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陈启文

陈启文，著名作家，现居广东东莞。责任编校：晓 苏

当我又一次出发时，一位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

我能感觉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一个正在走过天命的人，应该抓紧时间写几部属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说潜心创作几部长篇小说，这才是文学的正途与大道。而报告文学，在很多人眼里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甚至是文学的身外之物。必须承认，在很长时间我一直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虚构之中。但在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从南方罕见的冰雪灾害，到“谁在养活中国”的吃饭问题，再到现在的水利和水危机，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现在却被污染得不成样子了，那一条条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管，还有那些对鱼类、鸟类下毒饵者，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水里投毒。我很想问问这位才气逼人的青年作家，这一切他可曾看见？其实根本就不用问，我看到的他也可以看见，只是，他很少走近一条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

又不能不说，在所有的写作中，报告文学是最苦的写作，难度最大的写作，也是最吃力不讨好而且充满了风险的写作。从2008年到现在，我几乎一直在江湖中奔波。在这如苦行僧般的跋涉中，我时常想起几位令我肃然起敬的先代，司马迁、郦道元和徐霞客。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无疑是走得最远的，我抵达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他们飘拂而又远逝的身影。同他们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我如今用三年时间走过的地方，在那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岁月，他们也许要用三十年甚至穷尽一生的时间。我时常想，这些人又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呆着，却要这般风餐露宿的苦行呢？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时刻都会遭遇虎狼等凶猛的野兽，还有多少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太史公此言多少有些豪放浪漫，而这样的跋涉是绝对的苦行，绝不是游山玩水。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也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

报告文学写作的难度首先是采访的难度。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和背景的独立调查者，所谓调查与采访，确实是我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关。如今，在这样一个缺乏信任感的时代，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对我这种身份暧昧的不速之客都高度警觉，除非是他们主动邀请你来给他们写点什么，你的文字可以让他们严格把关，或是由他们干脆给你一份写好的文稿或材料，你照抄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成。事实上，如今大多数的“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创作”出笼的，有人组织，有人请你去看，去写，还有专车奉迎、专人陪同，吃喝住一条龙的殷勤侍候。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什么。而以这样的方式写出的“报告文学”，还是报告文学吗？

而我，既然是自己选择了报告文学这条路，也就只能以最不讨好的方式，来完成我的采访和调查。这与我的身份其实是一致的，一个民间的自由写作者，注定只能以民间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次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会替我负责，但我必须对自己负责，对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负责。这也让我的采访和调查进行得相当艰难。但以己度人，我又非常理解那些拒绝我的采访对象，他们也并非完全不愿意开口说话，问题是，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就会变成文字，这与随便说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意思？你没有单位，但人家都供职于一个单位里，他说的话是代表单位还是个人？谁又授权给了他？不说负面的，连正面的，他们也是三缄其口，生怕有什么闪失，会引起什么后果。沉默是金，从来就是中国人明哲保身的哲学之一。很多人哪怕说过了什么，也一再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要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不要给他们惹了什么麻烦。真的，我很理解他们，我也不想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

然而，对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麻烦又实在在所难免。你不找麻烦，麻烦也会找上你。我因在一部关于“洪水与人”的报告文学里说出了某些真相，多次遭到辱骂和恐吓，有对号入座者甚至找上门来寻衅闹事。而那些提供真相的人，一般也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此时他们可以隐藏在匿名的状态下，一切只能由我这个孤独的写作者来承担。直到此时我才深刻地体验到，报告文学写作者其实是最孤独的写作者。但又十分吊诡的是，直到今天，除了辱骂与恐吓，很多扬言要把我告上法庭的人，还从未真正把我告上法庭。不是我不敢上法庭，而是那些想告我的人自己不敢上法庭，因为我写的都是事实，而事实摆在那里，成为了保护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最后盾牌。

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辛酸与苦楚，个中滋味惟有寸心知。在接连写出几部题材重大、又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报告文学后，我发现越是题材重大、越是关注民生的报告文学，越是遭到轻视；越是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又越是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又让我下意识地想，难道我们对这种关注民生、关注我们最基本生存问题的所谓“重大题材”真的关注够了吗？而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能说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体系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发生了致命的倾斜。而在这种倾斜的状态下，要恪守所谓公正的立场是多么难，要恪守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立场又有多么难。我也只能以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卑微之躯，努力地保持一种直面严峻现实的姿态。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小民，虽是小民，却又从未忘记我们这个国度是“人民共和国”，我也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而在叙述方式上，我几乎没有选择，我的叙述只能随着河流而推进，在对流水的追溯中一点一滴地慢慢建立。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河流的决定。我不能违拗河流的意志，一如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从一开始，我想要写的，并非一部关于中华江河水系的族谱和传记，也不是为中国水利立德、立言、立传，更不是关于河流长度、落差、流量、流速的说明文，事实上这都是无法用精确的数字去描述的，只能是大致的估算和大概的数字，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还有，一条河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又该从哪儿算起？这里边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若要看清中国的江湖，大致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按时间顺序，上下五千年一直追溯下来；一种是从北到南或从西到东一路看过来。然而，无论哪种方式都无法超越时空，时空中又有太多的错位和倒置，又由于人工河流与自然水系交织在一起，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又与眼前的现实纠结在一起，时空交错，人与自然交错，历史变幻莫测，而河流水系更加变幻莫测。要把一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看清楚，而且要清楚地描述出来，最好的方式，还是像司马迁、徐霞客、郦道元那样，脚踏实地的、尽可能以最接近自然、抵达现场的方式去感知它。这既是最艰险的一种方式，也同样充满了人类的局限，甚至是大限。以人类占有时空的短暂和渺小，事实上永远无法把一条河流的真相全部揭示出来，借用一句话，每一滴水都“凝聚着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

又无论如何，一次如此沉重而复杂的写作终于又暂时告一段落了，每到此时，总有太多一路关注过我、扶持过我的身影浮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写作又是集体创作。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而这里，我最感谢的是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公益与民间性质的社团。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我没有工资，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也没有采访经费。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援助，我才有了第一笔采访经费。而千禾资助项目的愿景就是“推动公民参与，建设一个公正、关爱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也是我恪守的底线：我的写作与任何写作对象都不能发生直接对应的利益关系。而能够获得他们的资助，又得感谢理由和李炳银这两位报告文学前辈的鼎力推荐，还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严格遴选。此外，我还要感谢湘潭大学出版社，这是一家刚成立不久、起步维艰的小社，但他们却不乏大手笔。事实上，三年前，在《共和国粮食报告》完稿之后，我们的目光就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水利，那时谁也无法预料在两年之后会有一个关于水利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我们只是感觉到中国的水利问题、水危机的形势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三年来，就在我奔波于江湖之中时，中国接连遭受一次次“极端”、“反常”、“罕见”自然灾害的重创，如2009年北方七省市大旱、2010年的大西南干旱和2011年的长江中下游秋冬春跨季节连旱，还有最近发生的北京“7·21”暴雨洪灾，这些极为罕见而又异常惨烈的灾害，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反思和追问，甚至是世界性焦虑。而我也一次次抵达这些灾难的现场，把这一切诚实的记录下来。

这也是我从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完成的第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愿我写出的是一部真正可以被定义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又惟愿它至少能作为一部当代水利的社会记录和民间档案而留给历史。如果这样，在我的天命之年，我也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