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

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

刘雨

(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徽滁州239000)

摘要：“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城市现代化主要强调经济增长，通过对城市的现代化改造与权力资本的合谋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侵蚀加以推进，对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上的排斥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工子女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层面的排斥、空间性隔离和话语权的剥夺；同时农民工子女又通过“被迫性疏远”、群体文化重组与生成以及乡村文化的空间继承与延续来实现对发展主义的抗拒。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困境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城市现代化悖论。

关键词：发展主义；现代化；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

收稿日期:2014-09-2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资助项目(DBA120181)

作者简介:刘雨(1986-)，男，吉林舒兰人，助教，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与农村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志码：A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农民工开始以“家庭”为单位从乡村来到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城市教育的整体战略之中？农民工子女能否享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教育成果？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空间中作为一个主体的话语权是如何被剥夺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困境?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身以及城乡教育差别等角度进行研究,“发展主义”社会思潮为我们重新审视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发展主义语境下城市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排斥

“发展主义”是一种强调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被看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并成为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计划的实践指导方针在全世界范围推行。“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城市现代化主要通过对城市的现代化改造与社会精英权力资本的合谋，以合法性的国家制度性规划进行实施，以侵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加以推进。因为城市社会精英会利用自身占有的社会资源，通过一定的权力运作和自身的话语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一方面诠释‘现代化’的内涵，另一方面挥舞着‘现代化’的法器，洒豆成兵般地以具体之‘政策’行动纲领来贯彻其理念与信仰。他们决定了‘现代化’之实践的内容和方式，这样以制度化形式的实践场域来呈现，其所涉及的基本上不是个体性之‘私人’世界生活场域而已，而是以集体性之公共场域为主，它可以是整个国家、或某个区域、或部分大众”。[1]

从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作为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的“他者”而受到城市发展主义的根本性排斥，是缘于自身的特殊身份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城市精英们为了垄断和分配城市的教育资源，在城市现代化营造过程中, 始终把农民工子女视为城市的过客，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规划之外，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制度性排斥与隔离。

1.1城市僵化的制度与非制度壁垒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排斥

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精英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城市精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因此，会利用城市制度和非制度的手段对农民工子女进行阻击。通过在制度与非制度层面上限制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一方面，广受争议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两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制度，造成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户籍身份以及义务教育经费流转的双重限制，无法享受到城市义务教育资源。虽然国家已经明确提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就近入读公办学校，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国家无法提供进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财政支持、各种繁琐的手续办理以及城市居民与城市管理者的排斥，无法真正落实这一政策。另一方面，即使农民工子女在一些城市能够获得进入公办学校的教育机会，但是要向学校交纳各种名义的赞助费，或者由于城市学生家长的反对等致使形成各种无形的非制度性的排斥壁垒。这样，城市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壁垒通过阻止农民工子女的户籍身份转换、义务教育经费的流转迁移以及各种名义的非正式排斥，以此来达到在空间上隔离农民工子女的目的。

1.2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空间隔离

发展需要空间，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城市现代化也是城市空间重新规划的过程，致使城市生活空间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重组，特别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发展空间受限而从城市中央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学者们“对人口迁移的定义可能引起很多争论，它可能意味着强制、漠视，或‘推拉’因素，等等。”[2]这就意味着城市现代化会导致城市中的各种群体之间造成歧视、摩擦甚至敌对冲突。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由于城市管理者与城市居民的歧视、漠视等态度，农民工居住空间逐步从“城中村”向“城边村”迁移，城市居住的边缘化与空间隔离越发明显甚至已经固化，这种居住隔离也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区隔”，造成农民工子女接受城市公办学校教育的机会基本丧失，只能在一些农民工聚居区中的简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虽然解决了无处上学的困境，但由于办学条件较差与教学质量较低，无法满足学生更多的素质发展需求，学生的学习质量大打折扣，并且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变动频繁，这不禁让人为农民工子女未来的求学状况堪忧。

1.3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话语权剥夺

福柯曾指出“话语权中的权力是指说话的资格”。但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对于同样的社会事件进行评论，“有些人的‘音量’比较大，比如他掌握着某种权力；有些人的‘音量’比较小，因为没权、没势、 没财。”[3]所以话语权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不仅仅是指拥有说话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指拥有说话的“权力”。

相对于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精英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占有强势地位，他们控制着表达话语的话语渠道(比如报纸、电视、网络等)与运行机制，为了自身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话语权剥夺。农民工子女在与社会精英的话语权力博弈过程中，由于话语渠道不畅、自身素质限制和社会地位相差悬殊，造成农民工子女无法表达自身教育利益诉求，即使一些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但由于话语权运作机制的传导缺失以及话语媒介的传导失衡，仍然无法实现自身教育利益诉求的实现。所以，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拥有资本、权力或者教育良好的社会精英成为强势群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普通的农民工子女的话语权力逐渐流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博弈的失败者。

2“疏离”：农民工子女对发展主义的反抗

如果说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农民工子女施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排斥逻辑的话，那么生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张力中的农民工子女对城市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拒行动策略：一方面他们不认同甚至反感城市这种排斥弱者的发展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一种对城市社会群体的“被迫性疏离”和农民工群体之间的“主动性聚集”，共同寻找自身发展的张力空间。他们通过“弱者的武器”对城市排斥进行一种非正式抗拒或者规避一些制度隔离，比如通过消极、沉默或者打游击等方式对城市制度进行抗拒。

2.1“被迫性疏离”的教育生活空间构建

农民工子女跟着自己的父母被迫从“城中村”搬到“城郊村”，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城郊的公办学校，但一般都是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并实行定点定校，而不是“就近入学”。这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导致农民工子女不会享受到哪怕是城郊公办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于是许多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因此，农民工子女在重新构建自己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在构建教育生活空间。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生活空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学校、家中和同伴交往。虽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较低，但是还是基本满足了农民工子女的教学需求，并且在学校的教育生活中，他们在与同学、教师的交往互动中，无论是在阅历和对城市的认识、理解上，还是对人际关系和自身交往上都比以前有了一定的进步。不过在家中，由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大多起早贪黑，与其子女的生活存在“时差”，并且他们很少会在学习上关心子女，也很少去学校去询问教师孩子的学习情况，所以农民工子女完全自主掌握着在家中的教育空间。农民工子女总是会在聚集区有几个玩得来的伙伴，他们有时会凑在一起学习或者游戏，但随时可能变动。

2.2农民工子女群体文化的重组与生成

农民工子女在与城市空间“疏离”出来而进入“城郊村”之后，很少会和城市人打交道，基于自我身份认同和交往习惯，在与同乡或者其他农民工子女群体的“主动性聚集”后，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容纳与吸收，从而形成一个能够适应、安全的生活空间。这类似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发现：“城市中这种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居住区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适应和安全感”。[4]农民工子女的“主动性聚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行动逻辑。

无论是在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还是在专门为他们开设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城市学生的排斥、教师的有心无力以及自身对城市社会的反感与排斥，他们往往只会和自己的同乡进行交往，在彼此熟悉并形成一个整体之后，才会慢慢去试着认识并融入其他同伴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群体之间有融合也有冲突，不过，有着相同的身份背景和文化认同，彼此群体之间会有更多的包容并彼此适应，但是，由于城市的社会排斥以及对城市缺乏认同和信任，让这些农民工子女在寻找群体的同时，也会将内心中的反社会倾向及不满发泄出来，他们不只是在学校中打架、勒索抢劫，甚至成为城市治安的一个高危群体，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检察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案，外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总人数的75%，比上年68%的比例又有所上升。[5]并且这种犯罪现象不只是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2.3乡村文化在城市空间的继承与延续

面对自身子女在城市中遭遇的教育困境，农民工利用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城市社会精英们的制度与非制度隔离采取了与之差异化的抗拒手段。而城市对这种构成性差异的抗拒是以牺牲农民工子女的主体性为代价的。[6]农民工子女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乡村，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社会阅历、知识储备以及行为习惯都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展开，不需要掌握太多的文化知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7]进入城市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对农民工子女自身来自乡村的传统观念和知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于是他们把“城郊村”看作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还可以依靠“血缘”和“地缘”进行交往，可以说着家乡的语言，保留着乡村的生活习惯，但是，农民工子女作为城市社会化的一员，总是会在潜移默化或显性教育中学习和吸纳城市文化，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如何在乡村文化走向解体的今天，能让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教育真正的融入到城市中。

3发展主义的悖论：农民工子女教育之困境

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扩展自由”，是让人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彻底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 、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8]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城市现代化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以及个体自我价值发展，农民工一面为城市现代化建设付出自己的辛苦劳动，一面自己的子女却没有在城市中享受到应有的教育，并且在各种城市社会精英的“打压”之下谋求自身的发展，这是与发展的目的相悖的，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现在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城市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

发展主义语境下的现代化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意识形态上抬高西方‘学识(episteme)’的地位，贬低第三世界‘技艺(techne)’的地位，用西方的知识体系否定第三世界的知识体系”。[9]发展主义将传统文化视为是落后文化，那么乡土文化必然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淹没，如何继承和发展甚至重建乡土文化，无论是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还是对于传统文化发展都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10]并且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就是将有助于城市发展的部分纳入进来，这就必然导致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机会，排斥一部分人分享现代化成果。

总之，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困境，只有真正的彻底反思发展主义，给予他们同样的教育发展空间，赋予他们表达自身教育诉求的话语权，实现公办学校对他们接纳与融合，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实困境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叶启政.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J].社会学研究, 1996(1):36-37.

[2]彼得·范德吉斯特.耕者有其田:老挝的发展及其引发的迁移[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4(1):47.

[3]喻国明.21世纪传媒业揭秘[A].赵均主编.透视中国: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01.

[4]W·I·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流动人口子女犯罪堪忧[EB/OL].[2009-06-127][2010-07-09].http://news.sina.com.cn/o/2009-06-12/085815777979s.shtml.

[6]潘泽泉.现代化与发展主义语境中的农民工发展困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44.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2.

[8]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M].高铦,高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9]周穗明. 挑战发展主义[J].读书,2001(12):94.

[10]刘雨. 重建乡村文化：培育乡村教育的精神之根[J].教育科学论坛,2011(7):5-7.

责任编辑：张晓辉

Educational Predicament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alism

LIU Y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Urban modernization mainly emphasize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alism, which is promoted by the conspiracy of modernized reform and power capital, as well as the erosion of the rights of vulnerable groups. The educational exclusions o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are mainly shown from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non-institutional level, spatial isolation and deprivation of their discourse r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istance of developmentalism by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s realized through forced alienation, group culture restructuring and gener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rural culture. The educational predicament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s an urban modernization paradox of the developmentalism.

Keywords：developmentalism; moder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right of being educ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