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书写的隐喻
——论《女勇士》的历史叙事

周庭华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作为华裔美国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奠基之作，《女勇士》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女勇士》1976年出版后，迅疾得到了美国主流文化圈的肯定，获得了当年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非小说类大奖。其出版至今30多年，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不同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解读。美国学者研究这部作品的代表性论文有：黄秀玲的《汤亭亭<女勇士>的必要与奢侈：艺术与种族经验》，从中美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华裔美国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同资源和挑战；张敬珏的《“别说”：<紫色>和<女勇士>中强加的沉默》对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的失语作了分析；琳达·亨特的《“我弄不明白我的乡村”：汤亭亭<女勇士>的性别与族裔》，分析了汤亭亭如何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塑造“我”的身份。国内学者或者关注《女勇士》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和中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代表性论文有胡亚敏的《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或者分析《女勇士》中母女关系与自我身份建构，如蒲若茜与饶芃子的《华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悖论》(《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作品刚出版时，在美国华人作家圈曾引起一场文化论战。如著名作家和学者赵建秀指责《女勇士》为一部篡改中国历史神话迎合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审美趣味的“伪作”。[1]汤亭亭则认为自己写的是美国小说，中国神话传说经过改写已成了美国神话。论争实质反映了双方不同的历史观：赵建秀坚持历史的真实客观性，认为中国历史和神话不容篡改；汤亭亭的答复则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与文学一样都是叙事，都是一种再现甚至隐喻。“隐喻是所有现实性话语力图逃离的阴影。然而，无法逃离，因为隐喻是所有话语构建它们假装只是现实描述和客观分析客体的过程”。[2]2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女勇士》是关于历史书写的隐喻，历史叙事以神话的变形沟通过去与现在，为华裔少女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参照。通过书写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汤亭亭打破了美国历史对华人沉默和忽视的不公，突出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

一、历史叙事

传统的历史学追求历史的客观真理性，强调史实的确凿可信。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动，传统史学观受到挑战。新历史主义认为事件(event)转变为事实(fact)的过程是语言加工的过程，而语言并非透明，因而事实也就不会绝对客观和中立。海登·怀特指出：“每一部历史都首先和首要的是一种言辞制品，是某种特殊类型的语言使用的产物。如果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某种特定知识的话，那就首先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进行分析。”[3]也就是说历史与文学作品一样都是叙事，都要经历选材、构思和语言表达等过程。历史写作的主观性被凸显，历史史实的记录由此而成为历史的编撰。琳达·哈切恩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带入英语历史小说的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许多小说在写作历史时表现出新的变化，即突出历史编撰的虚构性。琳达·哈切恩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又公开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以及小说时的行为(及结果)。换言之，在这些小说中，审美创造与社会现实、现世与历史都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容。”[4]琳达·哈切恩将这些小说统称为历史书写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指出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关。”[5]15哈切恩认为这些小说实质反映了历史再现，是对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叙事的理论论述的艺术阐释。“在历史书写元小说中，通过对档案证据阐释将事件变成事实的过程被表现为将过去的痕迹(我们如今所唯一能接触到那些事件的方式)变成历史再现。”[5]57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这部书中，哈切恩提到了一系列历史书写元小说，如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和汤亭亭的《中国人》。以此概念来考察《女勇士》，我们不难发现它除了具有哈切恩所界定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特点，更是一则关于历史书写的隐喻。

《女勇士》的叙事体现出典型的对话性，既有“母亲”的讲述又有“我”的想象。“文本整体在母亲讲述的故事和作者讲述的故事之间交替。”[6]母亲的故事构成小说叙事的基本框架，而“我”则在此基础上加入多种想象，母亲口述的故事，在“我”的想象中枝蔓缠结，有时甚至演化出彼此矛盾的多个版本。整个小说既有关于中国的历史传说更有关于历史传说如何被书写。小说的第一章“无名姑姑”就生动体现了历史书写的过程。我们可以把“无名姑姑”的故事看成事实，作为事实的基础事件就是母亲的讲述。作为事件亲历者，母亲讲述了姑姑给整个家族带来的屈辱和灾难，愤怒的村民在姑姑生产前夜对姑姑所寄居的娘家进行了肆意破坏，姑姑在猪圈产子后跳井自杀。对于事件的受害者姑姑，母亲并没有表示同情。她提起姑姑只是为了告诫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不要违反妇德，否则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并被家族遗忘。面对母亲的告诫，“我”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在母亲的叙述中，姑姑只是沉默的存在，被禁锢在宗法社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的纲条下。作为生命个体的姑姑的遭遇和选择、痛苦和挣扎究竟如何呢？她怎样怀孕？让她怀孕的男子究竟是谁？她为什么选择跳井？“我不能问。母亲已经把有用的部分都一次性告诉我了。如无必要她不会再讲些什么，必要是引导她生命的堤岸。”[7]6堤岸中的生命之河一路向前，如同历史本身，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母亲的讲述是要“测试我们建立事实的能力……我们这些在美国的第一代不得不弄清楚移民们在我们童年所建立的无形世界如何融入现实的美国。”[7]5那如何才能建立起母亲的故事与现实美国的联系呢？这和历史学家从档案材料找寻历史线索和发展轨迹时大致一样，即通过大胆想象和逻辑推理补足历史材料的缺失。汤亭亭在“无名姑姑”一章生动表现了一个华裔美国女孩如何通过想象和推理让面目模糊的姑姑形象逐渐丰满，并从不同的逻辑前提出发得出了形象截然相反的姑姑形象。在“旧中国的女性无从选择”[7]6的历史背景下，姑姑应该是个顺从谦卑的形象。姑姑与姑父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初次见面即要洞房，而隔日姑父即远赴美国淘金并一去不返。在日常打柴或者买油时，有一个男人乘便非礼了姑姑，她似乎天性使然地默默服从和接受了屈辱。但当她告知那个男人自己已怀孕，为了怕事情败露，男人组织了袭击，混杂在歇斯底里的村民中，在破坏和宣泄中掩盖自己的罪恶，而姑姑则在沉默中死去。这是一个毫无选择权的卑弱女子形象，她一生都在服从，连死也无法抗争，爱情、婚姻甚至生命都被别人掌握乃至剥夺。而“我”更愿意将姑姑想象成一个浪漫刚毅的女子。在这个海边渔村家庭，姑姑是唯一的女孩，男孩们都出外谋生，姑姑承担着继承传统的重任，她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和兄弟们的关爱。她爱在梳妆镜前摆弄头发，她的发式总是与众不同，她甚至梦想在新年期间能拥有情人。当她的丈夫外出谋生，她被父母接回娘家，继续享受少女般的宠爱。对爱情的渴望让姑姑找到了情人并怀上了孩子。村民们用暴力和羞辱来维护纲常伦理，姑姑为了保护情人选择了沉默，她在沉默中生产在沉默中死去，这是她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当然她本可以活下来，如果当时姑姑的兄弟们都在身边，如果家里的宅院已经合围，如果不恰好在饥馑灾荒之年。“我”从母亲的口述中读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姑姑，在不同的视角下，姑姑的故事成为截然相反的两个版本，虽然最后都是跳井自杀，但一个是无从选择的默默顺从，一个是热烈刚毅的主动抗争。究竟孰真孰假呢？在汤亭亭看来，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除非我能让她的生命与我的重合，否则她不能给我提供祖先的帮助。”[7]8在从母亲的口述到“我”的想象中，姑姑不再是消散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声的女子，而是经过“我”的想象补充获得了自己的声音。“无名姑姑”的故事正是一个关于历史书写的隐喻。在从母亲的口述到“我”的想象过程中，姑姑从干瘪无声到具有自己的情感和逻辑，这形象展示了历史从“事件”到“事实”的书写过程。

二、历史书写与书写自我

历史书写可以是公共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的私密回忆。历史作为过去式的存在不可逆改，但历史书写却有关当下和未来，能为大至民族和国家小至家庭和个人提供坐标和发展方位。历史书写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自我书写。彼得·布鲁克斯指出：“我们生活在叙述的包围中，对我们过去行为的意义做出重估，对未来计划的结果做出展望，我们处于还未完结的几个故事的交汇口。”[8]《女勇士》里的华裔少女生活在母亲讲述的中国故事和美国现实所造成的文化碰撞中。通过母亲的故事，遥远的中国历史成为“我”构建主体身份的坐标图，其中既有我的“血缘之母”——母亲勇兰，姨妈月兰和无名姑姑——也有“精神之母”——花木兰和蔡琰。[9]“我”在想象中不断与这些现实和历史的人物进行融合，与这些人物的身份“相互渗透”。[10]赵建秀等论者批评汤亭亭将历史与神话混为一谈，扭曲了中国的历史。但历史与神话是否截然分立，不能并存呢？海登·怀特发现历史叙述摆脱不了神话的影响，他在《历史的阐释》一文中列举了列维·斯特劳斯、弗莱和科林伍德的类似观点。弗莱说：“我们注意到当历史学家的图景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它在形态上就成了神话而结构上接近于诗学”。[2]57而在汤亭亭看来，历史和神话可以相互转换，她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她“写作这些时空与我们相隔的人物，他们成了神话。……过去的祖祖辈辈成了神话传说……他们的形式就是神话。”[11]神话和鬼怪故事的超时空特点让叙述者在过去与现在、中国和美国间自由穿梭，把看似松散的一个个故事连接成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

第二章“白虎山学道”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杀贼平寇、荣归故里的故事。这个中国的历史传说被汤亭亭增添了神话元素。花木兰在白鹤的指引下来到白虎山，她的师傅是两个神仙般的老人，他们有透过水缸的水望向千里之外的神力，他们以岩洞为家，教会花木兰参透自然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白虎山学道”一章始终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与花木兰合二为一。“一夜夜母亲讲故事直到我们入睡。我分不清故事在哪儿打住，我的梦从何而始，她的声音成了我梦中女主角们的声音。”[7]19统一的叙事视角，让历史和现实相互映照，“我”参与到花木兰的传奇，并为她的故事增加了西方神话的元素，如兔子跳进火里为花木兰提供食物的意象就源自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遇记》，而花木兰给“我”看待美国现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现实的美国生活令人失望。父母辛苦经营的洗衣店被房地产开发商铲平后被迫搬迁，“我”渴望拥有神奇武艺，像除暴安良的花木兰那样为受欺凌的父母伸张正义，可是当“我”仰望天空寻找能引向神奇的飞鸟，看到的的不是云影就是天边越飞越远的海鸥。神话的力量如何照亮现实窘境呢？“我”找到了与花木兰的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是背上的字。”“报仇不是杀头剖腹，而是文字。我有很多的文字—也是中国佬的文字—他们多得我的皮肤都刻不下。”[7]53。花木兰用利剑报仇，“我”则用文字报仇(“report revenge”)。

如果说神话是被涂抹了浪漫祈愿的历史，那么鬼怪故事则是恐怖历史的梦呓。《女勇士》的副标题是“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的回忆录”。全书五章，每章都涉及到鬼，鬼作为中心意象把看似零散的故事串联成一个整体。第一章无名姑姑以鬼收尾：“姑妈缠着我。她的鬼魂附在我的身上”[7]16；第二章花木兰从军阀宅邸里解救的女性像一个个鬼魂，而在花木兰外出学艺15年间，不知情的家人为她结了“鬼亲”；做过巫医的母亲是说鬼故事的好手，她在医学院求学时还在宿舍驱鬼，在她眼里美国就是个鬼国，一个个言语不通的洋人都是鬼；第四章讲勇兰阿姨来到美国，寻夫失败后，精神失常，臆想墨西哥鬼会来抓她；第五章记叙我如何走出母亲鬼故事走进美国洋鬼子的世界，最后以蔡琰那感动了匈奴“鬼”的故事收尾。

汤亭亭笔下的鬼怪故事与神话一样，并非只是艺术的虚幻，而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母亲在医学院制服鬼的故事是全书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30年代，母亲从乡下来到广州入读产科医学院。宿舍楼有一间5年无人居住的闹鬼房间。其他女同学提到鬼就心悸不安，母亲说“大多数鬼不过是噩梦。”[7]65，她追问：“我们怎么能知道鬼是人死后的延续呢？难道鬼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物物种？或许人死了也就完结了。我想这样也不坏。”[7]66母亲甚至主动提出去那里住一晚。第二天她安然无恙，绘声绘色地给同学讲她如何将晚上骚扰她的鬼制服。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长大的“我”在现实的美国无所适从，从幼儿园起便只能以沉默将自己包裹起来。自卑和怀疑像鬼一样跟“我“如影随形。但有一天，“我”决定对父母说出心里的委屈：“我也许丑陋笨拙，但我绝对不傻。我脑袋没毛病。你知道老师怎么评价我吗？他们对我说我很聪明，能拿奖学金，能上大学。我已经申请了。我很聪明，什么都做得来。我知道怎样获得优异成绩，他们说要是我愿意我可以当科学家或者数学家。我可以自己谋生，自己照顾自己。”[7]201这是一个反抗传统男尊女卑文化的华裔女孩的独立宣言，也是一个要打破华人在美国的孤立边缘地位走向主流的决心书。母亲虽然没教会“我”如何适应洋人的世界，但她对有关鬼的迷信的轻视指引“我”大胆走进美国社会。历史以神话和鬼怪故事的变体参与了“我”的文化身份建构。

三、历史书写的政治性

华裔在美国历史书写上的缺失和沉寂是汤亭亭《女勇士》所表现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历史上对华人长期采取歧视和限制政策。汤亭亭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美国人，见证了华人被边缘化的历史，她用“无形世界”(invisible world)来描述美国的华人社区。[7]5“沉默是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所强加的，这种意识形态引导下的美国文化将亚洲人不论男女都构建成异质的、无历史的和无声的。”[12]书写华人历史因而具有了打破这种外部力量所强加的沉默的政治紧迫性，因为没有自己的声音和书写，华人将永远生活在美国历史的黑洞里，好像未曾存在。“鉴于当下美国社会的现实，不论是多么卓越的少数族裔作家都不可能完全逃避族群被压迫的集体历史经验和写作与出版行为就是政治声明的事实。”[13]

《女勇士》描写了许多在沉默中被疏忽和残害的女性：“无名姑姑”因婚外产子被家族刻意遗忘；月兰阿姨寻夫失败后由臆想到精神失常，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疯女人不能解释自己到河边取水的行为，被村民当做日本间谍用乱石砸死。沉默似乎是一条引向疯癫和死亡的不归路。而沉默也是华人女孩在美国的现实处境。在幼儿园“我”的绘画覆盖着黑色：“在那三年我的沉默最为厚重，我用黑色覆盖了我在学校的绘画。我在房子、花和太阳上涂上一层又一层的黑色，要是在黑板上画我就在上面再涂一层粉笔。这是我舞台的幕布，只是幕布尚未拉起。”[7]165小学老师建议我和妹妹去接受语言康复训练。如何走出沉默、找到自己的声音？对华裔少女来说，这是意味着生存或死亡、理智和疯癫的关键问题。这种生存的焦虑和对言语的渴望让“我”对沉默有着无名的痛恨，并将压抑的怨气转化成对一个沉默不语的同学的伤害。一次这个女孩跟我单独在体育馆的卫生间，“我走近她，用手指捏住她肉嘟嘟的的胖脸颊……‘说话’我说道，‘你到底说不说话？’。逼近她：“我要让你开口说话。”[7]176“‘你不说是吧？’我说道。我对她又捏又掐。那就说‘不’。她摇着头，她的直发随着头转动，并不像漂亮女孩那样两边摆动。她这么干净，她的干净让我难受。我讨厌她折叠午餐饭盒里蜡纸的样子。”[7]178汤亭亭花了整整六页描写“我”如何歇斯底里地逼迫这个女孩说话，可还是失败了。“接下来的十八个月我因神秘的病而卧病在床。”[7]182通过把沉默和疾病联系起来，汤亭亭呈现了华裔少女所经历的心理煎熬，而沉默并不是“我”个人的心理疾病，而是美国社会和华人社区的压抑环境所造成。“有时我恨那些不让我们说话的洋鬼子；有时我恨中国人的神神秘秘。‘别跟人说，’父母告诫道，尽管我们想说也没法说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7]183一个华裔少女对沉默的抗争和她所经历的心理煎熬浓缩了近百年华人在美国的屈辱史。华人的沉默只有通过华人自己的讲述才能打破。“铭记我们的历史是反抗霸权和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当我们接触不到自己的历史，当我们的过去是一部沉默的历史，我们必须依靠讲述和书写。”[14]汤亭亭认为书写是对华人历史的记录和延续。“这个故事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不是我还小的时候，而是最近，当我告诉她我也讲故事。故事是她开的头，我来结尾。”[7]206

作为华裔美国人，汤亭亭期望通过书写华人历史实现中美文化的融合。这是她以蔡琰故事收尾的用意所在。蔡琰在匈奴生活十几年，她说的话连她的两个儿子都听不懂。一个月夜当匈奴人在篝火边吹起笛子，那高亢的音调吸引蔡琰唱起了思乡的歌曲，这就是《胡笳十八拍》，它凄厉婉转的音色打动了匈奴人，后来传回中原更打动了汉人。蔡琰的歌声超越了匈奴和中原人的隔阂，汤亭亭也以自己的故事开启了华裔美国文学史的新篇章，打破了美国历史施加在华人身上的沉默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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