安应该是较有才能、热情和积极性的女性，属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由此快要做议员，即将跨入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女干部行列。[12]按照其社会地位和常理，她的婚姻家庭应该是幸福的，但是其实际她进退两难、离婚难成，只有寄希望于婚外情。清子是地主的女儿，在红色革命根据地不配有更好地命运，她的婚姻可想而知不容乐观。这几个女性可以说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婚姻，无法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相抗争并达成自身愿望。总之，“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13]这些都是丁玲切身体验后痛彻肺腑的清醒认识。丁玲由此提倡男女平等、男性宽容和女性自强。同时丁玲在其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中对于女性提出的最切实的建议是：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自主理性、自强自立。丁玲的建议实际上也是她对于女性最基本的要求，带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和抗争意味，当然隐含了她对于自己情感婚姻道路的自觉抉择。何华明的个体命运也呈现复杂的情状——家庭的不幸与革命的唯一出路，要么沉沦毁灭，要么奋斗革命和突围。由此可以看出何华明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革命使他提升了个人品质和精神境界，也给予他前行的动力，但是革命仍然不能解决他的婚姻烦恼，满足他的婚姻预期。因此，尽管他对于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尽管也有自身弱点，但是他身上的良好品质表明他仍然是一位在根据地农村和艰苦的革命斗争历程中艰难成长起来的优秀基层干部。

三、以革命的名义谋求婚姻情感的突围

《夜》是丁玲1941年前后写的唯一以男性主人公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颇耐人寻味。似乎一男三女的不妙婚姻体现了延安时期丁玲创作思想的某种矛盾。冯雪峰对延安时期动摇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认为应当“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痛苦,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在《夜》中丁玲与其笔下的人物何华明也表现出内心的激烈冲突，对于革命的热情和个体情感的困惑，体现出革命路途奋力前行的交接和过渡情形。[14]何华明想和老婆离婚，理由就是老婆落后，而在延安，男人想和女人离婚，通常借用“落后”这一语词的丰富能指，“落后”通常成为革命男性厌弃女性或者老婆的强力借口。何华明觉得老婆落后，尤其是当上指导员以后，身份的变化带来情感的变化，“他对老妻的冷漠虽是真实的,却又分明让人感到一种对两性关系不愿承担义务责任的自私焦虑,也带有喜新厌旧的成份”,[15]只是因为政治给予个人身份职责的规定才没有导致他将离婚付诸行动。何华明被上级组织批准回家，不是为了和老婆别后相会，为了自己心理生理需要，而主要是牛生仔，是为了革命生产，为了家业传承，为了革命力量的可持续性发展。丁玲以十分同情的笔触写出了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在革命工作、婚姻家庭和情感欲望的多重压力下，几个人物都有潜藏的焦虑和卑微的希望。没有孩子，对于何华明夫妇来说有不同的感受和意味，老婆想得到男人的关爱，有一个坚强的靠山。何华明可能更多地考虑是没有文化和后代，自己就仿佛没有根基和家庭希望，只有全身心义无反顾投入到革命工作和革命大家庭之中。家庭无后，革命有人。《夜》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革命个体及其相关的的一切只能退居于幕后、黑暗和潜意识之中，某种程度上，革命工作完成了对于婚姻家庭情感的替代和补偿。

四、现实困境中的个体悲剧命运

《夜》中几个女性的婚姻结局和现状都不圆满，不成功，婚姻和家庭成为一种苦痛和欲望想象。清子成年而单身未婚（她这时候十六岁，在当时陕北农村属于很正常的出嫁年龄）。何华明的老婆年老色衰，没有能够享受丈夫的温情和生理的满足，她的婚姻和家庭就如同一潭死水。侯桂英也没有享受到婚姻爱情的甜蜜，处于自我压制、自我追求的挣扎边缘。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似乎昭示了革命不但不能解决婚姻家庭情感和性的欲望，甚或会形成压抑这种趋势的规约性因素和力量。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与政治》一书中研究前苏联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性爱状况时指出：“实际上,性自由往往体现为男性方面的自由。大量证据表明,在许多方面,在革命头几十年中,妇女的处境比革命前更糟,在很大程度上她们还受到性的剥削。……托洛茨基曾经评论过,男性在积极上进之余,发现自己劳累过度的老婆思想落后,于是乎干脆将她抛弃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这样的情节屡见不鲜”。[16]

新的婚姻法废除了旧式婚姻中随意买卖妇女等丑陋现象，妇女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个人权利得到一定尊重，增强了妇女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妇女群体突破传统乡村家庭提供了可能，但是实际上妇女的解放程度和生存境遇仍然不容乐观。何华明老婆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贫穷的家庭遭际、孤立无援的社会地位给女人带来的身心伤害是多么的巨大，“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7]一个普通中年妇女，拘囿于传统家庭，除了悲叹和默默忍受着悲苦的人生命运，似乎没有其它突破和改善这更好人生的希望。何华明对老婆的态度值得深入分析。革命工作牵扯了何华明几乎全部的时间，他没有时间精力侍弄他的地，照顾或者应对他的老婆，他有自己内心的痛楚和遗憾，但是他压抑着、遮盖着，只是和人们谈问题，作报告，也还说笑，跳秧歌舞，以显示对革命工作的激情和忠诚，也是以此压抑和淡化自己痛楚孤寂的心灵。生殖遗传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不仅是依靠，也是维系家庭关系和情感的纽带。老婆无后，在何华明看来，老婆连一头牛都不如。革命加大了何华明和老婆的距离，进一步激化了两者之间的感情矛盾，同时又因为政治身份、社会需要绑定加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思来想去，维持婚姻现状可能是不用寻求突破超越前提下最现实、最优化的选择。

从人物表现上，似乎阶级出身注定了地主女儿清子的悲剧命运，人物构成和文本叙述处理上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标签，清子少量的叙述文本和单一的社会关系注定了她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至于何华明的老婆则比较虚化、符号化，具有一种背景色调。老婆只是一个物质基础，是个附属物，没有姓名的象征符号，老婆的女人性被符号化、抽象化、空洞化了，无论从生理需要、心理情感、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观照，老婆和何华明都缺乏匹配度。清子和老婆具有两极性，侯桂英似乎是一个中间型、融合型人物。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三个和何华明相关的女人中，没有一个是他可以全心钟爱和坦然接受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体现了丁玲坚持革命利益前提下对于以革命名义牺牲女性身体乃至男性身体的革命功利原则的质疑。因为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18]

《夜》是具有较为鲜明思想指向性的小说，集中描写了基层干部何华明的工作和生活，从特定视角表现延安时期革命者及其相关个体情感婚姻家庭的复杂状貌，表现延安革命根据地婚姻家庭情感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烦扰。小说旨在激励革命者甩开因袭的沉重负担，克服现实的种种困扰，在时代的洪流中完成新的蜕变和跃升，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征途上奋然前行。

[1]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3)：113，123.

[2]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3]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婚姻制度[EB/OL]．http：//www.people.com.cn/GB/99013/99043/6188209.html,2007-08-29

[4]唐海江,唐雨晴.延安《解放日报》妇女形象建构的文化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12)：115.

[5]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字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J].北京文学，1998，(7)：34.

[6]史容.论新女性的恋爱观[J].中国妇女，1940，(5)：18.

[7]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27.

[8]袁盛勇,阮慧.真实而脆弱的灵魂——论丁玲延安时期的话语实践及其复杂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8，(5)：46.

[9]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208.

[10]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1930年-1950年革命时期的婚姻和妇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与身体[J].北大法律评论, 2001，(2)：100.

[1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N].解放日报, 1942-06-11.

[12]张志永.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J].抗日战争研究,2009，(1)：81-82.

[13]丁玲.三八节有感[N].解放日报,1942-03-09.

[14]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和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15]刘绍信.《夜》及《夜》的阴影——丁玲小说《夜》的重读[J].当代作家评论,2001，(4).

[16]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225-226.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8]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文学评论, 2005，(5)：93.

（责任编辑：王林）

Marital Impediment and Emotional Emancipation——An Investigation of Night

ZENG Xian-zhang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Hubei Polytechnic Institute,Xiaogan 432000,China)

The novel of Night by Ding ling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reveals Ding Ling’s reflections upon the relation among female, marriage and politics.The marital endings ofthe several women in Nightare not happy,andthe story ofthree women and one man seems to show that revolution can not sovle the emotional problem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the problem of sex,what’s worse,can even become a conventional factor and thrust to block this tendency.This novel is written to reveal a revolutionary’s confusio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exsting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which further enbodies Ding Ling’s creative efforts to seek a kind of balance between feminism and anti-Japanese principle as well between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nd feminist narration.

marriage;emotion;impediment;emancipation;emancipation of woman

I207.427

：A

1009-3583（2014）-0021-05

2014-09-04

曾宪章，男，湖北孝感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