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汪　川，陈晓霞，朱曦济

（1.辽宁科技大学经济法律学院，辽宁鞍山1140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45；3.香港大学管理学院，香港999077）

年龄结构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汪川1，2，陈晓霞1，朱曦济3

（1.辽宁科技大学经济法律学院，辽宁鞍山1140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45；3.香港大学管理学院，香港999077）

摘要：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是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将私企比例作为度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就年龄结构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对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30到39岁年龄段的人群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意味着年龄结构中的“而立之年”的人对企业家精神更具重要性，老龄人口过多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活力由此衰落。因此，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应该在未来逐渐调控和改良我国人口结构，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潜在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人口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　　言

“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组织建立、经营和管理企业的追踪和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著名经济学家Schumpter首次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其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来源。［1］［2］［3］［4］有关中国的研究也证实了经济转轨的成功很大部分能归结到企业家精神因素。［5］

总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能促进私营企业的创立，从而创造就业；在宏观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体系，体现为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特殊性质，如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和自身价值感等等。这些特质可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比该领域文献的两个视角，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微观研究仍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的困难在于对缺乏统一的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相应的度量标准。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通过构建度量企业家精神的具体指标，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侧重分析年龄结构因素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试图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就中国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大环境下，如何调整人口结构、更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潜在的作用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缺乏对企业家精神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随着微观计量技术的发展，有关后者的分析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热点。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微观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倾向认为，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可归纳为创业动机因素、个人因素和宏观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

定稿日期：2014－05－30

在有关企业家创业动机方面。高建、盖罗它和王玉帅进行了创业动机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对创业动机分为“机遇型创业”与“需求型创业”两大类。［6］［7］机遇驱动指的是创业者因为意识到市场上有机会从而抓住机遇而创业；而需求驱动指的是创业者因为找不到工作或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创业。《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的一份针对全球各国新创企业的调查报告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该报告指出90%以上的创业动机都可以归为“机遇型创业”与“需求型创业”。其研究还显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机遇型创业与需求型创业之比要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倾向于从事需求驱动型创业，并通过创业来达到维持自身生计的目标。［8］

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个人因素方面。陶明、毛晓龙研究了期望信念、性别差异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并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9］丁伟民、何伏林研究了教育理念在企业家精神培育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高等教育对于培养企业家精神而言作用巨大。［10］有关教育对于企业家精神有积极作用的文献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中国百姓创业调查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受到高等教育或学位教育的人更可能参与早期的创业活动，也更有可能成为企业所有者。

在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宏观环境方面。这类文献研究证实了稳定的政治与宏观经济环境是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必要因素，并指出企业家精神和宏观经济环境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在这类文献中，李华晶［11］研究了知识过滤、创业活动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该文结论显示，当人均GDP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创业活动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同时还填补相关领域的市场空白。因此，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活动也会随着经济增速而不断增加，不过，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市场的成熟往往伴随的是新创企业数量的减少。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对企业家精神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随着拥有资源及机遇的增加而参与到创业活动中，经济增长从而再次成为企业家精神的促进因素。［12］

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环境、教育背景以及创业动机等方面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在其基础上，本文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方面来分析企业家精神背后的年龄结构因素，并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企业家精神的贡献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处于30至39岁“而立之年”的青壮年人口对企业家精神有着显著的贡献作用。这是因为，处于“而立之年”的人口更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这促使他们更勇于从事创业活动。除此之外，处于“而立之年”的人口越多，其同伴效应或同伴压力（Peer Effect or Peer Pressure）也就越大，这种压力也会刺激该阶段的人从事创业活动，从而更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方面，本文借鉴Hongbin Li等（2009）的表示方法，采用私企就业比例来代表企业家精神。［12］这一指标的选取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私企就业比例这一指标衡量了一个地区人们在个体或私营企业的工作参与度，其数值越大，说明私企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越大，这体现出私企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私企就业比例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认可程度，如果人们认可冒险和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那么这一地区的创业环境将会有利于更多的人创办私营企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指标可以作为度量企业家精神。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以私企就业比例来度量企业家精神（私企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将其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为了分析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模型参考了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相关模型设定，在这些文献中，实证模型研究了人均GDP、人口出生率、投资比例（总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和人力资本变量的相关性，同时也考虑了人口出生率和政府支出等一系列的人口变量和政策变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13］［14］［15］［16］借鉴此类研究，在方程中添加如下的控制变量：GDP增长、人均GDP、出生率、国企就业比例（国企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投资比例、政府支出比例、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以及FDI变量。考虑到数据数量级的相对大小，本文将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和FDI取对数，对于国企就业人数、投资、政府支出等变量采用各自的相对数。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不同年份各个省的创业、人口结构相关情况，所构建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Pri_Emp_Ratio代表衡量企业家精神的私企就业比例，Age（i，i＋1）为年龄结构变量，具体而言，Age（1，2）、Age（2，3）、Age（3，4）、Age（4，5）、Age（5，6）、Age（6，7）、Age（7，8）分别表示10～19岁、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和70～7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j是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其具体变量和计算口径如下：

（1）GDP_Growth经济增长率，直接由各个省的当年GDP对上一年GDP的增长计算得出。

（2）GDP_Per_Cp为不变价人均GDP，消除了价格的影响，由可比价GDP推算出。

（3）Birth_Rate代表人口出生率。

（4）SOE_Emp_Ratio代表国企就业比例，用国企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表示。

（5）Cap_In_Share代表投资比例，用社会总投资占GDP的比例表示。

（6）Expendi_Share为政府支出比例，由政府支出占同期GDP的比例表示。

（7）log_College_Stu为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取对数后得出，控制该变量的数量级。

（8）log_FDI代表商直接投资额取对数，获得较好的数量级。

此外，该模型中，β0代表常数项，βi（i＞0）代表相应年龄结构的回归系数，αj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2.数据的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相应的统计年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普查数据）。由于数据的有限性，本文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这三年的各个省份的数据，并据此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情况，人口结构是按照每5岁为一个范围进行划分的，即1～4岁的人口数、5～9岁的人口数、10～14岁的人口数等等。在考虑到死亡率和流动人口等因素后，我们可以计算出5年前（1995年）的人口结构和5年后（2005年）的人口结构。此外，鉴于各省FDI变量缺失较多，所以对其进行如下处理：将缺失的数据用0表示，并且增加一个哑变量log_FDI_Dummy。当log_FDI0时，log_FDI _Dummy为0；当log_FDI不为0时，log_FDI_Dummy取1。

3.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三年全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使用STATA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共有84个有效观测值。由于本文研究人口结构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该面板数据中的个体变量（Individual variable）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量，并且这些变量和误差项相关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面板数据中的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来进行回归分析。

表2给出了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显示，20～29岁这一年龄结构对企业家精神有负面影响，该人口结构的人口每增加1单位，私企就业比例将减少4.711个单位。该年龄结构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可能出自以下原因：这一年龄段的人群缺乏资本积累、经验和丰富的人际网络，创业资源相对有限；此外，这一年龄段的人是青壮年中最年轻的群体，仍处在一个知识和经历积累的时期，缺乏创业时机。基于以上因素，20～29岁这一年龄结构人口对企业家精神思想的贡献为负。

表1　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

表2　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30～39岁这一年龄结构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影响。表2显示，该人口结构的人口每增加1单位，私企就业比例将增加5.179个单位。这是因为：首先，30～39岁处于“而立之年”的这一年龄段，是创业的黄金年龄段，他们不仅具有充足的物质资本积累，其社会经验和阅历也更为丰富，因此创业对他们来说更为容易；其次，这一年龄段的人是青壮年中逐渐走向成熟的群体，他们既具备青年人勇气和新颖的想法，又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思考问题方式，具备把企业家精神付诸行动的实力。总体来看，30～39岁这一年龄段人口因其具有成熟的创业想法，且创业资源和创业时机也对他们十分有利，因此，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口对企业家精神的贡献显著。

相比之下，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60～69岁这一年龄结构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负影响。该结论也在相当程度上符合直观：与“而立之年”的人群相比，60岁以上的人相对缺乏创新精神，创业的动机和时机都对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口较为不利。因此，60～69岁这一年龄结构的人口对于企业家精神而言贡献为负。

最后，如表2所示，对于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支出对于企业家精神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以及投资比例等其他变量虽然也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于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李华晶（2010）的研究结论，即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同时，若以经济增长与企业家精神的非线性阶段来衡量，实证研究的结论还显示，由于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仍将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在未来，随着国内市场趋向成熟，预计新创企业数量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将随之减少。除经济增速之外，政府支出对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影响。表2显示，政府支出比例每增加1单位，私企就业比例增加0.176个单位。政府支出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主要缘于以下三方面因素：首先，政府支出比例越大，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越高，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这有助于私企的兴起和发展，为创业者提供诸多便利；其次，政府支出比例高，将在企业的税收方面有所体现，很有可能政府对新创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相应的免税、退税，为私企的起步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政府支出比重越大，其背后很可能隐含着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起到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这一结论显示，我国的政府支出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不能简单将财政收支扩大简单的理解为“国进民退”；相反，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参与会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在定义和建立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具体指标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在本文中，企业家精神衡量了一个地区人们在个体或私人企业的工作参与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本文认为，对企业家精神的这种衡量能较好地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对于创业等创新活动的认可度（人们是否也像企业家一样具有冒险精神和创业的思维），如果人们认可冒险和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那么这一地区的创业环境将会有利于更多的人创办私营企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企业家精神的同伴效应（Peer Effect）。

借助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本文对我国3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论显示：在我国，30～39岁“而立之年”年龄段人口对以创业活动度量的企业家精神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结论意味着，对于我国的各年龄阶段人口而言，真正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是人口结构中处于30～39岁“而立之年”的人群，该年龄阶段处于创业的黄金年龄段，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资本积累，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际网络也使得创业活动更为容易；他们同时具备青年人勇气和新颖的想法和把企业家精神付诸行动的实力。相比之下，对于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人以及60～69岁的老年人而言，其或者因缺乏创新时机，或者因相对缺乏创新动机，其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构成负面影响。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口而言，由于缺乏创新精神，创业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比较艰难，因此，其年龄结构对创新活动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本文的结论还显示，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支出可以通过提供企业家创新所需的外部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途径对企业家精神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经济增速和政策支出也对企业家创新活动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企业家创新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而达到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意义重大，在人口结构当中，尤其是当30～39岁“而立之年”的比重越大，那么相对而言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创新活动就会越活跃，创业氛围也会随之越浓厚；相反，老龄人口过多将抑制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力也会因此下降。因此，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构成不利影响。

根据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并非由死亡率下降造成的平均寿命延长所致，相反，生育率的下降则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二十一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我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将目前只着重于“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转移到着重于“控制生育率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上，未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应既控制人口总量，又要将政策的重点转向调控人口年龄结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该积极推行“二胎”政策，在充分论证该政策对于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影响基础上，未来可进一步降低“二胎”政策的门槛，逐步调控和改良我国人口结构，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家精神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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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

作者简介：汪川（1982－），男，辽宁鞍山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辽宁科技大学经法学院（兼职），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陈晓霞（1970－），女，辽宁鞍山人，辽宁科技大学经济法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朱曦济（1987－），男，浙江金华人，香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和统计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04－11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7－0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