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力与实践反思
——略论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内涵、使命以及发展路径

尚 文 隆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文化动力与实践反思
——略论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内涵、使命以及发展路径

尚 文 隆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学术界所关注。我们必须在尊重哲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探究文化哲学的内涵，即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思辨哲学基础上，以文化为新的研究范式，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哲学存在。我们必须在实践和反思中把文化哲学的本土化看做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动力。通过整合中西文化资源，推动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

范式； 文化哲学； 文化动力； 实践反思

肇始于西方的文化哲学被我国学术界引入、消解与吸收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显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中、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实践语境中检视中国的文化资源、解释并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困境，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当今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整合中国的、特殊的文化资源(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此，本文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站在当今哲学发展的逻辑脉络中，对中国的文化资源以及当今的文化困境进行批判性检视。

一、范式：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

进入改革开放后，文化哲学领域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使得文化哲学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对文化哲学的关注已经摒弃了传统的观点，即把文化哲学看做一种与经济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政治哲学并列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具有“合法的”意识形态的“分支学科”或者“部分学科”，更多地把文化哲学看做一个未来哲学发展趋势，是一种具有传统哲学理性与当代哲学态度的学科。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首先要符合当代哲学发展的规律(如何解决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其次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精神，最后要契合中国当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解决新的文化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在学理上先要弄清当今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我们先从文化的定义谈起。

一直以来，人们对文化的定义的把握都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比较经典的是19世纪英国文化学者泰勒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国内学者郭莲在其《文化的定义与综述》一文中，对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书中的“文化”的定义展开了细致的梳理，并大致将文化的定义分为六组，即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和遗传性定义。[1]这样的梳理和分组为我们分析和判断具体的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提供了便利。当代文化的定义必须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继续保持文化的包容性、超个人性、传递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必须有一种对时代的批判性和一种自我的创新性。因此，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内化于人们心中的并能指导人们行为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说，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决定了它对人的各种活动乃至社会运动的深层次的制约作用。[2]

我们在定义文化的同时，必须反思当代哲学发展困境以及出路。正如康德所说，理性与自由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多次强调：“西方社会的全部文明和成就存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与张力之中”。古希腊追求的是“哲学理性”、中世纪关注的是“神学理性”、近代哲学追求的自然理性、现代哲学追求的人的存在、后现代哲学追求的多元化、权力性解释都是如此。从实践上看，新世纪的哲学为了解决上述困境出现了范式转向的浪潮。有全球化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现代性的转向、空间的转向等等。也就是说，在解决理性与自由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范式、新的方向。范式是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它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的集合，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因此，我们选择以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型的范式存在是符合当今哲学发展规律的，也是有其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或可以把文化哲学定义为：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思辨哲学基础上的、以文化为新的研究范式、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哲学存在。

二、文化动力：文化哲学的中国使命

列宁说过，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必须符合现实的需要，都要求从实践的语境出发。因此，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发展必须在符合当代哲学发展规律(范式转向)的前提下，逐步满足中国的本土化要求。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两组矛盾：其一，全球主义下的以理性诉求为主的西方文化和民族主义下的以道德诉求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本源的、政治的冲突。其二，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的、学理的冲突。中国文化当今发展状态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样，都属于转轨时期。具体的说，是一种重新的阶段。它不仅要解决的是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种种指责”。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前一个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后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在这里，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解组理论给了我们启示。他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强烈的集体意识受到剥削，从而丧失社会纽带而出现的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分裂的原子堆积状态。”也就是说，要解决社会解组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关键是重构集体意识(社会纽带)。正如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所说，中国现阶段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如何开启一种民间信仰，比如说把儒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传统有效地转化为一种信仰并成为社会公示，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拓展的问题。因此，发展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的哲学存在是必要的，有着重要的理论诉求和现实需要。为此，我们在思考文化哲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关键是完成以文化为发展动力的一种范式转型，整合当今社会各方面的文化资源，迎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带来的文化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两种文化资源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

三、实践与反思：中西文化资源的整合

1.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西方的范式性的文化资源

西方范式性文化资源指的是西方哲学在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所形成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成就。这其中主要有生活世界理论以及新历史学理论。

(1)生活世界理论

作为当今西方哲学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流派之一，现象学的矛头直指近代以来以理性为逻辑起点的意识哲学。而生活世界理论是其最主要、也是最犀利的武器。生活世界是由德国现象社会学家胡塞尔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的文化世界。[2]它强调对任何知识都进行“悬置”的状态下思考我们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人们需要通过一种自然的、整体的态度在生活世界中去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去总结我们的“共有知识”，“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作为少数思想家的专利，哲学理性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无独有偶的是，意大利著名文化学者维柯也提出了从文化角度去构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原则，即首先形而上学必须追求普遍性原则；其次哲学的存在不在物理世界，而在于“民政世界”。维柯所谓的“民政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所指定的法律制度的世界，即人自己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民族的产物，是人的世界。[4]胡塞尔和维科对生活世界(或民政世界)的论述为我们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哲学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一种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哲学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对传统的哲学政治化的一种舍弃；其三，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表达了一种当代对人的存在的密切关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哲学在回归生活世界时，并没有把理性的目光投放到生活世界的某一具体的侧面或某一具体的活动，而是聚焦到内在于生活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创作的世界，是体现人的“此在”的世界，是“诗意地栖居于此”的世界。所以，当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时，就是回归人本身，就是回归文化。[5]

(2)新史学理论

哲学从20世纪开始就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生活世界领域回归。这种回归不仅体现在一种认识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了方法论上。和传统的那种建立在进化论和线性论的历史观相比，文化哲学更强调一种过程性的历史解释模式。正如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卡西尔所认为的：“伟大历史学家们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6]在这一方面，新史学做出了表率，其主要代表有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与传统史学强调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短时段历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更多强调一种“长时段史学”，也就是说，去关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长时间段的现象，从一个过程、发展的角度去看历史时间。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及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7]另一方面，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也是在方法论上对文化哲学进行回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的研究显示生活的新社会学，它注重研究主题如何以历史的方式在知识之内被构成的。这种方法论主要有四个特点：把现实放到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以批判性的阐述代替不加怀疑的理解和解释；现实是在断裂性的历史中展开的；在肯定变革中追求多样异质性。

2.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变革中整合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

文德尔班依据历史因素与批判方法的统一，把哲学史的研究任务概括为三点，即首先是要准确地证实从各个哲学家的生活环境、智力发展和学说的可靠资料中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其次是要从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构这些事实，重建出创始的发展过程，以便就每个哲学家来说，我们可能了解他的学说哪些来自前人的学说，哪些来自时代的一般观念，哪些来自他自己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最后是要从全局出发来估计这样创立的、根据根源来阐述的这些理论对于哲学史总的成果说来具有多大价值。[8]概括之，文化哲学有两个特性：其一，实践指导性；其二，现实批判性。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文化哲学的关键就是要整合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

(1)文化哲学的基础是文化史

任何理论都是对时代精神和特质的总结和概括。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化不仅包括精神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活动与行为方式。与黑格尔强调“哲学就是哲学史一样”，我们也强调文化哲学就是文化史，它体现了一种对人们发展内容的尊重，也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性、过程性的思维方式。文化哲学大师文德尔班认为：“哲学对于其他科学之间没有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关系。在哲学表现为总体科学的地方，其他科学便只表现为彼此界限大致分明的哲学组成部分。”[7]因此，历史成为了文化与哲学的完美的结合，文化哲学就成为文化史。

(2)中国文化资源的多元化

具体来说，当今中国文化资源主要有三大类型：其一，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生性的，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从那时起，“西化”就一直是萦绕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是器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应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是儒家文明、道家文明、佛家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结合体。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化在20世纪的时候被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被无情的抛弃。但事实证明，它依然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指导着其行动。其三，执政党文化。它指的是我党从1921年开始从建立、革命、建设、改革这四个阶段所遵守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形态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一味的西化、一味的贬低自己的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没有载体，从而形成不同阶层文化混乱的境地。

(3)以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民族现代化为切入点

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不仅要符合当今哲学的发展规律，而且必须在拥有更多中国元素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指导中国实践。习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梦以来，不断号召人民为践行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梦不但指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更重要的指的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复兴梦、强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讲，中国梦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范式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以中国梦为切入点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内容践行和发展文化哲学。这主要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必须使得文化(包括中国梦)真正回归到生活世界；继续在符合哲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好应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挑战；尽快构建一种以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相统一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精神、创建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实践性、指导性的文化格局。只有这样，文化哲学的中国情怀才有意义，才有现实感与生命力。

[1]郭莲.文化的定义与综述[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1).

[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何萍.论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质及其建构[J].江海学刊，2010(1).

[5]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与建构文化哲学[J].求实学刊，2000(1).

[6][德]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7]衣俊卿.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J].河北学刊,2007(2).

(责任编辑 光 翟)

2013-11-20

尚文隆，男，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B262

A

1671-1696(2014)04-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