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径与意义分析

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径与意义分析

贾 玥
(沈阳大学政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44)

分析了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前提和路径，指出基于知识的相对性，形而上学自然也是相对的，“相对”意味着不断被超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形而上学做了种种阐释，由此形成了形而上学不同的奠基方式。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用人类学的方式为形而上学奠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探讨人生存在的终极性问题。

康德;形而上学;奠基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从知识的确定性不确定性、主体的确定性不确定性、理性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人的现实生活等方面对形而上学进行着解读和探索，从而形成了形而上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奠基方式。其中康德的批判哲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批判、变革与创新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转折点。

一、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前提

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自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将“形而上学”确立为“实是之所以为实是”[1]的知识以后，西方传统哲学就把探究“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即确定性的“一”作为已任，以捕获终极知识为归宿，以建构绝对真理的体系为目标。因此，一旦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确立，基础牢固了，形而上学便成了绝对知识。所以，“从形而上学的展开形式上看，其结果必然为封闭式的绝对真理。”[2]但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对象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经验领域之外的东西，对于这些对象，人们是没有任何直观，也没有丝毫经验可言的;而实际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出发，但感性经验却无法现实的认识这个实体，因此，形而上学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自从笛卡儿开创了从追求对象的确定性转向以追求主体的确定性的近代哲学之后，近代哲学就表现为从外在形而上学向内在形而上学的过渡，这种从主体出发反思的形而上学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其对主体的自我关涉和觉知，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独断论。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的独断做法”[3]25。由于独断论者片面的强调理性能力，认为单凭理性的力量就可以认识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认识宇宙的真相。并且对理性的范围和能力并没有界定，这种片面性和绝对性造成了哲学领域内部的矛盾冲突、观点对立，也造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人类理性丧失了原有的自信。由此，怀疑论产生，怀疑论使形而上学存在的合理性被剥夺，而且也动摇了宗教存在的基础。又因为它同时抽掉了科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因此也给科学造成了特别的混乱。形而上学的危机迫使康德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其对形而上学重新奠基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近代形而上学仅保留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片面重视，将主体与客体对立，孤立地考察主体，没有将人看作以全面的方式能动的统一客体于自身之中的主体。超越由此观点形成的独断论，建立一种真正立足于人本身的人类学，完成主体向客体、思维向存在、现象向本体的飞跃，也形成了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另一前提。

二、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径

康德的理论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不断探索、建构与奠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反映了对“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回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3]3这实际上是通过对人类先天认识能力即理性自身的批判，确定理性具备的先天要素，这些要素必须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特征，之后明确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以此确定理性可以认识什么和不可以认识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存在合理性和未来走向作出合理的评判和规定。

(1)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路径之一是把人的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认为，人的理论理性只能局限于经验世界，超过这个范围，理性就会陷入一种幻象，但由于人的理性总要探求一切存在物的最后根据，所以这种幻象又是难以避免的。以往的哲学正是对理论理性的这种超越，用知性范畴去把握超越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最终形成了独断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范围、界限和有效性揭示，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认为形而上学不是运用科学认知而是运用实践理性上的道德信仰来确认本体的存在和意义的。尽管一切先验幻象的谬误总根源在于理性本身的自然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理性被视为人类最高级的一种认识能力，其作用在于对人类知性的自身统一性作一种最高层次的综合，从而为人类认识的系统性及不断地把握未知事物的能动的开放性作出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地位优先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的地位也优先于科学认知。并且康德试图用判断力的“目的性”理论来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虽未真正实现，但康德却由此建立起了一种先验理念本体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和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宗教哲学，从而转换了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实践传统，提出了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思路。

(2)康德用“先天综合判断”将唯理论和经验论包容在他的先验主义知识论之中。康德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3]1“但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3]1也就是说，在知识中可能还有不来自经验的因素。康德认为，既然人的知识是由知性改造感性印象这样一些粗糙的材料而形成的，那么，知性用来改造感性材料的东西就是知性增加到感性印象上去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来自人的认识能力的成分。即知性用其先天的能力即知性范畴，将各种感性经验综合，以此形成知识。他指出认识无经验是空的，而认识无知性则是盲的，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先天综合判断过程。而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根据，正在于人自身作为认为主体的能动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即主体通过自身具有的各种先天条件去综合统一它由于物自体的刺激而获得的感性经验材料，使之形成为自己的认识对象的能力，这就是人的理性(或知性)能力。要探究先天综合判断的根据，就是要追溯到使一切先天知识能够“被取得并实现出来”的那些原理和作为这些原理之主体的纯粹理性的能动的综合统一机能。康德指出知性包含的四个范畴，即质、量、关系和模态，他们构成了自然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根据。

(3)通过对现象和物自体划界，使无限的统一整体成为人类理性的设定。人将理性的能力范围进行超越，主要集中于上帝、灵魂、宇宙三个方面。康德反对理性神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上帝存在所做的种种理论证明，认为上帝存在的唯一根据只能出自道德律，唯一可能的神学只能是道德神学。康德也否认灵魂是一个实体的论断，提出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感性对象，才是作为知性范畴的实体。仅从意识主体出发是不能推演出独立、客观存在的灵魂实体的。康德针对宇宙的问题，提出了四组“二律背反”，他指出二律背反的冲突正是由于双方都把现象混同于物自体，采取了先验实在论的结果。由于人类只能依据感性和理性得到有关于现象的知识，却不能得到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所以现象是可知的，而物自体不可知。这在为人类的理性划定了界限的同时，也为人类的理性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使人可以不受任何自然知识或任何自然规律的限制，设定出一种无限统一整体。这种设定是完全奠基于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但这种设定也不是毫无规律的任性，而是自有一种实践方面的规律，即“道德律”。这样，康德指出超越本体不能从现象界的科学知识中获得存在的保证，相反，只能以道德意识、宗教信仰为根据。即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用道德信仰来完成他的实践理性的纯洁性和普遍性。

(4)康德在唯理论的基础上，将形而上学的任务定位为对人类理性自身的批判考察，从而使自己的形而上学有了人类学的基础。他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只是将现象作为对象，同时将以往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中不自觉的对人的考察置换成自觉的对人的考察。指出人的认识应首先以“先天存在”的普遍必然的原理、范畴为指导，用纯粹知性的图形法构造出知性的统一图形，然后应用于自然并迫使自然作出回应，最后得到感性、知性、理性相统一的科学知识这样一个能动的过程。这样，康德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心，进而说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与统一性。在道德论中，康德指出:“我心中的道德律……则把我作为一个理智者的价值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了，在这种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这些至少都是可以从我凭借这个法则而存有的合目的性使命中得到核准的，这种使命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局限，而是进向无限的。”[4]12通过对人理性的道德追问，康德提出形而上学应直接以人为对象，以人类学为基础，对一切人都有用“以使妥善而明确地开辟那条每个人都应走的通往智慧的路并保证别人不走歧路”[4]221223;人不仅是手段，而应是目的，人的理性首先是实践理性，所以人是精神的道德主体，拥有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可以超越宇宙间一切束缚而使人达到幸福、拥有德性，即通达至善。因此他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论部分的研究，就是通过考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来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奠基。

康德和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人类理性自身的普遍必然的原理、理性确定的绝对的规律，所以形而上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原理和规律，由此康德提出“先验的方法”即“批判哲学”的方法作为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样，康德不仅从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方法上对形而上学的意义做了转换，也对形而上学奠基的基础进行了置换。

三、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现代意义

(1)康德的批判哲学对西方现代两大主流哲学思潮的内在精神和哲学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康德创立的哲学体系既对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又从人本身对哲学本体论加以理性考察，并进行系统阐述。然而，后人对康德哲学的解读却产生了极大的分岐，引导了不同的诠释与发展。对认识论的重视演变成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重视则演变成了人本主义思潮。两种思潮的出现从根本上说还在于人的理性中包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即康德所指明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正是这两种能力的同时并存、相互纠葛，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区分并不纯粹和绝对。如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在他的“本体论的承诺”思想中，在呼吁重建本体论的同时，也对本体论作了实用主义角度的理解，认为本体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人们的共同约定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提出诠释学和语言学转向，并以此跨越“科学”与“批判的理论”的鸿沟。作为科学主义代表的美国分析学家罗蒂和作为人本主义代表的德国解释学家阿佩尔，虽然从总体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但都对西方现代两大哲学流派的代表思想及两大流派融合的可能性做了深入的研究。因此，西方当代哲学已愈发显示出两大思潮的交合之势。“这也符合康德的本意，康德区分两者不是要将两者隔裂开来，根本上是为了明确两者在不同性质的基础上真正将两者统一起来。”[5]

(2)康德以三大批判集中系统地对关联人的问题作了阐述。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康德最大的功绩在于把形而上学和人类学内在的关联起来，这一思想对现当代形而上学奠基的指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德认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和规律，这些原则和规律来源于经验自身的先天统觉，是理性永恒不变的、普遍必然的原则和规律。人类理性的运用，可以有理论方面的，也可以有实践方面的。对理论方面的运用来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来源于经验并且仅仅对于经验是有效的，如科学知识以及时间、空间、范畴等这些认识可能的先天形式。而对实践方面的运用来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存在于人内心中的具有理想性和至善性的先天道德律，这种道德律为人向最高的道德标准和理想对象迈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纯粹实践理性的纯洁性和普遍性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依靠信仰来完成。”[6]这样，康德在人的理性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对象重新进行了确立，使形而上学奠基在内在意识即信仰的“无限”根基之上，这是一种意志自由的体现。

(3)海德格尔力图在“纯时间”的原始境界中来进一步呈现人的有限性。而马克思哲学通过对理性无限性的批判使人的有限性在现实历史中得以展现。因此，当代形而上学奠基在有限性内与传统形而上学奠基在无限性上而否定有限性有着本质区别。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6.

[2]强以华.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J].哲学研究，1996(4):46 53.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

[5]张能为.绕不过康德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 6.

[6]陈杰荣.论形而上学奠基的当代述求及意义[J].江汉论坛，2010(1):5 10.

【责任编辑 张跃双】

Path and Significance of Foundation of Kant’s Metaphysics

Jia Yu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

The premise and the path of foundation of Kant’s metaphysics is analyzed.Based on 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the metaphysical is relative.“Relative”means being beyond.Philosophers of different periods have given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metaphysics from different angles，thus forming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different ways.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h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taphysics in anthropology，continuously from a metaphysical point of view to study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life existence.

Kant;metaphysics;foundation

B 089

A

2095-5464(2014)01-0048-04

2013 06 30

贾 玥(1976)，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