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以《老人与海》的汉译为例

李 健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7)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以《老人与海》的汉译为例

李 健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7)

以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为例，运用期待视野和读者接受的理论分析了译者对原著风格和文化意义的把握，同时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译者在情感、语言风格和文化方面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翻译时在尽量保留原作风格的同时还兼顾了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

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 期待视野； 老人与海

一、引言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是主张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认为读者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者，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虽然起源于文学研究，但接受美学也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译者不仅是文学原著的阅读体验者，同时也是其诠释传达者，因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需求，体现对译文读者的接受关照。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文学翻译,以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为例，运用期待视野和读者接受的理论来分析译者对原著风格的把握。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德国康士坦茨学派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首创的文学理论，反对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主张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文学文本只有通过阅读实践，其意义和重要性才显示出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读者的重要性不亚于作者。”[1](P.75)读者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者，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才能由文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读者对作品的意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印成书，在没有读者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

起源于文学研究的接受美学理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文学翻译更是作者、文本、译者、译作和读者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文学翻译不仅要求译者能重新叙述故事，同时也要求译者能重现原著的风格、基调和情感。译者本身也是读者，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依照自己的理解阐释原著的过程。然而译者又不同于普通的原著读者，因为译者必须面对两次接受活动的影响。首先是作为原著阅读体验者——译者本身对原著的接受活动；其次是作为原著传达者所必须考虑的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需求——译文读者的接受活动，这就是接受美学的翻译观。

1.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期待视野”，即“读者接受活动开始前就存在的某种独特的意象，是对作品向纵深发展的理解和期待。”[2](P.160)这一概念最早由姚斯提出，他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理解过程中被逐渐发掘出来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会以怎样的期待水平去理解和鉴赏文学作品十分重要，因而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关注译本内容是否能够被译文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期待视野是读者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某种概念或者意向，这种“先见”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欣赏程度以及阅读的侧重点，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态度和评价,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

2.空白和未定性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自身从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因而当作品未经阅读时，包含着许多意义“空白”和“未定性”。这些“空白”和“未定性”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加以补充。阅读过程实则是填补“空白”，使“未定性”加以确定，使作品意义充实完备的过程。文学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性”因素在召唤读者“调动自身的种种内在储备对文本进行再创造”[3](P.94)，为读者参与、理解和阐释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提供自由。译者作为读者对原著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对其中的“空白”和“未定点”进行填补和说明。但译者不宜将自己的理解过多地表现在译文中，而是应给译文读者留下可以驰骋的想象空间。

三、接受美学关照下的文学翻译：《老人与海》汉译的个案研究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家因这部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杰出地位。这样一部充分体现了海明威“硬汉”风格的语言精练的作品目前已有20多个中文译本，如为人熟知的海观和吴劳的译本，然而最早的汉译本实际上是由张爱玲所翻译的。张爱玲是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也从事过很多翻译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张爱玲的译者身份。

张爱玲对读者的“中心”地位有非常理性和辩证的认识，一方面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关心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却也不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从张爱玲的译序中可以看出，她读出了原作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悲哀,并深切体会到了生命的辛酸。而她的译本也很好地展现出了这种无奈的辛酸和绝望。同时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在翻译时将读者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张的译文不惜在原作内容或结构上进行一些调整以使译文地道流畅，更符合汉语习惯；但是为再现原著“文字的迷人的韵节”，译文中也有很多欧化现象。

1.对原著中异质文化的处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因而难免涉及文化碰撞和冲突，如对同一事物或者形象的不同理解和概念，又如宗教观念等。张爱玲出于对译文读者期待视野的考虑，对于原文的异质文化成分，在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内容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写，如省去不适应汉语文化的内容、增加有助于读者理解的内容等。对于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内容，张爱玲则会进行一定的增补。例如：

Then, on his back, with his tail lashing and his jaws clicking, the shark plowed over the water as a speed boat does.[4](P.91)

【张译】然后，它朝天躺着，尾巴鞭打着，嘴噶塔噶塔响着，那鳖鱼就像拖着个犁耙耕田似的，把那水滚滚地拨翻开来，如同一只小汽艇一样。[5](P.43)

【吴译】它这时肚皮朝上，尾巴扑打着，两腭嘎吱作响，像一条快艇般地划破水面。[6](P.83)

“plow”本是“犁地”之意，由于船划开水的动作与犁划开两边土的动作相似，因此引申开来可以表示“破浪前进”。吴劳直接用其引申义，但对于50年代的中国读者而言，“快艇”的形象，显然不能引起足够的画面感，反而会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译文不应让读者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7](P.148)但是，如果读者的收获多于他们付出的努力,那么这种努力就是值得的。张爱玲在交代出其引申义的情况下，增加了“犁耙耕田”的比喻，这样原文的语言形式与文化信息都没丢失，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更容易理解。

2.对原著情感的揣摩

张爱玲的译文处处渗透着她基于对原作理解的情感介入，其译文不仅是对原作字面意思的理解与传达，文字的取舍更体现出她对原作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以及人物间情感的体察和共鸣。译者对原作情感的细微捕捉其前提是译者对原文深切的理解。译者张爱玲同时也是原著的读者，她迫切希望译文读者能够体会到原著的情感，因而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解注入译文中，填补了一些原著的“空白”和“未定性”。

(1)对人物的理解

海明威的作品一向以风格简练著称，《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语言也极其简练。对主人公老人形象比较细致的描写，小说中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小说一开头，对老人形象的交待；一次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刻画孩子眼中老人的形象。下面是小说开头对老人的第一次形象描写：

The brown blotches of the benevolent skin cancer the sun brings from its reflection on the tropic sea were on his cheeks.[4](PP.1-2)

【张译】面颊上生着棕色的肿起的一块块，那是热带的海上反映的阳光晒出来的一种无害的瘤。[5](P.2)

【吴译】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6](P.1)

吴译中“褐斑”、“良性皮肤癌变变”这样的说法容易在读者心中唤起不美好的联想；“棕色的肿起的一块块”虽然有悖于原著用词简练的风格，也未能表达出原文的全部意思，但在画面感上已经足够了。“一种无害的瘤”简单直观，并且不容易引起读者不好的联想。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预期的读者期待视野会对其翻译过程产生影响。译者对一些词句字面上的“背叛”并不是不尊重原著，而是为了使该作品在新的接受语境中所遭受的文化折扣降到最低。

(2)对人物之间关系的揣摩

《老人与海》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主要人物除了老人之外，便是孩子以及老人在大海中与之搏斗了很多天的大鱼。孩子虽然只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但是老人出海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提到孩子。孩子不仅是他的朋友，更是他的希望和慰藉。作为读者的张爱玲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译笔表现出原著的这种情感，让译文读者能有所共鸣。其译文也因此渗透着对老人与孩子之间情感的细腻体察，这些在人称翻译以及细节用词的处理上都不难发现。例如对于原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old man”的翻译：

He was an old man…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It made the boy sad to see the old man come in each day with his skiff empty……[4](P.1)

【张译】他是一个老头子……那男孩的父亲就告诉他说这老头子确实一定是晦气星……孩子看见那老人每天驾着空船回来……[5](P.1)

【吴译】他是个……老人……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 “倒了血霉”……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6](P.1)

张的译文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视角的变化。首先站在读者的角度，看见一个一把年纪的陌生老者，称作“老头子”再自然不过，“老人”则含有一些尊敬和亲昵在其中；站在孩子父母的角度，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跟他在一起，用“这老头子”体现出了孩子父母一些隐约的不快；孩子看见“老人”则很清晰地表现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为后文交代老人与孩子之间的忘年交埋下伏笔。

3.对原著风格的把握

张爱玲在翻译中对于词语和句式的选择，都很好地体现了译者为保持原著风格所做的努力。张的译文中细腻简洁的用词、流畅的句式，对原作语言特征进行了很好的再现。适当的修改也使得译文更符合汉语读者的习惯，使原著的魅力在译后不至于有太多的损减。

(1)用词的风格

张爱玲作为作家所拥有的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细腻的用词充分把握和再现了海明威的用词风格。例如下面这段有关景色的描写：

He could not see the green of the shore now but only the tops of the blue hills that showed white as though they were snow—capped and the clouds that looked like high snow mountains above them. The sea was very dark and the light made prisms in the water. The myriad flecks of the plankton were annulled now by the high sun…[4](P.31)

【张译】他现在看不见岸上的绿色了，只有那青山的顶，望过去是白的，就像上面有积雪，还有那些云，看着像山背后另有崇高的雪山。海水非常深暗，日光在水中映出七彩的倒影。太阳高了，海藻的亿万细点现在完全消灭了……[5](P.17)

【吴译】他眼下已看不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只看得见那些青山的仿佛积着白雪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云块。海水颜色深极了，阳光在海水中幻成彩虹七色。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浮游生物，由于此刻太阳升到了头顶上空，都看不见了……[6](P.30)

张爱玲出色的语言功底使得其译文在画面感和情感上都明显优于吴译本，简练的用词将原文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

(2)句式的选择

考虑到汉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张爱玲在译文中使用了较多符合汉语句式特征的流水句。例如：

He thought of how some men feared being out of sight of land in a small boat and knew they were right in the months of sudden bad weather.[4](P.51)

【张译】他想，乘着个小船出去，看不见陆地，有些人觉得害怕；在有一种季节里，天气会忽然变坏，这也的确是危险的，他知道。[5](P.26)

原句属于典型的“树形”结构，张爱玲在翻译时以逻辑关系和心理活动为线索，将长句简化成短句，不受原文句法的限制。但张爱玲也并非总是对原文进行“汉化”，总体来说，在其译文中流水句与欧化句并存。

张爱玲的译文虽然忠实于原著，但由于过度欧化，使得译文读起来颇为生硬。张爱玲显然不是因为语言功底不够而过度拘泥于原文结构。译序中张爱玲坦言自己希望传达出原著“迷人的韵节”，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感知，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会导致译文中不少欧化句式的使用。如今这种汉语表达方式已经不陌生，也正是由于同张爱玲有着同样欧化做法的译者的努力，汉语才不会一直一成不变。译文读者不同于原著读者，其期待视野本就不同，如果过于汉化，则有悖于其读译著的初衷，张爱玲的译文融流水句与欧化句为一体，使读者在流畅阅读的同时感受到原著的语言韵律。

张爱玲对读者的“中心”地位有非常理性和辩证的认识，在翻译中一方面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关心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却也不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张爱玲的译文处处渗透着她基于对原作理解的情感介入，其译文不仅是对原作字面意思的理解与传达，文字的取舍更体现出她对原作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以及人物间情感的体察和共鸣。张爱玲在翻译中对于词语和句式的选择，都很好地体现了译者为保持原著风格所做的努力。张的译文中细腻简洁的用词，流畅的句式，对原作语言特征进行了很好的再现。适当的修改也使得译文更符合汉语读者的习惯，使原著的魅力在译后不至有太多损减。

当然，张爱玲的译文也有很多不足之处。译者张爱玲作为原著的读者，难免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解过多地注入译文中，填补原著的“空白”和“未定性”。例如原文中多次出现的西班牙词语，张爱玲全部直译且不加注释。这一做法虽然保证了译文的通顺流畅 ,降低了译文读者的理解困难，但却使译文读者无法了解到原文中的这些语言信息，失去了更全面、更准确了解原作中通过外来语词汇变异表现的强烈的情感和异国情调,无法体会原作的意图。

四、结语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了《老人与海》翻译中的特色,运用了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来分析译者对原著风格和文化意义的把握，同时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译作对于情感、语言风格和文化方面的发源与策略。研究发现，在与另一译本的对比中，译者张爱玲对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关注，但也有很多为保持原著风格而异化较为明显的地方，可以看出，译者在译文中不断地进行归化与异化的策略调和，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1]Eagleton, T.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2]赵秀明, 赵张进. 文学翻译批评[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3]Jauss, H. R.TowardanAestheticsofRecep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4]Hemingway, E.TheOldManandtheSea[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972.

[5][美]海明威. 老人与海[M].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1979.

[6][美]海明威. 老人与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7]Gutt, E. A.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0.

(责任编辑 南 山)

南京工程学院校级青年基金项目“汉英语篇翻译中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研究”(项目编号：QKJB2011017)。

2014-03-02

李 健，男，安徽临泉人，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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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696(2014)04-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