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之美
——谈鄂尔多斯青铜牌饰的装饰规律

郝建斌王文静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民俗之美
——谈鄂尔多斯青铜牌饰的装饰规律

郝建斌王文静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其中的青铜牌饰以其独特的样式、风格特点形成动物风格的装饰美。本文从以动物风格为主的表现主题，牌饰的轮廓变化精妙多样，艺术表现语言韵律感强，平行、并列的构图艺术形式，利用透雕的艺术形式拓展空间表现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鄂尔多斯青铜牌饰的装饰规律，旨在深入挖掘其装饰艺术美形式，以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青铜器；青铜牌饰；装饰美

如果说蒙古高原是横亘在中国北方的巨龙，那么鄂尔多斯就是镶嵌在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拥有悠久民族文化的鄂尔多斯为中华灿烂文明奉献了颇具含金量的文化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北方草原文明与汉文明的互融影响使中华文化显示出多元的发展态势。近些年，北方草原文化［1］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为众多学者和专家重视，研究、探索成果颇丰，角度各异，可谓是草原文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春天。草原人民面对严酷的生活环境而产生浪漫想象力；对草原游牧、狩猎生活的细节观察、体会，也为众多的艺术品创作提供不竭源泉，形成独特的艺术发展形势。被艺术、考古界广泛关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2］就是以草原为背景创作的金属艺术品。鄂尔多斯地区是北方草原文明的重要发展地，是鄂青铜器主要出土地，其地名也因此而来。除了鄂地区，该类物品在我国长城以北地区也广泛分布，蒙古及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也有类似作品。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形式，它们虽然出土地不同，但在艺术风格、物理特征上都有较大相同性。

“鄂尔多斯青铜器”起始时间较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发展经历的民族大概有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匈奴控制北方草原时达鼎盛期，即中原的秦汉帝国时代。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汉化进程中，鄂式青铜器艺术逐渐没落，直至消亡，跨度为1 000年左右。它的艺术风格、造型样式规律的来源，据专家研究分析，有的与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有的有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更多的认为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鄂尔多斯起源说），但不管其属何种来源，都是古代中国北方悠久文化传统与中原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促其发达与繁荣的。［3］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样式很多，其主要艺术形式是一种牌饰。这种青铜牌饰从功用上来讲，是北方马背民族的服装与马具上的装饰物；从历史意义上讲，它是我国悠久青铜文化的多元成份；从审美上讲，它所形成的审美规律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延伸与扩展，它独特的造型特征与装饰语言，丰富了我国雕塑艺术的表现语言与表达技巧。大量精美遗物的出土为我国装饰艺术的研究、发展提供重要资料，其独特的装饰美符号也为当代艺术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基于此，对鄂尔多斯青铜牌饰的装饰美进行深入分析与阐述，旨在挖掘古代文明潜力，继承历史艺术传统，造福当代艺术创作。

鄂尔多斯青铜牌饰（以下简称鄂牌饰）的装饰规律分析如下。

第一，动物风格为主的表现主题。鄂牌饰的主要内容多为几何形、人形、怪兽形、动物形等，其中以表现动物形的图案（有双羊、四马或动物搏斗等，几乎囊括草原上的所有动物形象）最多，表现战争、狩猎、生活场景的较少。因此，鄂牌饰也属于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一种，分布于鄂尔多斯的朱开沟文化人群可能是这种文化的最早探索者。［4］

典型作品有内蒙阿鲁柴登的《四虎食羊金牌饰》、宁夏固原的《虎衔驴铜牌》以及乌兰察布二兰沟出土的《三鹿纹铜牌》等。这些以动物形象为主要表达内容的牌饰，经过北方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多年经营、演变后，最终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奠定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地位。

第二，牌饰的轮廓变化精妙多样，对比性强，适形性好。牌饰作为一种装饰用的金属制品，其实用的局限性已基本确定它的基本形状为方形，易于佩戴、安装。但聪明的草原先民却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变化出丰富、精彩的内容来。首先，将牌饰的外形稍作变化，以方形为基础，演变出长方形（有横竖构图）、正方形、B形、P形，甚至有以夸张的动物造型为轮廓、无规则外形的样式，如内蒙呼和浩特出土的《鹿形铜牌》；其次，在动物造型安排上，体现强弱、动静对比的节奏美感。

以长方形或正方形为轮廓的牌饰，外形表现基本为对称式、排列式；B形、P形一般是以动物的外轮廓进行夸张、变形后适形到字母B或P，不脱离牌饰的基本形（方形）。这两种形式的表达颇具技巧、匠心独用。以《虎衔驴》为例进行分析，该作品中老虎的形象十分威猛，虎虎生威，有力的虎爪坚定地迈着大步，仿佛能听到落地有声。为适合P形构图，作者在安排老虎的尾巴时没有让它同自然中真实景象一致，而是蜷曲内收到老虎腹下，和后腿、腹部连结，而虎尾也同虎背臀部形成一条优美的下滑弧线。在处理驴的造型上更显示出工匠的技艺精湛，驴被虎噬住脖子，又反身被甩到虎背上，驴的后腿、蹄自然地落在虎肩部，在胸、背处形成另一条弧线，既表现出驴无力挣扎的垂死状态，又为外轮廓的适形起到关键作用，可谓鬼斧神工。

第三，艺术表现语言以概括、抽象、夸张、变形为主，韵律感强。鄂牌饰的艺术表现语言完全符合装饰造型规律。工匠在深入观察自然的基础上，以写实为基础，进行装饰性语言处理，从而形成鄂牌饰的装饰美。我们今天分析所有牌饰中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尤其是匈奴时期的牌饰造型会发现，无论是动物、人物或景物，无不是在抓住对象最本质的特征，概括抽象后进行夸张、变形。如呼和浩特的《鹿形铜牌》，大角鹿昂首屈足，耳部后垂到脑后，大角形成四个相连的圆环形贴在肩背部，整体造型饱满、有劲，张力十足，通过写实与变形的巧妙结合，既照顾到外形轮廓的整体性，又使动物形象生动、鲜活。外廓的整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工艺的难度，可谓精妙至极。

第四，平行、并列的构图适合浮雕艺术形式的表现。在鄂牌饰中，很多作品都对造型进行平行、并列式的安排，解决浮雕艺术表现上的缺憾，即因透视、形体遮挡而无法看全形象的全部。制作鄂牌饰的匠人和古埃及壁画、浮雕的制作者有着一样聪慧的头脑，同样把形象进行平行式排列构图，使观者能全面了解全部形象，如上文提到的《虎衔驴》中老虎四肢的表现；再如辽宁西岔沟的《双牛铜牌》中，作者在一方形回纹外框中对称地并列着两只雄健的牛，平行并列的构图形式，使牛的形象展露无疑，非常适合浮雕艺术的表现。

第五，利用透雕的艺术形式拓展空间表现。鄂牌饰作品都利用浮雕形式来表现，实用功能限制浮雕起位高度，因此，聪明的匠人就利用镂空透雕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拓展空间，弥补起位低造成的立体感不强的缺憾。关于镂空，著名的老雕塑家傅天仇曾说过“钻孔是人工找到深度和厚度的劳动，钻孔冲破平面，它是三度空间的第三空间，是雕塑造型的基本因素，这是立体装饰的开始”。［5］因此，镂空在雕塑发展中极为重要。

在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很多牌饰，利用镂空技法，使薄薄的铜牌饰立体感增强，有“小物件大乾坤”的艺术感受。如《群鹿纹铜牌饰》《盤羊纹铜牌饰》《人面纹铜牌饰》《四驴纹铜牌饰》等等，无不在浮雕的表现手法中加入镂空技巧，使作品显得精巧神奇。

鄂牌饰依托草原文明，在方寸之间绽开艳丽的艺术花朵，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作为北方草原文明的一部分，它的造型方式也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动物风格形式，如汉代的某些动物形象的雕刻作品。鄂牌饰以其精巧的造型方式、独特的装饰艺术形式，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获得特殊席位。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草原文化，关注草原文明的发展，鄂牌饰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它的装饰风格、样式也为当今艺术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经验。本文意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透过牌饰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促进北方草原文化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深入，使人们对北方游牧民俗文明有更多了解，对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有更多感悟。

［1］［2］陈兆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29-30.

［3］阿木尔巴图.蒙古族美术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115.

［4］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91.

［5］傅天仇.移情的艺术——中国雕塑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82.

【责任编辑：王 崇】

K876.41

A

1673-7725（2015）07-0078-03

2015-05-20

郝建斌（1975-），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讲师，主要从事雕塑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