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之言何以为教？
——以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论“温柔敦厚”为中心

余欣娟

（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湾台北，10048）

妇人之言何以为教？
——以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论“温柔敦厚”为中心

余欣娟

（台北市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湾台北，10048）

“温柔敦厚”是以“诗教”作为“经世致用”的实践美学。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特以“温柔敦厚”为诗选标准，历经乾隆两次命人删改，并为之写序，可说是涵盖礼教、通达政教的具体实践。本文欲探究诗选本的第三十一卷女性诗作，其“温柔敦厚”的诗选标准、内容是否迥异于男性诗选，沈德潜如何面对“妇人之言何以为教”这个根本命题。

温柔敦厚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 女性诗作 妇德

一、前言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后妃之德”到“正夫妇”“用之邦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名教伦常，也指出诗教的目的。这几乎是君子儒无法规避的社会情境[1]，也是君子处于诗教语境的自觉。《礼记·经解》以“温柔敦厚”阐释了诗教的准则[2]，这纲领式的准则，发扬在“己”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推及出去是国家社稷的经世致用。放至文学批评来说，“温柔敦厚”则是以诗教作为经世致用的实践美学。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学观念就是建构在上述儒家“实践美学”的脉络[3]。而诗教所标榜的后妃之德、正夫妇也成了妇德、妇才的最终典范与人伦次序的基石。

沈德潜在《说诗晬语》、唐、明、清诗选本提举了“温柔敦厚”作为选诗的准则[4]，又强调“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除此，还纳入了格调的观念。格调在此，并非仅是平仄押韵之事。用格调一词时，涵盖了创作者的才气性情，以及循着个体之调差异，所产生的品级高低问题，如明人王世贞所言“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5]。因此，声从人来，当深入谈论格调时，都会从创作论、读者反应层次，触碰到“感”的作用，由这作用功能，提举出乐教、诗教等品德教育，再与儒家经世致用相联结[6]。因此，明代李梦阳、徐禛卿乃至清代的沈德潜，他们在阐扬“温柔敦厚”时，多半也同时强调格调与载道的观念[7]。更根本来说，这是以乐论为系统的“诗以声为用”传统[8]。

沈德潜将上述“格调兼有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实践于诗选本《唐诗别裁》《明诗别裁》以及《清诗别裁》。他透过诗选“温柔敦厚”暗示了读者，在何时、何地、何事上，该表现哪种合宜的行为与言语，径而成就君子儒的理想。传统诗学语境中，读者也身兼创作者，我们可以想见标榜“温柔敦厚”的诗选本，不见得是以形式美学作为严格的选诗标准，反倒像是收录了合乎“温柔敦厚”的理想行为、语言典范。如此一来，这毋宁是展现了一个温柔敦厚理想社会的缩影与想象。

沈德潜的格调立场、“温柔敦厚”诗教观念、唐诗选与其他选本的比较，已有许多学人前辈做过讨论，成果丰硕[9]，但比较没有处理诗选的性别差异。“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是否存有性别差异呢？如果有，又呈现出什么样的选诗内容与行为、语言典范呢？这是研究意识的开端。本文首先处理“温柔敦厚”观念下的女性诗选，而男性诗选部分只作为参照，留待他篇再专文详论。

在沈德潜所编的诗选中，只有《清诗别裁集》将女性诗选另立在第三十一卷，而《唐诗别裁集》以诗体分目，《明诗别裁集》则以年代分卷次先后，这两本唐、明诗选的女性诗作皆散见各卷，数量鲜少。这样的编选情况除了可能与沈德潜的选编目的有关[10]，另一个原因也在于清代妇女文学昌盛[11]。更要提及的是，这本《清诗别裁集》历经乾隆两次命人删改，并为之写序[12]，可见此选本不仅传达了沈德潜的诗学观念，更是政教与诗教合一的成果，可说是从诗学“温柔敦厚”涵盖礼教、通达政教的具体实践。本文使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钦定本，由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出版，以呈现上述温柔敦厚之政教实践[13]。

那么沈德潜又是怎么看待与选编第三十一卷，共66人、133首的“闺阁诗作”呢？在“温柔敦厚”的理想社会中，这些女性诗选必须符合礼教，还有在此规范下所展现的女性的温柔敦厚，更严格来说，是进入社会婚姻体制后的妇人之言行表现。可是，我们看待这性别的圈限，与其说是一种限制，毋宁是一种期许以及圈点——在保守传统的观念下，划出可与男性诗人共享文学选编的位置，即便这位置常居卷末与僧诗相倚。

因为有了性别作为区分，沈德潜在编选女性诗作时，其标准常有意识无意识地滑动，迥异于男性诗选。纵然这个编选差异并不在于他个人因素，而是所有女性诗选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妇人之言何以为教”这个根本命题。

“妇人之言何以为教”，展现在《清诗别裁集》的选编上，可分有三个面向讨论：第一，选诗策略：清代选集多为民间女子，不同于后妃、宫中女子，而编选者也不再是圣贤孔子，那么沈德潜为接续《诗经》之教，如何做典范身份的转换？第二，选诗的内容范畴：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凡例》提到“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那么在女性诗作“人伦日用”“古今成败兴坏”内容中，所展现的“人伦日用”之“用”，所指为何？而“古今成败兴坏”，所透显的人文精神、自我定位又是如何？第三，评准理想的分歧与实践：沈氏重视“妇德”，也主张“以诗存人”，那么在闺阁诗中，是否有分歧之处呢？尤其是咏景、咏物，这一类女诗人描写内在世界、身体病痛，溢出人伦之用、古今成败兴坏之语。依序上述问题意识，开展本文讨论。

二、选诗策略：以妇女贤德巩固伦常

以下撷取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先行厘清沈氏编选闺阁诗时，在理念、标准上，是否与男性诗选存在差异：

是选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盖建竖功业者，重功业，昌明理学者，重理学，诗特其余事也。故有功业理学可传，而兼工韵语者，急采之。否则人已不朽，不复登其绪余矣，观者谅之。

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

闺阁诗，前人诸选中，多取风云月露之词，故青楼、失行妇女，每津津道之，非所以垂教也。选本所录，罔非贤媛，有贞静博洽，可上追班大家、韦逞母之遗风者，宜发言为诗，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而风格之高，又其余事也。以尊诗品，以端壶范，谁曰不宜？

从《凡例》“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的大前提，可以知悉沈氏极力避免人事对诗选造成干扰，因此他划分出诗人与功业昌明者、理学家，特别策略性地强调“诗特其余事”，希望已负盛名之士见谅。由此看来，“以诗存人”看似避去了臧否人物的问题，然而对照下列闺阁诗的选取说明，即可发现沈氏在选编标准上的“滑动”。

除却前提“以诗存人”，沈德潜《凡例》大致依循三项原则：（1）诗必温柔敦厚，本于性情；（2）内容关乎人伦日用、古今成败；（3）不存温柔乡语、非风人之指。不过，这前提与三项原则放置于闺阁诗，却仅突显了一个重点：“选本所录，罔非贤媛，有贞静博洽，可上追班大家、韦逞母之遗风者，宜发言为诗。”

很明显地，“以诗存人”在此，已翻转成“以人存诗”。第一，身份、性情需具备贤媛与贞静博洽，而典范人物直举班昭和韦逞母；前者熟悉礼教规范，写下《女诫》，后者则习周礼，流布儒学[14]。下一段“宜发言为诗，为诗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而风格之高，又其余事也。以尊诗品，以端壶范，谁曰不宜？”“宜”是副词，语气是“大概、应该”般委婉，典范的确立从性情到格”，再到“可以为教”，也就是前言所说格调与诗教融合的脉络。换言之，“宜”是从贤媛身份而来，而非从诗本身，因此沈德潜特意又说明闺阁诗“风格之高，又其余事也”。显然，以尊诗品，以端壶范的并行，还是偏重在“以端壶范”的名教份际上。

如此重视女诗人的“名教份际”其实牵涉了“选诗策略”。钟慧玲先生认为，选政家多半不赞同“女子不宜诗文”的说法，而这种见解则依据于“孔子删诗，不废妇女之作”的权威基础上[15]。孔子删选《诗经》，保留了大量的女性诗作，以及二南诗作又绝大部分属后妃、宫中女子、民间女子的思想言行。于是，进一步可追问的是，当选编者已非圣人孔子，而选录的诗也非宫廷统治阶层所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民间女性之言，具有教育性质呢？显然，沈德潜得透过一些筛选机制，确定“典范身份”的转换与延续。

综观《清诗别裁集》闺阁诗，可发现有两项刻意筛选：第一，66位诗人当中，仅三位未有夫名[16]，所编选的女性几乎都已婚，具有双重社会规范，特别身兼母亲、妻子、媳妇等，处于种种人为繁复的礼制当中。如同博格（Berger）在《社会学导引——人文取向的透视》所言：“身份”在社会认知中是被赋予的，我们变成别人所说的那个样子，“身份”和“实际表现”一起合并在这个“期望”中[17]。虽然在古代社会中，女子普遍进入婚姻，但是相较于诗选集中已婚男性诗作，女性的“家庭伦常”身份，其实更受到强烈放大。

第二，除了过往历史古今成败与日常咏物、咏景，女诗人的交谊诗作、社会互动往来几近限定于“人伦”之内的亲属，凡是大量送别、吊丧、教子题材均与上述“家庭伦常”紧紧扣联。然而，实际上，这群女诗人们创作丰盛、组织诗社，常见赠答往来，许多佳作并不限定于人伦亲属，但是经由沈德潜“拣择”，圈限了以“家庭伦常”作为“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范畴。对照沈德潜其余三十一卷，可见其刻意加重、巩固女性“家庭伦常”的观念。

唐君毅先生认为，人与人互动的伦理关系，是尽心践性以知天的起点[18]。而这思维观念也实践到文学解释的系统之中。从《昏义》、毛传、朱熹解释《诗经》的男女情诗，我们见到这“解释系统”将女性姿态、情绪都拉高层级至“后妃”之德，由妇人之贤德巩固“家庭伦常”，由此伦序礼法，治家、辅政进而层层外推，牵引繁复礼制，稳固国家社稷[19]。如此一来，低阶的民间妇女言行有了政教身份，这使得原出于性情的男女情感收摄到礼法、名教之中，因此妇人之德行、言语得以垂教，可为典范。正如同《毛诗序》解释《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我们在“思妇文本”的拟作上，也见到后妃、闺秀之德的解释作用。梅家玲先生讨论建安以迄两晋的思妇文本时，便指出：传统儒家以夫妇为人文之始，因此文人在创作思妇文本之际，诗中叙述者都是已婚妇人[20]。沈德潜选编闺阁诗也是依循此理，不离开“已婚”的“家庭伦常”的解释系统。

在上述的解释系统中，妇女形象以“贤德”为要，不重“才学”。如此“贤德”形象的取样其来有自，汉代刘向编选《列女传》即以母仪、贤明、贞顺、仁智、节义等内在德行，作为篇目，又如班昭《女诫》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作为妇人从内到外“端庄贤德”的言行依止。到了清代前期，更多才与德的讨论，女诗人跳出来自我辩驳，认为女子可“以德御才”“才德相成”[21]。这群经沈德潜、官方所“检视”“编选”的女诗人们，其才学当然是被肯定的。然而，我们却在她们的生平简介、诗评看到了更多标示于文本之外，看不见的“德”。仿佛唯有如此，“才”的显现即得到了保证与正当性。如“苦节旌门”（纪映淮）、机智义勇忠孝（毕著）、儒者母教（柴静仪）、贤淑（庞畹）、仁孝（周淑媛）、闺中端本之学（张氏）、柔顺供职妇德（倪瑞璇）、儒者（方京、柴静仪）、苦节（张凌仙）、女师（周淑履）、妇德（吴巽）、秉贞淑慎敦孝（尹琼华）、节孝（金顺）、静正守贞（袁机）。或者比于韦逞母之受经的张令仪、又如沈蕙玉写诗自箴以慎独、谨言、勤劳、和敬。我们若专看诗选本，目视所及，仅有“贤德”的完妇形象，换言之，诗选本中的“贤德”是经过抽绎的。

例如张令仪工古文，著有《蠹窗诗集》，《蠹窗》云：“沉水香中夜漏余，月光冷浸一床书。百城未敢夸南面，且乞闲身作蠹鱼。”[22]从诗集名与诗作可以想见张氏之爱书嗜学。张氏又著有《读霍小玉传》七古云“柳烟笼日翠辇轻，花雾着人红玉艳”“红珠露冷莲房老，双宿双飞向野塘”，雷瑨、雷瑊辑《闺秀诗话》称其“哀感顽艳之致”[23]。反观沈德潜所收录的诗作，《西颢》云“率我妇子，中夜鸣机。凉霜戒晨，勿使无衣”；《玄冥》云“百尔君子，宜谨嗜欲”，《不寐》与《五亩园旧蓄二鹤忽殒其一，孤侣哀鸣都忘饮啄，诗以吊之》言未亡人之孤寂，《病中口占》云“留取余花待病人”。这几首显现作者之谨慎、勤劳、失侣之哀凄、病中之情绪。但相较之下，《蠹窗》《读霍小玉传》更使读者窥见张氏的多样情感：自信、积极、富才学的一面。显然，沈德潜无意彰显张氏其他样貌。可见，这些“已婚妇人”的身份，配置在“温柔敦厚”的社会期望下，已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也非完整的人，而是类型化、典范化的行为、情绪表现。

典型的“贤德”形象，常见于妇女日常织作，如寒夜“捣衣”“织布”；而这题材在古典诗中屡见不鲜，几乎从“现实景况”变成了“譬喻”，以表心志。张令仪《西颢》与周淑履《述怀》即是如此。

以周淑履《述怀》之一为例：

轧轧机杼声，漠漠空天雪。操作入中宵，十指皆破裂。积丝匹难成，不忍中道绝。着此缟素裳，怡然矢同穴。

一开始以“机杼声响”破题。繁促轧轧的机杼声，在寂静的下雪夜半，格外入耳。这往复不绝于耳的机杼碰撞声，每一来回也隐喻着妇人的坚毅刻苦。因此当画面停留在皲裂的手指时，“积丝匹难成，不忍中道绝”托出了内心的心愿，取代了机杼声，诗中，“积丝”寓意“积思”，思念先夫，故以“织布”之苦，述怀女子“守节”。末联“着此缟素裳，怡然矢同穴”，将这份“坚毅刻苦志节”的成果，重现在实质的“素裳成品”，仿若此生完结的“最高价值”——平淡素朴之至美，进而带出人生“怡然”，完成自身本分任务，而与夫同穴而葬。

沈德潜评写此诗“积丝十字为学如是，立节亦如是”，将“坚毅刻苦志节”置放在“为学”与“立节”；而这两项事情极需持续不辍，忍受寂寞，修养内心，终得素朴敦厚之美节。这由内心挺立之事，不从道德心讲，反倒纯粹以织布之寻常事，作为譬喻，讲出实践的要法与心境。

另一首张凌仙《杂咏》则吐露出，实践志节过程的寂寞辛酸。张氏以苦节闻，诗中以明镜“一自弃尘埃，不照孤鸾影”、琴音“子期今以没，谁听断肠声？”隐喻失侣的伤痛。明镜、琴音失去知音，而无用，“物之弃用”取消了“体之存在价值”，由此看来，其孤单寂寞不言而喻。沈德潜并无品评此诗，然而收录其中，生平以“苦节”言之，两相对照，互文彰显。

又或者家庭时有“嫉妒”之事，沈德潜收有诗两首，作为行为、言语的典范。这两首诗表相无关“嫉妒”，然而正因此诗的创作者与所致对象，分处世情中，常为针锋相对的妻妾；是故，由正室对妾寄予祝福或邀约同玩，沈德潜评之“不妒”。以朱柔则、吴巽诗为例。

朱柔则《河渚观梅约顾女春山》：

相期河渚玩春华，一棹迎风路未赊。楼外有梅三百树，美人不到不开花。

沈德潜评：春山方舟妾。约看花而云不到不开，望其早到也，不妬可知。讵止工于措语。

吴巽《癸丑秋陈妾得举一子时婿四旬矣志喜》：

穷薄还凭世泽存，朝来弧矢喜悬门。翻嗟姑舅先朝露，未得生前一弄孙。

沈德潜评：志喜中转复增悲，微特不妬，弥见孝思，此妇德之纯者。[24]

朱柔则是沈方舟之妻，而顾春山是方舟之妾，朱柔则邀约顾春山一同赏花，而云：“美人不到不开花”，此语表露了：正室称赞妾之美貌，此不妒一；又望其早到一同赏花，而不在意共赏美景，此不妒二。沈德潜认为这“不妒”非流于表面说说，而是真切如此。延伸至心理层面来说，能共赏美景，重点在于“共有”而不“独占”，这大概是家庭关系，最难之处。而吴巽的处境更直接明了，从诗可知，身为正室的她，尚未有孕，然而陈妾却已得子，诗中除了志喜之外，其憾叹不在自身，反倒站在“冢妇”的高度，想到家族的传承与未及弄孙的公婆。因此沈德潜盛赞“特不妒”。我们看到沈德潜对二诗的评论其实是“意在言外”，直接跳过了诗要传达的内容，而穿透了诗，指向了诗人的身份与处境。由“不……”的语言结构，隐喻了一般世情往往“是……”。由现实的常态，再度肯定了两位女诗人的“难能可贵”。

我们由上述“不妒”“坚毅刻苦志节”检视女诗人们的生平简介、诗评，可大致发现，收录的诗作内容事件、情绪集中在妇人节操。我们可以想见，沈德潜选取这些贤德诗作，是以人格情性的美善，作为优先考虑，欣赏其人格美。是故在“家庭伦常”之中，这些诗作的完妇形象之“贤德”是建立于坚苦卓绝、难忍之际，她们擅于消化各类情绪，转化为积极正面的行为模式。

三、“人伦日用”之“用”

颜昆阳先生在《用诗，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指出，在中国古代，“诗”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言语形式，而不是当成“作品”去“观赏”，举凡宗教祭祀、朝廷庆典、君臣飨宴、政教讽喻或感化、文人雅集、婚丧喜庆、亲友送别、迎归、期约、过访，男女示爱等都需要用诗……“诗”进行社会互动时，正好实践了含有美善价值的伦理关系[25]。不过，如此丰富的社会用诗言语，在《清诗别裁集》的闺阁诗中，却集中在赠别诗[26]，思亲，吊丧诗[27]，教子诗这几类[28]，共占28首，范畴皆处“人伦”之中，不出夫妇、父子、姻亲[29]。

（一）教子

清代女诗人多半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常见“示儿”“教女”的课训主题，期盼儿子苦读将来功成名就，女儿能兼具妇才、妇职[30]。

前文所述“坚毅刻苦志节”的贤德、完妇形象，不仅是以此自勉，也是教育子女的榜样。在沈德潜的诗选中，所选录的母教课训诗作，主要在品德教育，期勉孩子在立官不如意时，能安于贫贱，守住节操，而不多着墨在加官晋爵的光宗耀祖上。例如柴静仪《与冢妇朱柔则》讲到其子用济，“钱刀非所求，惜哉时未遇”，而勉励其妇朱柔则以柔顺为闺中贤德。沈德潜评此诗“以禔勖躬子，以淑慎勉妇闺阁”。另一首《勖用济》言子不得志时，鼓励“书弹琴聊自娱，古来哲士能贫贱”，沈德潜评“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皆由不能贫贱之故，贫贱中正可磨练人品也。能贫贱，他日即能富贵矣，学者宜三复斯言”。或者耿鸣世妻徐氏《寄子诗》“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又如张氏《示儿》云：

一部《楞严》户昼扃，木鱼竹杖倚围屏。老人自觉修斋好，不为儿曹讲佛经。

从柴静仪两首到徐氏、张氏的示儿，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这些读书有志节的女诗人，都站在比较宏观的人生角度，勉励其子，读书进取，但也点出不得志时要能安于贫贱。

我们从上述“教子”诗，发现沈德潜的“温柔敦厚”在品德教育这方面，传达了儒家积极进取之际，仍保持了安于贫困，“君子固穷”的情操。而母亲也支持这样的君子行为，并以此为高。

（二）吊丧思亲赠别

虽然我们常以“温柔敦厚”作为政教的强力联结，但在诗选的实践上，其实更大的稳固力量是来自人生际遇的种种安适。这种安适、安顿的力量，在生死离别时，尤是需要。此处将吊丧、思亲、赠别，聚集讨论，是因为在沈德潜所编选的闺阁诗中，这三类皆围绕在人伦家庭，尤其是对直系血亲的思念。

若是诗人思念平辈、从己身所出的儿女。这等“哀而不伤”的情绪往往寄托在“风景”之中。例如，张学典《感亡姊旧居》“绣网蛛丝镜满尘，闲花狼籍不知春。添愁怕见梁间燕，犹是呢喃觅主人”。前两句从屋况满是蛛丝尘埃，暗示了主人不在，无人打扫；接着，虽处春天，院里的花却是开得杂乱，不显生气、娇媚，屋内显然与屋外的生机活泼，呈现对比而过于消沉。最后，自燕的呢喃，托出原因：主人已不在故居，所以一切都失序。再看王慧《芝塘候潮因忆亡女》：

水浅舟胶日半斜，扣舷闲望似天涯。烟深竹坞鸠呼雨，潮落芦根蟹聚沙。愁绪萦缠同蔓草，年华衰谢感残花。剧怜弱女常同泊，相对蓬窗数晚鸦。

首联、颔联景中带情，船因水浅而有点胶着不动，此时日暮半斜，诗人望向天涯，眼神透露出似在寻觅的茫茫感，或者空洞、无所望。颈联出句一转，道出心绪就像随波蔓草，潮湿、纠结，早已无意赏景。落句感叹自己年华逝去，从衰老，延伸到末联，想到早逝的女儿，旧时傍晚，两人常乘船共游，细数晚鸦。层层情景堆栈，已呈现一种潮湿、忧郁之感，此时，哀伤没有说出口，停留在景物依旧，却少一人，寂静更添愁绪。

倘若思亲对象为长辈，诗中的哀伤往往有所节制，想到尊亲也是如此思念自己，或者担心引发在世亲属的哀痛，而收敛起泪水与情绪。例如周淑媛《元日哭先大人》：“一夜思亲泪，天明又复收。恐伤慈母意，暗向枕边流。”诗中“恐伤慈母意”的“伤”成为诗眼，失亲的情绪只能在夜里、枕边，暗自宣泄，因为生怕母亲见着了，更触伤心。我们可以见到诗人因对母亲的孝与不忍，而选择了处理自身情绪的时间与地点，而这种“回避”与“着想”，沈德潜称其“仁孝之言自然流出”。我们可以注意到沈德潜不仅称周淑媛此举为“孝”，更是“仁”。所谓“仁”，就是不忍人之心，而这种因体恤他人，收起悲伤，成了哀而不伤的转圜机制。

再看倪瑞璇《忆母》也是类似结构，诗云：“河广难杭莫我过，未知安否近如何？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首句“河广难杭莫我过”脱胎自《诗经·卫风》“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叙述因现实阻隔，归乡不得。倪瑞璇《忆母》亦是暗中思亲泪下，何以如此呢？想必是居于夫家，不能表露思亲情绪。而末句转出“只恐思儿泪更多”，想到母亲应该比我还要更思念吧！因思忆母亲而转出母亲更是加倍思念女儿，转到母亲身上后，自己的情绪也就停驻于此。再看宋凌云《忆父》写道[31]，肉身无法横越路途的阻碍，日思夜想，梦中魂魄随着风去，探问双亲，颈联再换置现实场景中，自身的相思泪，末联想象又转至双亲也是如此在门边遥遥相望着，等待归来！

一如前述，《清诗别裁集》的闺阁诗作不收风云月露之词，即便对夫婿的情感，多“隐遁”“收敛”到赠别离愁类，方才显露对夫婿的关心，如吴永和《赠外子玉苍北上》“恐伤游子意，别泪不轻弹”，或如朱柔则《送外之大梁》“莫向离亭欹折柳，恐催客泪落离筵”。上述两位诗人都用了“恐伤游子意”“恐催客泪”，顾及夫婿，而“收敛”“隐遁”自己的伤心离别之情。

至于寡居思夫之作更是鲜有，仅列张令仪《不寐》与《五亩园旧蓄二鹤，忽殒一孤侣哀鸣都忘饮啄，诗以吊之》二首。《不寐》着墨于“病骨难眠”与“未亡心境”，无人相伴，年复一年，独自面对孤单。

除却未亡诗，在“吊丧思亲赠别”部分，思念平辈、儿女，情绪显得复杂，“话”说不出口，而寄托于环境之中，情景交融，绵密缠绕。思念长辈则情绪悲烈，多用直笔，但处理自身情绪时，又顾及长辈，而节制伤痛。这种社会互动的“着想”显然成为“哀而不伤”的转圜机制，自己并非独立存在，悲伤也不是恣意的。

四、人文精神、找寻定位：历史古今兴衰

《清诗别裁集》闺阁卷，关乎“历史兴衰”的诗作计17首[32]。沈德潜如此看重“历史解释”，显然涵有儒家继往开来，鉴古知今的历史存在感。黄俊杰先生在《中国古代儒家历史思维的方法及其运用》说明儒家“相信历史中的‘时间’具有可逆性，人站在‘现在’的时空交错点上，对历史经验进行思考，赋历史上的‘过去’以意义，并且透过历史思考对自己及自己的时代加以定位”[33]。因此，“历史解释”除了吸取过往的经验，也是在为自己与当时代找寻确定的位置。如此来看待女性的历史诗作，便格外有意义。

吴氏《咏史》《右南齐》，王慧《禹陵》，毕著《记事》或倪瑞璇《过凌城庙谒古戴二公忠义冢》，这几首诗多半将诗视为一种叙事、纪录，补充历史纪录之不足，以今日时间之场景再现当年[34]。另外，借由感昔、评议时事，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点，如孙淑《五日吊古》，蔡琬《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峰寺》，侯怀风《感昔》，吴绡《咏古》与吴永和《虞姬》等。上述几首多侧重于人文精神与对历史的古今观照。孙淑《五日吊古》是个有意思的例子。沈德潜盛赞此诗将孟尝君与屈原二事合论，有其定见，而此“定论出闺闱中，大难大难”，显见孙淑的历史观点不仅出人意表，还是女子中罕见。其诗如下：

孙淑《五日吊古》：

田文五日生，屈原五日亡。吉凶同此日，理故难推详。原与国休戚，一死分所当。渔父枻自鼓，詹尹龟宜藏。抱石投湘流，心与日月光。文从狡兔计，高枕乐未央。后合魏秦赵，伐齐何披猖。身死薛随灭，高户仍不祥。文生鸡狗雄，原死荃蘅芳。世人何梦梦，悲屈羡孟尝？我心独不然，临风慨以慷。抚时怀往事，聊进菖蒲觞。

孙淑以“五日”联结屈原之死与孟尝君田文之生，这同时也是当下的时间，五月五日；诗中，借由这“时间”连缀古今，知音屈原。《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五月五日生，传说此日所生的孩子，长至与门楣齐高时，将不利父母，故常因不祥而遭弃养。而田文却经母亲暗自抚育成人，文认父时，云：“人生将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必受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田文这段话看似很理智地提出“门楣”可随人制增高，以破除迷信，但实际上却没有触及“与门楣同高”，其实是一种“长至成人”的比喻性说法。孙淑后设地从屈原与田文的一生来重新评断“五日”之吉凶祸福，从结果论来说，田文在现实功利上，威功显赫，然而总靠狡兔计、鸡鸣狗盗之，而田文死后，薛不久也灭亡。是故，孙淑认为田文仍是“不祥之人”，不如屈原超越吉凶占卜，回归到自己内心价值、本分所当，确立德行节操，遗世流芳。因此，在内心挺立的道德价值意义上，屈原胜过于孟尝君。可以再格外注意的是，此诗的语法表现，诗末“我心独不然，临风慨以慷”，“我”的显现，不仅突出女诗人的本体，从比例来说，也非诗语言之常态。中村元先生认为，中国的语言思维模式，通常是以“人”作为主语，而且通常是“隐藏的一般人”，叙述的说话者惯常以“人的行为主体作为主语而先表象出来”[35]；换言之，在言语中，不常将“我”的个体作为主语显现。因此，孙淑评议屈原、孟尝君，提出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见解，更直言“我心独不然”，从语式、语气，显见透过历史思考，亦替自己寻找不流于世俗权力，立于世间的人文道德精神。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吴绡《咏古》与吴永和《虞姬》，这两首诗从女性的角度回头审视历史上“美人之死”。吴永和《虞姬》将女子之生命价值独立出来，诗云：“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沈德潜认为“虞姬之死史笔无暇及此，然一经拈出，真见心思”。吴绡《咏古》则取材自《史记》，记载平原君为宾客斩美人头一事[36]，对此进行评议。史实上，平原君宾客众多，然而却不识毛遂，三年藏之，而其余三千食客皆碌碌。吴氏认为平原君不识人才，“不知宾客成何事”，徒有斩去美人头之豪纵，是故美人枉死。沈德潜赞同此观点，认为信陵君得毛公、薛公二人，可谓得士；反观平原君之士人平庸者多，斩美人头一事可议[37]。《史记》之笔赋以平原君未能识才的负面评价，而李白《送薛九被谗去鲁》引用典故，“蛾眉笑躄者，宾客去平原。却斩美人首，三千还骏奔”，表明平原君悔悟而有杀美人爱才之举。不论如何，这些评议引用，仍然着重于“是否能识才、爱才”的层面，“美人之死”似乎只是个“手段”“方法”，不成为被看重、甚或值得惋惜的“主体”。但是，我们看到了吴绡《咏古》，却将重心放在“枉向楼头折美人”，以美人之“枉死”，突显其死之“不值得”，也透过此举，回看平原君虽看似爱才，却没有辨明人才之能。那么由此，人的尊严、死或不死，于是有了价值性。

此外，尚有一种特殊历史情况，属于“前朝遗民的感昔”，收有毕著与侯怀风诗。沈德潜收录毕著《记事》《村居》两首诗，称毕著“机智义勇忠孝”。此事起因于毕著方二十多岁，父战死，尸为贼掳，毕著杀贼复仇，沈善宝《名媛诗话》也收录了这段原为沈来远所作的毕著小传。小传中，沈德潜与沈善宝皆将毕著与沈云英相模拟[38]。沈云英何人也？沈云英之父因张献忠攻围道州而死，而夫贾万策也在荆州遭攻陷为流民所杀，明亡后，沈氏赴水以殉，母亲将她救起，尔后沈云英不过问国事[39]。反观毕著，明亡后归隐，写下《村居》一诗，沈氏评此诗与《记事》判若两人。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点出了毕著父之死，实为清太宗统兵入寇所致，而非流贼[40]。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毕著在明亡后，归隐乡野，宁愿持鸭嘴种梅花，不愿再仕清朝，“义勇”趋于“平淡”，应与父死以及明亡有关。而侯怀风之父曾抗清守城，城破，投水殉国。侯怀风写下《感昔》：

黄河流水响潺潺，当日腥风战血殷。大地尽抛金锁甲，长星乱落玉门关。居延蔓草萦枯骨，太液芙蓉失旧颜。成败百年流电疾，苍梧遗恨不堪攀。

这是何朝之事？诗中并没有明确意指，但“苍梧遗恨”以舜葬苍梧之野，暗喻皇帝驾崩，因此这场烽火战争并非征外之役，而是遭逢亡国之战。看似敏感的问题，沈德潜却在诗评直接挑明侯怀风此诗是“感思陵失国时事，降将倒戈虎臣战没，而君王因之殉社稷矣”，又称“忠臣之女，宜有是诗”。显然，沈德潜对于这等“杀父、灭国”之恨，是抱持着安抚、收编情绪的柔性态度，只要诗文“合乎情理”地感昔，不谋及逆反，亦不需回避。如此“宽大”的收编态度，对照乾隆两次修编《清诗别裁集》，刻意删去贰臣钱谦益诗作，可见“君臣伦常”该有的“忠”凌驾于诗质之上。而沈德潜赞毕著“机智义勇忠孝”、评侯怀风“忠臣之女，宜有是诗”的“忠”是就其“忠的本质”来说，而非实许心归明朝。

五、评准理想的分歧与实践

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评准理想，在实践上产生了若干分歧，主要来自当沈德潜极力赞扬女性贤德典范时，其评语往往从人格德行给予评价，人与诗是一体，这样的评准是依“人和为贵”“人情为美”的美善解释传统。然而对照沈氏以“诗格”评价诗作时，却又跳脱家庭伦理、历史古今范围，偏重于咏景、咏物诗。这或许是受限于诗的形式表现之故，虽然形式与内容互为表里，互为意义，但当文字主题内容的强度显明，适合道德教化意义，此时评论者容易偏向解释主题内容，对此提出价值判断。反倒非关人情，无干道德，离开家庭伦常的解释系统，方才显示“诗艺本身”。

在《清诗别裁集》闺阁诗中，我们可见这“隐性”的分类评判，例如：“赏其风神”（纪映淮《秦淮竹枝词》），称“入手高朗沈郁”（吴绡《啸台》）评“清疎朗洁”（王慧），赏“风格趋步唐音”（钱纫蕙《新安江行》），又赞“起十字便已高绝”（范姝《闻蟋蟀有感》）。上述诗作无关人伦次序，也暂且搁下妇德，而透过感官，审视自身处境，将内心的情绪、身体病痛，类应于环境。例如吴绡《啸台》“魏晋已如梦，荒台今独存。龙蛇正交斗，鸾凤自高。避俗常长啸，逢人常不言。始知真隐意，何必入桃源”。吴绡与阮籍啸台对话，揭示大隐隐于市之意，而沈德潜评“入手高朗沉郁，盛唐风概”，从诗体评价，而不着墨于内容意义或社会价值。又如范姝《闻蟋蟀有感》：

秋声听不得，况尔发哀吟。游子他乡泪，空闺此夜心。已怜装阁静，还虑塞垣深。萧瑟西风紧，行看霜雪侵。[41]

从秋天的各种声响与蟋蟀哀吟起兴，也许是落叶或者风刮的声音，再加上蟋蟀鼓动鸣叫，扰乱心绪，营造出整体离愁感伤的气氛。此时人的情绪已经在景中，再点出何事相应此景，诗中“游子”与“空闺”对举，原来是与爱人分离，而且“他泪”应“此心”，两人相互思念。此诗不仅是心情，还有自己身体发肤的冷热处境，何尝不与在边塞的夫婿共感呢？沈德潜评范姝此诗“闻蟋蟀而怜远行也，起十字便已高绝”是以诗的总体情景营造来说，由秋天、蟋蟀声响起兴，更进一步联想，蟋蟀在秋季鸣叫，大量繁殖而死去，而那种身心相聚一刻的炽烈、悲凉，其实是很直接触动内心的分离感。

依据前文所述，《清诗别裁集》闺阁诗所收编的“温柔敦厚”行为、言语是有“范围性”，无有男女情衷，即便妻子也鲜少表露自身热烈情感。因此，关于主体抒情，而不直言教化宏旨之诗，就偏向集中于离别、吊丧诗作、历史古今成败，不过，这也尚属人伦、家国关系之中。换言之，在沈德潜的诗教观念里，“风云月露”的情感并非必需，也不该永远停留在这样激烈、澎湃的情感，更遑论揭露、鼓吹女性情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稳定性”以及“家庭伦理”所产生的人际网络、身份情感，才是处世所“无法规避”，且不得不处理面对，更是永恒的课题。因此，诗选中，“女性”化为“母性”，去除对外的社会交谊，进入稳定而安全的家庭网络，而这正是《清诗别裁集》的闺阁诗的编选取向。反观男性诗编选部分，虽然亦不取风云月露之词，却清楚可见大量的人际往来诗作，显现他们的“社会性”。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大致搜罗了女性身处家庭，可能会面临的处境与情绪，诸如前文已讨论过的教子示媳、离别、丧亲、思念、嫉妒、寡居等。而无关人伦，偏向个体情绪，除了咏物、咏景，就属女性“身体诗”。以张令仪《病中口占》与姚世鉴《卧病》为例。

张令仪《病中口占》：

珍重余生劫后身，却怜孤负一分春。殷勤好与东风约，留取余花待病人。

姚世鉴《卧病》：

卧病逾时岁又新，衡门两版绝嚣尘。垂帘怕放东风入，春到贫家不当春。

春天容易使人产生“怀春”与“伤春”的情绪，而这两首诗都属卧病“伤春”。此时“伤春”之感，是将自己与外面的活泼季节隔绝，产生“距离”，例如张令仪诗“留取余花待病人”与姚世鉴诗“垂帘怕放东风入”，都显示自己的身心病体无法同步于“现实”春天情境。如此不怨春，含蓄“婉拒”的姿态，保有了转圜情绪的空间，将“病”的烦躁与无奈，调适成不强迫自己与外在接触，安心静养。此二诗也仿若是沈德潜安排的情绪引导方针。

六、结论

“温柔敦厚”，一直是儒系相当重要的文学观念，在研究上，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规避。对于有“君子”意识的文人、经学家来说，这“观念”应当不仅是“形而上”的建构，也需下贯至“实践”当中。如何在“文学”实践呢？“诗选本”是个很好的场域。前提在于，我们相信“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这总在“序文”“诗话”不厌其烦地被祖述的言说，不是“套句”，而是“古今一也”的“诗教”心法，也蕴含了儒系念兹在兹的理想世界。

如果我们想象“诗选本”就是“温柔敦厚”的实践场，那么其选录的诗作，就会显明这大原则的分部细项。《礼记·乐记》言“礼自外作”，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本于性情，易于感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所选录的闺阁诗作就是一种“理想的实践”；便是在“温柔敦厚”的“应然”情境下，透历史兴衰、离别丧亲、亲子教育、个体情性等，建构与传播人在何事、何地、何时，该如何安置各种适当的言语与行为，达到“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从诗选本来看，绝大部分都属“事件”的内心调适，所处理的都是很家庭日常、无可回避之事。

沈德潜编选闺阁诗，透过层层筛选机制，已婚、贤德、家庭伦常限定了女诗人的身份、品格以及内容范畴，确保“妇人之言何以为教”的正当性。

我们翻开女诗人别集，处处可见诗社集团，时有往来、赠答，显现女性并不仅圈限于家庭生活，她们的文学素养足以讲学，但《清诗别裁集》所收录的闺阁诗范围却刻意以家庭伦常、历史古今为主，展现其贤德与见识。

主题类别中，“人伦日用”分为教子、吊丧思亲赠别。女性诗人的贤德形象往往进入教子诗中，以此为范；而生死离别的情绪宣泄，因顾及人伦关系的他者，而显得哀而不伤。在“历史古今兴衰”除了咏怀、记事，更特别突显出人的生命价值，以及道德心、忠心的显立。而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选标准，在实践上有若干的分歧，在家庭伦理、历史古今范围，偏重于人和为”、人情为美的美善评价，而在咏景、咏物，这一类女诗人描写内在世界、身体病痛与情绪，则以“诗格”评价。而这评准理想的根源，除了家庭伦常解释系统之外，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稳定性；是故，从诗教建立一个稳健家庭网络，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这正是《清诗别裁集》闺阁诗的编选取向。

沈德潜在编选男性与女性诗选时，虽都以温柔敦厚作为准则，亦不取吟风弄月之词，但却清楚可见男性诗选显现大量的人际往来诗作，十分社会化，而女性化为母性，“家庭”味十足。除了男性诗选的温柔敦厚典范，尚待讨论之外，我们不禁也思考着，女性编选者在看待温柔敦厚，所建构出的行为、言语典范是否相异？希冀日后能完成这些讨论，以诗选本之实践，建构出温柔敦厚的世界。

*本文曾在政治大学中文系主办的 “中国古典文艺思潮研读会”（简称“百年论学”）第91次研读会上（2013年10月12日）进行过讨论。特此感谢讨论人曾守仁教授以及在座师长的建议与修正。

注释：

[1] 参见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12页。“君子儒”语出《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是指具有强烈的政教现实关怀，注重德性，他们非以艺术创作的态度来传习六艺，而是实践道德，落实了礼。

[2] 参见（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礼记·经解》卷十五，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845页。《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正义》解释温柔敦厚：“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颖达又解释“温柔敦厚而不愚”，“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3] 参见（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1页。以下引文出自《清诗别裁集》者，俱不另行出注。

[4] 参见胡幼峰：《沈德潜诗论探研》，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第31页。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修订本，1986年，第200页。胡幼峰先生认为沈德潜的诗学主张即是“倡诗教、明诗道；孔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以及兴、观、群、怨的社教作用”。吴宏一先生则指出沈德潜“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来阐扬载道的观念”。

[5]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888页。

[6] 参见《礼记·乐记》。“格调”与“诗教”的相结合，自有传统，远溯于“诗乐合一”的乐教观念。

[7] 参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99页。

[8] 参见余欣娟：《明代“诗以声为用”观念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1年。沈德潜重视格调与诗教，在《说诗晬语》曾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这是重视“声调”的“意义”，结合了“美感”与“情性”。

[9] 相关讨论参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修订本，1986年。胡幼峰：《沈德潜诗论探研》，台北：学海，1986年。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研究》，济南：齐鲁诗社，2011年。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0] 《明诗别裁集》与《唐诗别裁集》的选编、成书时间参见胡幼峰：《沈德潜诗论探研》，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第22～24页。其余见（清）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页。（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4页。这三本诗选集当中，沈德潜、周准所编的《明诗别裁集》选于雍正三年，成于十二年，乾隆四年刊行。其序言表明这本选除了诗教目的之外，并要显现“明诗盛衰升降”，认为在谢榛之后，正声渐远，公安、竟陵派盛起，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可见其表列以年次时间顺序排列，蕴藏了明代诗学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概况。而《唐诗别裁集》虽最早选编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有增订，沈德潜崇尚唐诗，因此其选诗以“体”分目，有助于学诗，其序言载明作诗“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论神韵而依归于中正和平”，因此选诗目的亦以诗教为依归，并显现唐诗各时期之风格变化以及诗体特色。

[11] 据胡文楷考证，清代女诗人三千五百余家，转引自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清代女诗人杰出表现以及结社盛况参见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以及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此盛况是受到晚明心学的启迪以及清代文人鼓励，且结社从师，如熟知的蕉园七子、随园女弟子、清溪吟社、吴中七子等，闺阁诗话也相当可观，参见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国朝闺阁诗人征略》、陈芸《小黛轩论诗诗》等。

[12] 参见胡幼峰：《沈德潜诗论探研》，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第23～24页。又见沈德潜年谱记载、沈德潜《清史》本传。《清诗别裁集》选自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历经三次刊本，今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刊本较完备。乾隆二十五年因校对欠精、刻本伪字太多，而重刊；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选录钱谦益、钱名世诗有违名教，又直称慎郡王名讳，而命书房大臣删修重刻，并在序中评斥此事。

[13] 对照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教忠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沈德潜尔后的钦定版，剔除了徐灿《送方太夫人西还》，方维仪《死别离》《旅夜闻寇》，方琬《戊子避乱舟中寄弟》，范淑钟《送夫子之鸠江》，周志蕙《柳》，马士骐《齐云楼》，袁九嬺《秋日楼居》，孔传莲《寄夫子宜川》，姚世鉴《春感》，陈奇芳《梅影》，周巽《题海昌女史李是庵水墨牡丹》，许权《梦天》，汪璀《从苕返德清》《怀舍弟都中》。此版本差异与沈德潜“温柔敦厚”观念之间的关联，留待他文再论。文中所引用诗作，若有版本之异同、校正，另在注释载明。

[14] 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列女传·韦逞母宋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

[15] 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第124页。

[16] 数据参见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2013年9月2日）以及雷瑨、雷瑊辑：《闺秀诗话》，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04页、第1026页、第1260页。陈芸：《小黛轩论诗诗》，《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534页、第1595页、第1616页。闺阁诗收有六十六位女诗人，未载明婚姻关系者，有钱凤纶、吴氏、倪仁吉、张学典、周淑媛、候承恩、许孟昭、许楚畹。经查证，钱凤纶，贡生黄式序室；张学典，吴县杨易亭室；倪仁吉，义乌吴贡生之葵室。吴氏桐城人，号栖梧阁主人，年二十五而寡。许楚畹归沈明经开懋。故，仅许孟昭、周淑媛、侯承恩、张学典四人小传，未载夫名，不知是否有归。

[17] [美]彼得·博格：《社会学导引》，黄树仁、刘雅灵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2年，第103～104页。

[18] 唐君毅：《中国之伦理心性论之形上学之涵义》，《哲学概论（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359页、第362～363页。

[19] 从《昏义》至朱熹诠释《诗经》的策略与进路，参见陈志信：《理想世界的形塑与经典诠释的形式》，《汉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289～294页。

[20] 梅家玲：《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第64页。

[21] “以德御才”以及“才德相成”的问题，参见刘咏聪：《中国传统才德观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论》，《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第202～210页。“以德御才”观念出自（清）王贞仪，“才德相成”观念出自（清）夏伊兰。

[22] 《蠹窗》转引自（清）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二，《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册，第373页。

[23] 雷瑨、雷瑊辑：《闺秀诗话》卷五，《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35页。

[24] 广文版列“此妇德之统者”，他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刊本则为“此妇德之纯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本为“此妇德之纯者”。

[25] 颜昆阳：《用诗，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淡江中文学报》2008年第18期，第289～230页。

[26] 赠别类：吴琪《送别》，柴静仪《子用济有远行诗以贻之》《送顾启姬北上》，吴永和《赠外子玉苍北上》，徐昭华《送虞英嫂归诸暨》，朱柔则《送外之大梁》，顾英《初夏送夫子北上》，沈树荣《送别》，方京《送孟调大侄南遂》，周淑履《冬日送别表妹》。

[27] 思亲吊丧类：钱凤纶《哭伯兄》，柴静仪《秋分日忆子用济》，王慧《芝塘候潮因忆亡女》，朱柔则《方舟庐先姑墓感赋》，张学典《感亡姊旧居》，周淑媛《元日哭先大人》，侯承恩《丁酉三月葬亲吴郡贞山之麓泪余赋此》，倪瑞璇《忆母》，《樊大舅客金陵有诗吊方正学先生墓子次其韵》，林以宁《忆父禹都》，陈佩《哭程夫人》，吴巽《奉怀两大人》，宋凌云《忆父》。

[28] 教子类：柴静仪《与冢妇朱柔则》《勖用济》，徐氏《寄子诗》，张氏《示儿》，陈佩《示长媳杨珊珊》，张凌仙《岁暮感怀》。

[29] 仅有倪瑞璇《樊大舅客金陵有诗吊方正学先生墓子次其韵》一首，所吊对象非人伦之内。

[30] 清代女诗人的课训诗研究，参见钟慧玲：《期待、家族传承与自我呈现——清代女作家课训诗的探讨》，《东海中文学报》2003年第15期，第177～204页。

[31] 广文本首句原为“莫树燕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教忠堂重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改为“吴树燕云断尺书”。

[32] 吴绡《咏古》，侯怀风《感昔》，吴氏《咏史》《右南齐》，吴永和《虞姬》，柴静仪《长信宫》，王慧《禹陵》，孙淑《五日吊古》，倪瑞璇《过凌城庙谒股戴二公忠义冢》《阅明史马士英传》《金陵怀古》，蔡琬《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峯寺》，毛秀惠《钱塘怀古》，汪瑶《寒山》。

[33] 黄俊杰：《中国古代儒家历史思维的方法及其运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3年第3期，第365页。

[34] （清）倪瑞璇《过凌城庙谒古戴二公忠义冢》诗序自言写此诗是“深惜其事之未传”。（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一，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865页。诗与史的互证、互补，自有传统，明清代也多所讨论，详见张晖：《诗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

[35] [日]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修订版），徐复观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27页。

[36] “平原君斩笑躄者美人头”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37] （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一，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850页。

[38] 参见（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一，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847页。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39] （清）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40] （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719页。（清）施淑仪云：“明末流寇未至山东，著父之死，实在崇祯十五年，正清太宗统兵入寇时也。著实与满洲兵战，选诗者以流贼书之，误。”

[41] 广文本为“已怜装闲静”，他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刊本为“已怜装阁静”，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亦为“已怜装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