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拉面的老乡

其实，我们不算真正的老乡。只是老家都在北方，且是邻省，接触得多了，便熟悉起来。那天，我嚼着拉面，边和他聊天，旁边有人问：“你们是老乡？”他看看我，笑着说：“是，我们是老乡。”我也笑了。

这个江南小镇的花坛旁，是一排联体的三层楼。他租了其中一间的底层，四米宽、八九米深的样子。用木板从中间横隔开，前面放了六张浅黄色简易桌子，各配四条同样颜色的木凳。靠隔板门里边的西墙下，架着一块案板，他的女人在那上面不时忙碌着。再里面，我想，应该有一张床吧。

或许是房东不让他把锅灶放在屋里，或许是他想让里面的空间更大些，他把架着汤锅、炒锅的煤炉和煤气灶放在了外面。紧挨着这些，在屋子里又摆了一张放碗筷、肉类和蔬菜的桌子。这样，里外便连成了一体。

这些家什一半在屋外，一半在屋里，既不会熏脏屋子，又可以占用一点公共用地，还不至于因为侵占得过分，遭行人白眼。因为人正好处在屋檐下劳作，他便给头顶装了一架蓝色帐篷，这样既可遮阳，又可挡雨。

小镇的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路在花坛这里交汇，人来车往。从市里钻出来的10路车的终点，就在他的面馆前面，也给这里增添了些人气。

自从他来这个小镇开业，我就常去他的面馆吃面。说实在的，他虽是正儿八经的兰州人，主要做兰州拉面，但那面吃起来并不咋样。也不是说那面不筋道，只是汤有点浑，牛肉有些硬，少了些兰州拉面特有的香味。

还有，他用的是片儿椒，色暗、油少，辣椒籽也没有砸碎（辣椒的香味全在籽里呀），而且还没有放芝麻。更要命的是，他没有准备大蒜。吃兰州拉面，没有上好的油泼辣子和大蒜瓣，怎么能吃得过瘾呢。

我这么唠叨，并不是说他拉面的水平不行。从他拉面时的架势和手法完全可以看出，他年龄虽然不大，也算得上个老江湖。可能是要面对的顾客，使他没有心情在做工上精益求精，甚至觉得没必要使出看家本领。

也难怪，进他这面馆的当地人呢，一般不吃辣椒和大蒜；那些打工者呢，匆匆忙忙一吃了事，也没那么多的讲究；至于那些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流水客，走进来了，也懒得再挪地方。于是，他也便更多的是敷衍应付了。

有几次，我问：“有大蒜么？”他抱歉地笑笑：“没有。”我突然想，如今这蒜价抬得老高，虽说一个人也就吃那么几瓣，天长日久，用量也不少呀，难怪他能省则省了。于是，这以后吃面时，我也不再向他提蒜了。

熟悉起来了，就不光是吃面，还免不了扯淡。我们聊老家的收成，聊各地灾情，聊赛事奖牌，聊物价上涨，聊孩子读书，聊回家过年……

“最近生意不错呀！”那天我吃过面，把碗推到一边，扯了块纸巾擦着嘴巴说。“还行吧，马马虎虎。”看到没有其他顾客，他在我对面坐下来。

聊着聊着，他低声提到昨晚又有人“借钱”来了，一张口就借走了三张。“谁借的，是老乡吗？”我笑着问。“唉，要是老乡借的倒好了。”他朝外面看了看，见没有其他人进来，便低声说，“还不是社会上那些人嘛。”

原来，那些闲散的痞子，上他这里已经“借”过好几次钱了。这些人当中，有当地的，大多是外来的。见他开了个小面馆，一次也不多“借”，一般来两三个人，“借”两三百块，然后说一声过几天来还，就拍屁股走人。

“有没有人还呢？”我有些吃惊。这些事，听当事人亲口讲述，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是有去无还。”他叹了口气。“不借行吗？”我问。他苦笑了：“能不借嘛。你不给弄点儿，能完事？”“也不敢去讨？”“那是！按他们的说法，能问你借是看得起你，是把你当老乡呢。”

店里没其他人，我们继续聊着。我这才得知，附近一些小店，多多少少都遭遇过同样的事，有的已经遇过好几回了。花坛北边那个当地妇女在自己家开的杂货店、花坛西边那个河南老乡开的有点规模的全羊馆，都未能幸免。

我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他点燃一支烟，苦笑着：“现在生意难做呀。你们虽然在这条街上住着，可是早出晚归地上班，许多事不知道呀。”

有时胡乱忙着，过了吃饭时间，我才匆匆赶来。他对我一笑：“你这么忙呀。吃炒的还是吃汤的？”我应一声，他就马上动起手来。

这时，他端上来的面眼看着要从碗里溢出来。“你多削了面？”我说。他笑一笑：“你肯定饿了，不就多削几刀嘛。”说着习惯性地搓着手。

那晚，冷风飕飕。他把面端上来，说：“我去给你倒一点酒。”转身进了里屋。“不用啦，我吃面就行。”我喊着。他已经端着杯子出来了，放在我面前：“这是我今年自己泡的杨梅酒，加了些冰糖，喝起来特爽口。”

家里那一坛杨梅酒，加的是白砂糖，我已经快喝完了。当地人说，这杨梅酒里加上冰糖更好喝。看着那一塑料杯红得清亮的液体，我有些兴奋。可想到晚上还有事，要骑摩托车出去，我不敢喝，又不好意思直说。

“我喉咙有些不舒服，不大能喝。”我一说谎就脸红，幸好是晚上，他看不出。“没事。就一杯酒嘛，晚上喝一点，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喉咙就好了。”他笑着，热情依旧。“那我就少喝一点。”我起身取了个杯子，分一些酒给他。“没事，你喝。我一直喝着呢。”他拦着，我已经给他倒了半杯。

我俩面对面碰着酒杯喝起来。或许他泡酒时，杨梅放得少，或许这酒本身就度数高，酒味很浓。等到面吃完时，我那半杯酒还有一半。就这样把酒剩下来不好意思，想到一饮而尽再骑摩托车出去，我又有些心虚。付了钱，我转身拿起酒杯，说：“剩下这点酒，我带回去，慢慢喝。”他微微一愣，笑了笑。

我回家眯了一会儿，才出了门。从外面回来，把车放好，我端起那四分之一杯酒，一口灌了下去，突然想，他会不会以为我把酒杯端出去扔了？

他那个挺着大肚子的老婆回老家了。很快地，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忙向他道喜。他嘿嘿笑着，说，又添了一个，这负担就更重了。我说，你们好呀，能生两个。我们想再生一个，国家政策不允许，生了就要丢饭碗。他笑着，现在干啥都花费大，两个娃娃要念书，要养活大太不容易呀！

后来我才得知，他的大孩子也是个男孩，已经八岁了，可惜是个哑巴。他们刚开始还不清楚，后来发觉不对，把孩子带到北京、上海，看过好多大医院。有的说是先天的，没法治；有的说可以试着治，但起码要花十五万，而且手术有很大风险。他们来回折腾了好几年，钱也花了不少，没用。

“到了上学年龄，我把孩子送到了兰州的聋哑学校。”他眼圈红了，“一年几千块钱就不说了，孩子在那里像没人管一样。一星期接回来一次，那个衣裳就脏得不像样子……”我听着，一时无语。“他年龄最小，在那里生活自理能力不行，看样子呆不下去。老父亲在家里，专门每个星期接送他。”

后来，他们把孩子接回家，送到村里的小学。他说，想让孩子在村子里上几年学，等到稍微大一点，再送回聋哑学校去，那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可是，进了村里的小学，他和老婆又有了另外的担心，其他的都是正常孩子，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受到欺负，受到歧视，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

“这个大的聪明呀，他什么都知道。前年他爷爷带过来，见有人进来了，他就给你搬板凳。看见前面的香菜完了，他就把香菜拿出来让你切。”他抽了一口烟，苦笑着，“这样的孩子，你教育得好，他就是个人精，老天不让他说话，就给他另一个特长。你教育不好了，以后他心理不平衡，可能就是个祸害。我就想着和老婆再辛苦几年，攒些钱，让他以后学个什么手艺，最起码能自立，能养活自己。人活着，都有自己的苦，这就是我今世的担子。”

第二个孩子断奶后，他老婆又从老家赶了过来，和他一起忙乎着。

那天中午，我吃着面，随口问：“怎么不见你老婆呢？她又回老家了？”他笑着：“放心不下那个大的，又到话吧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他说的话吧，就在马路斜对面。他腰里别着手机，女人却到话吧打电话去了。应该是女人有很多话要说，而话吧的通话费用更便宜些吧。

他的女人，眉清目秀，身材姣好。时常系着一条花围裙，套着一双碎花袖套。平日里，很少见她说话。她总是进进出出，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有时候，男人出去一会儿，她便自己拉面、削面，有时也拿起炒锅炒起来。

她很少笑，脸上总蒙有一点淡淡的哀愁。偶尔笑起来，还带着一点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极少有的羞涩。面对周围的人和事，她似乎有一丝隐隐的胆怯。有时，她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和熟悉的顾客说笑，像一只安静的小鹿。

过了一会儿，女人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她站在门口，一只手捏着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站着。她不说一句话，就那样斜朝大街，似乎在望着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男人看样子想叫她去干什么，一抬头，看到她那一副模样，嘴巴张了一下，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

那天我去吃面，他说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连同旁边两间一起租出去，说是要开什么银行。他上次和房东签了租房协议，还有多半年呢。

我对这些事情不懂，心想，如果房东决计不租给你了，你有什么办法。大不了他把房租退给你，多少再给你一点补偿。“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人家是当地人，如果和你这个外来者来硬的，你有什么办法。

过了两天，那晚我刚吃过饭，正翻当地的日报，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一看竟然是他，忙让了进来。我有些吃惊，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老乡，你要给我帮这个忙呀！”他一进门，边给我递烟，边急促地说。“你，你这是？”我有些纳闷。“我要和房东打官司。”一听“打官司”这三个字，我就有些紧张，心想，咱普通老百姓，染上这东西可没好处。

原来还是房子的事。房东要他退房子，他不干。他说，或者让他干到租房期满，眼下一定要他退就得赔偿他。关于赔偿的金额，双方谈不拢。他手里有租房协议，而且上回一次性缴了两年房租。他现在决定要打官司。

有几次，他去小镇上的菜场买菜，见我从这里进出，便找了过来。他说，知道我是个文化人，有时写点东西，就来找我帮忙。我苦笑了，心想，我这个懦弱书生，虽说来这里混了十多年，却往往连自己的一些事都处理不好，又能给他帮上什么忙呢。可我不好意思直接回绝他，怕他太失望。

“你有没有问一下别人，遇到这种事情咋办？”“我到别人那里咨询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我手里有租房协议，就能打官司，而且一定赢。”他看着我。“你心里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房东一定要我退租，就把我缴的房租退还，再赔我十万元。”我听了暗暗吃惊，这不是狮子大张口嘛。

“你来这里时间长，看有没有懂法律的朋友，还要麻烦你帮我写状子。”他的眼睛里充满期待。“这个……”我暗暗叫苦。我这人脸皮薄，平日最怕求人了。我那几个朋友，也都是些懦弱的书生，我能写什么状子呢？他把打官司可能想得太简单了，这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呢！

“我，我对这些也不太懂，是这样，你和房东好好沟通一下，尽可能和和气气解决问题。我到其他朋友那里帮你打听一下，看这个事怎么办。”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充满羞愧，我知道自己是在敷衍他。

一连几天，我都有些心虚，没去他那里吃面。我怕他再提起这档子事，也怕看到他期盼的目光。那天，不得已从他店前经过，我本想躲避，他却远远地给我打招呼，还主动说房东后来又说银行不开了，房子也不用退了。

听到这里，我暗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秋风又一次吹过，路边的香樟不时有叶子飘下来。

一连两个傍晚，我去吃面，都见他那扇卷闸门下拉着。我有些纳闷，他两口子怎么啦？面馆不开了？回老家了？没听他们提说起呀。

面馆的西邻是一个小餐馆，安徽来的小两口（听老乡说过，这一对小青年还没结婚，却住在一起几年了）在卖一些小炒。我想问一声那个小老板，最终却没有开口。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他那一身油滑气。

第二天中午，我又去了花坛，却见他两口子忙碌着。

“这几天干啥去了，门一直关着？来一碗刀削面！”我高声问。见是我，他笑着：“好嘞，有些小事情，休息了两天。”转身忙活起来。

见没有其他人了，他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来，低声说，年后就觉得后脑勺有点疼，他也没在意。最近疼得有些厉害，他有些怕了。那个经常来聊天的当地老头，介绍他到邻镇的一个有着祖传医术的人家看了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前天，他索性去市里的人民医院看了看，顺便休息了一天。

“人民医院的医生咋说？”我问。他低声说：“医生让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最后说我这是忧郁症，不好治。”

忧郁症？我有些吃惊，也不大相信，我自己对这方面也不懂。

“我觉得你主要是太劳累，没休息好。”我说，“你晚上早一点休息，早上不要起得太早。”他笑着，看了看我：“晚上早了睡不着，早上老早就醒来了，想多睡会儿也睡不着，已经习惯了。再说了，生意全凭早上那一阵子，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说着，他朝着老婆瞟了一眼。

“你这样下去不行，人吃不消呀。”“我也这样觉得，出来这些年了，我看这生意也做不了几天了。长期拉面用力，我的手腕也有些不对劲，这胳膊上的神经估计和脑袋上的连着。”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吸溜着面条，不知说些什么。他抽着烟，也沉默不语。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再去吃面，只见卷闸门又拉了下来。

第二天我过去，还是那样。第三天我又过去，还是没有人。

隔了几天，我又去了一趟花坛，他的那扇卷闸门依旧关着。西邻呢，那小两口还在忙碌着。10路车的终点处，还是人来人往。那些外地来的黄包车夫，好像不是来做生意的。他们把车子排成一溜，人却在一旁说笑打闹。

我抬头看看那扇卷闸门，有些惘然。

那个卖拉面的老乡，记得和我同姓。他的名字，我曾在他们墙上挂的营业执照里看到过，却忘记了。记得他老婆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

曾想和他互留个手机号，这念头呢，当时却只是一闪而过。

日子一天一天过着，那扇门依然关着。经过它前面时，我总要忍不住看一眼，似乎在隐隐地期待着什么。我会再看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