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与“协商”——论《郊区佛爷》中的身份危机与身份策略

何朝辉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4-）是当代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早在1993年，他就获得了“英国优秀青年小说家”的称号。库雷西出生于伦敦，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英国人，这赋予了他移民后代的身份。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库雷西常常关注种族、阶级、性属（gender）、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其作品刻画了移民及其后代在母国文化与宗主国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产生的漂泊、失落与错位等离散心态。《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库雷西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图景下对种族、阶级、性属、身份认同以及“流行文化、时尚、毒品和性”［1］18等问题进行的一次成功探讨。通过描写移民及其后代在伦敦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英国主流文化的不同态度，小说成功地再现了身处宗主国文化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移民及其后代所经历的生存困惑与身份危机。小说发表后深受好评，获得了惠特布莱特最佳新小说奖。

《郊区佛爷》的成功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即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巨大影响。小说发表于1990年，正值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处于巅峰之时，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呼唤，展现了库雷西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身份问题基本上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认为：“身份问题从来不是对一种预先给定的身份的确认，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关于一种身份意象的生产以及承载这种身份意象的主体的转变。”［2］同样，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3］与他们一样，库雷西在《郊区佛爷》中建构移民文化身份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说中，面对生存困境与应对身份危机时，采取“否定”策略的移民安沃尔以悲剧性的死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而采取“协商”策略的移民哈鲁姆则在印英文化的“间隙”中找到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两种不同的命运结局表明库雷西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反本质主义立场，隐含着他对英国主流文化霸权及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与批判。

一

《郊区佛爷》描写了来自印度的移民及其后代在英国伦敦的生活经历与生存体验。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社会，当时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二战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英殖民地的人们纷纷移居英国，英国白人开始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产生焦虑感。为了消除这种身份焦虑，英国政府做出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决定，并通过立法逐渐限制移民后代加入英国国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英国社会学家皮特·弗赖尔（Peter Fryer）所说：“种族主义被体制化、合法化、［乃至］全民化了。”［4］在强势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的宰制下，来到英国的移民遇到的就只有冷漠与歧视，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袭击与屠杀，由此，因时空错位而导致的心理错位、无归属感和失落感便在移民的心中产生并沉淀下来。与此同时，移民对养育了他们的家园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心理联结和情感记忆。虽已远离家园，但对故乡的记忆、对家园的认同一直深埋在他们的内心，那是一种融入血液的情感纽带，无法割断、无法忘却。库雷西自己曾说，割断、忘却过去“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背叛——……背叛往日的岁月，背叛旧时的自我”［5］。因此，面对主流文化霸权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歧视、排斥与打击，来到英国的移民自然而然地会在心中固守原始的家园文化，对英国主流文化和英国白人产生反感的心理，甚至采取以暴制暴的 “否定”(negation)策略。这一文化现象在小说中的印度移民安沃尔（Anwar）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安沃尔是一个始终坚守印度文化传统、捍卫自己印度身份认同的移民。安沃尔对英国主流文化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持的“否定”态度，主要表现在顽固地坚守印度的传统文化（信奉印度教，定期去清真寺，认为离婚是堕落、缺乏道德，穿印度服饰等），排斥主流文化（不听流行音乐，不去伦敦市区等）。最为重要的是，来到英国后，安沃尔一直生活在少数族裔聚居的伦敦南部郊区；他很少到伦敦市区去，断然不与代表英国主流文化的伦敦市区发生联系。安沃尔拒绝走向伦敦市区，表明他对伦敦作为“家园”的否定。只有在伦敦南部郊区，他才能减少因为远离印度家园所导致的时空错位而带来的心理错位感与无归属感，才能对过去的印度身份产生认同，才能缓解英国主流文化无形中所强加的文化要求。“疆域、边界的界定往往能够产生身份认同。”［6］正是在这一块狭小的聚居地之内，安沃尔固守着自己的印度身份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殖民主义空间政治学的影响：伦敦市区（富裕、热闹）和伦敦南部郊区（贫穷、荒凉）属于不同的“差异地点”，体现了极其不同的价值空间，虽然它们相隔不远。这两个地区的存在，体现了“殖民主义者依靠其权力，通过知识生产形成概念体系，进而塑造‘差异空间’的空间分割和宰制技术。”［7］是殖民主义空间政治学的典型表征。

然而，对伦敦市区（物理空间、地理环境）采取逃避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主流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刻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安沃尔不能保证其家人能像他那样坚守传统文化而排斥英国主流文化。于是，他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一方面，他公开地与种族主义分子进行对抗；另一方面，他力图将他坚守印度传统文化的做法灌输给家人尤其是女儿。这是他看到英国主流文化影响了家人之后采取的更为顽固的“否定”之策。安沃尔安排了女儿雅米拉与印度人常格的婚姻。他认为女儿必须服从父亲的命令，而且必须跟印度人结婚。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父亲的权威形象；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女儿成为传统的印度女人，以便将印度文化和传统继承下去。当女儿不听安排时，安沃尔便效仿圣雄甘地以绝食来要挟她，以对抗无处不在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甘地凭绝食能把英国人赶出印度，我也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法子让我的家人听我的话。”［8］60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绝食策略已成了印度人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可以说，安沃尔是以一种传统的斗争方式与英国主流文化进行着抗争。

安沃尔名字的英文是“Anwar”。拆开来，这个名字就是带有语法错误的“一场战争”（An war）。作者库雷西似乎有意表明，安沃尔作为移民的一生就是一场战争，然而却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虽然后来女儿服从命令和常格结了婚，但常格是个右手残疾的人，干不了重活，不能替安沃尔打理并继承他的生意，令他大为失望。更糟糕的是，女儿和常格之间没有感情，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由此，一场传统的婚姻在新的文化场域中貌合神离，形同虚设，最终违背了他的意愿。最后，因为绝食，因为种族主义分子的常常侵犯，也因为绝食而导致了家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安沃尔终因身体羸弱、身心疲惫而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在主流文化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双重压制下充满了苦难的战斗的一生。安沃尔固守家园文化，执着于自己的印度身份，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决绝的“否定”策略以及他的死亡表明：“移民如何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他们能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问题。”［9］

二

印度圣雄甘地曾说：“印度人在任何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西方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成果，……对西方的完全拒绝也是对印度传统基本结构的拒绝；悖论性地，对西方的完全接受实际上也是对西方的完全拒绝。”［10］对于身处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印度移民来说，这一论述更是鞭辟入里，预见了他们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下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危机。传统的殖民话语依然存在，将移民当作“他者”对待，是“在不知不觉地接受和运用殖民政治的逻辑”，并“有意无意地无视反抗者主体和反抗对象及任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也使得压迫、统治和暴力能不断地以新的两分对立的形式在新环境中保存下来，甚至恶性发展。”［11］种族歧视就是这种“恶性发展”的具体表现。然而，在新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主流文化的干涉会对移民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主义的要求。于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家园文化与宗主国文化之间，以及在顽固坚守对抗的“否定”策略但深受压制与变更策略进行“协商”（negotiation）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之间，移民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带有文化“协商”的性质：在协商中，移民主动地找寻自我的生存空间；在协商中，移民积极地建构自己新的身份属性。这种文化“协商”现象在《郊区佛爷》中的另一移民哈鲁姆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

哈鲁姆是小说叙述者卡里姆的父亲。刚开始，面对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哈鲁姆坚守着自己的家园文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他者”在英国主流文化的宰制下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他对自己不能被接纳成为真正的英国人，不能与英国白人享有平等的待遇有着清醒的认识：“白人，绝不会升我们的职……，你不必去跟他们交往——当他们没有钱吃饭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有个帝国呢。”［8］27这种“他者”意识，这种对英国白人及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抗拒与“否定”意识，也体现在哈鲁姆对伦敦这一地理空间作为家园的否认上。这具体表现在：虽然在伦敦郊区生活了十几年，哈鲁姆依然不知道当地的街道和公交路线，没有儿子的帮助，他就去不了任何一个地方。卡里姆这样叙述道：“他依然像个刚刚从船上下来的印度人不知道方向，……当他在大街上挡住陌生人问路，而要去的地方离他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只有一百码远的时候，我尴尬地全身冒汗。”［8］7这说明，哈鲁姆仍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刚刚离家踏上英国国土的印度人：英国不是他的家园，他不愿去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这种潜意识地对伦敦作为家园的否定，深刻地表明了他对印度家园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对印度身份的执着认同。

然而，为了缓解文化冲突与碰撞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和解决作为移民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生存问题，哈鲁姆不得不采取灵活的生存或身份策略，与主流文化暗暗地“协商”着，期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这种文化协商，首先源于远离印度所造成的时空错位感和心理失落感。从年少离开印度后，哈鲁姆就再没有回去过。因此，印度便成了他原始的家园，一个失落的家园，仅存于他的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来说，印度便成了一个“想像的家园”，遥不可及，想像它，“心头可能总是萦绕着某种失落感……，并处于深深的困惑中。”［12］于是，哈鲁姆忘记过去，迎向前去，浸淫在英国文化的光晕下。其次，哈鲁姆所接受的英国教育，无形中淡化了他的家园意识，印度只不过是一个“失落的家园”和“想像中的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比印度先进发达的英国对哈鲁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与吸引。正是这一点，哈鲁姆违背了家人送他来英国接受教育的初衷，他没有重回印度，反而在英国定居下来，娶了白人女子为妻。因而可以说，在主流文化的强大优势面前，哈鲁姆所采取的“否定”策略处于劣势，暂拜下风。

不过，面对主流文化的“攻势”，哈鲁姆并不是一直处于劣势，他主动出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8］54。为了留住对失落家园的仅存的记忆，哈鲁姆迷上了印度哲学、禅宗和瑜伽。下班之后，他一个人在家里研习印度哲学和禅宗，练习瑜伽，独坐冥想。在静思默想中，他悟出了自己的“智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和不确定的时代。人类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给人以希望的旧宗教已经衰微或无关紧要了。我们的问题是世俗主义。我们用物质主义取代了我们的精神价值和智慧。现在每个人都困惑地问该怎样生活下去。”让他高兴的是，“有时，那些绝望的［英国］人甚至会来向我求助”［8］76。因此，晚上有空或周末时，他去英国人的聚会上有偿宣讲他的印度哲学和禅宗思想，并教他们冥想和瑜伽。于是，他获得了“郊区佛爷”的称号，成了英国白人的精神导师。哈鲁姆期待以这样的方式，让英国白人认识到印度文化的精华，藉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经历混乱与困惑的英国白人提供精神指导，并以此缓解英国白人对移民的种族歧视。由此可知，哈鲁姆游走在印英两种文化之间，在两种文化的“间隙”①霍米·巴巴在论述文化身份时提出了“间隙”空间这一概念。在“间隙”空间中，出现了文化差异的重叠与错位，“民族性、集体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间的以及集体的经验得到协商”（参见Bhabha第2页）。这使得“文化的意义与象征符号没有原始的统一性和固定特征，而且，甚至同样的符号也可以被挪用、被翻译、被重新历史化与被重读”（参见Bhabha第55页）。这样，“意义与指涉”变得“模糊”，“统一性”、“一致性”与“固定特征”等传统观念就被消解了。因此，巴巴认为，这样一种“间隙”空间，“为界定一种国际的（international）文化打开了大门”，这种文化不是建立在异国情调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文化杂交的铭写与表述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个相互之间的［空间］——翻译与协商的边缘区域，这处于中间的空间——负载着文化的内涵”（参见Bhabha第56页）。这一论述为阐释后殖民主义身份理论与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间进行着“翻译”（translation）与“协商”，力图以印度文化之精华来感化周围的英国人。这种文化“翻译”与“协商”是他走进英国主流社会的灵活应对策略，既挽救了陷入失落之中的家园记忆，缓解了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和困惑感，又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为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创造了可能性。

美国已故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认为：“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13］426而且，在他看来，任何“自我身份的建构”都“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并“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然而，“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赛义德认为，“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13］426-427显然，库雷西非常认同赛义德的身份建构观。因此，他在塑造哈鲁姆的自我身份时赋予他一种“非静止的”、动态的建构特征：哈鲁姆在两种文化的“翻译”和“协商”的竞赛中找寻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建构着一种“不是白种人，也可以成为英国人”［14］的文化身份属性。

三

作为来自印度的移民，安沃尔和哈鲁姆都对英国主流文化的“压迫”和“戕害”表示过反抗，都对新的文化语境强加的身份要求采取过“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安沃尔近乎漫画式的顽固形象代表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一种移民类型：他们固守家园文化，排斥主流文化的影响，散居在异国他乡，飘零度日，孤独终老，以悲剧收场。“郊区佛爷”哈鲁姆在否定与迎合主流文化之间痛苦地徘徊，最终想以印度文化之精华来同化英国人，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翻译”与“协商”，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成为“真正的英国人”的生存空间，建构着全新的文化身份属性。这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要言之，安沃尔和哈鲁姆代表着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两种类型化的移民形象，对他们具体而微的描写展现了库雷西的敏锐观察与非凡洞见，对他们不同命运的刻画表明了库雷西对本质主义身份观的否定与批判以及他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乃至整个时代的对话。

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库雷西个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正如他自己所说：“《郊区佛爷》与我自己的经历类似……我知道准备工作——生活体验——已经完成。”［1］19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就是分别以库雷西的叔父和父亲为原型塑造而成的，作家自称“拥有整本书的素材”，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把它组织起来”［1］18。这表明，库雷西的小说创作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郊区佛爷》以个人经历为原型，具体而客观地再现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移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以及整个英国社会和时代的真实轮廓，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是，如此再现只是库雷西迈出的第一步，他的真正意图在于关注整个 “英国社会的方向”，关注“它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经历真正的困难和可能的崩溃时它会有多么的人道”，关注“它给予个体的尊重，给予群体的力量，以及它将自己描述为‘民主’时的真正内涵”［1］56。这种关注隐含着库雷西对英国主流文化霸权及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与强烈批判，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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