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使节诗人渡淮心理探析

南宋使节诗人渡淮心理探析

杨武飞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宋金“绍兴和议”缔结之后，淮河成了宋金使节交聘的必经之路，南宋使节在渡淮出使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表现出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分析使节诗人渡淮的诗作，探析诗人的内心活动。其复杂的内心情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边塞之感与沦陷之痛、翘望恢复与批判议和、行旅的辛苦与归国的喜悦。

关键词：南宋；使节诗人；渡淮；边塞；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5)01-0093-04

Abstract：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haoxing Treaty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Jin Dynasty，the Huaihe River became the only way for Song envoys.They wrote a lot of poetry when crossing the Huaihe River.These poems show their complex inner world.This article,by analyzing the poems of envoys poet when they crossed the Huaihe River,studies the poets’ inner world.Their complex inner emotion is mainly displayed in three aspects:the feeling of frontier fortress and the pain of fall,looking forward to recovery and criticism on making peace,and the hard travel and the joy of returning.

收稿日期：2014-11-02

作者简介：杨武飞，1991年生，男，江西丰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Analysis on Psychology of the Envoy Poe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rossing the Huaihe River

YANG Wu-fei

(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Key words：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cross the Huaihe River;the frontier;psychology

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金划淮河而治，淮河便成了南宋的边塞和宋金交聘往来的孔道。“绍兴和议”规定：“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1]自绍兴十三年(1143年)起，南宋与金建立了稳定的交聘往来制度，宋金互遣使节贺正旦、贺生辰、贺万寿节，往来非常频繁，使节的名目也特别繁多，直到嘉定十一年(1218年)宋金绝好为止。所以“除建炎四年、绍兴元年(1130—1131)以及金末十数年(1218—1234)外，其他时间双方都能保持官方接触”[2]，可见宋金的外交关系非常稳定。

南宋派出与金交涉的使节既有常规的每年一次的贺生辰使、贺正旦使，又有非常规的临时派遣的“泛使”。这些名目繁多的使节笔者按其出使的地域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赴金使节。如议和使、贺正旦国信使、贺生辰国信使、贺即位使、贺加尊号使等，他们带着国书和大量的礼物渡过淮河，远赴金国境内，绝大部分时间是行走在淮河以北的北方大地，在淮河沿岸基本不会作过长的逗留，所以他们淮河的交涉并不很深；一大类是接伴使、送伴使。当金国使臣携带国书及礼物渡过淮河进入宋境后，宋廷派遣接伴使至淮河岸边迎接金国使节进入首都临安。金使完成外交使命之后，宋廷再派遣送伴使护送金使再涉淮出国境。他们一般不用走出国境，接伴、送伴走到盱眙淮河中流为止。出于外交上的礼貌与周到，接伴使有义务先行到达迎接金使的地点进行等候，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淮河逗留的时间实际要比赴金使节久一些，且因为“接伴”和“送伴”的使者在原则上由同一个人担任，“送伴”等于又是一次游历淮河的旅程，在客观上又增加了接送伴使节在淮河沿岸流连徘徊的时间。所以在与淮河的交涉与关联方面，接送伴使节比赴金使要深得多。

宋金使节往来频繁，而一般出使的士大夫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操守，他们与淮河的交集便催生出一批优秀的诗篇。学术界历来对使金文学比较重视，而对使节渡淮的诗作挖掘不够。本文试图以南宋使节诗人渡淮的诗作为蓝本，探析他们泛渡淮河时沉重复杂的心理，以期进一步挖掘南宋爱国主义诗歌的精神内涵。

一、边塞之感与沦陷之痛

宋对金俯首称臣，可谓极卑躬屈膝之能事。在使节诗人心中，成为“边塞”的淮河俨然成了象征失国之痛的符号，提及淮河，自然而然地会激起内心伤痛、屈辱、忧患的感情。钱锺书先生论陆游的作品云：“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3]淮河对南宋诗人的情感刺激肯定远甚画马鲜花等寻常之物，淮河两岸的山川草木都极易激起诗人的伤感，引导他们内心形成一种定向的心理模式：即“淮河=边塞”，这是一种非常敏感的情感提示。

使节诗人诗中高频度地出现“天涯”、“穷边”和“关”、“塞”等词汇，蕴含了一代诗人沉痛而无奈的情感。“全番长笛横腰鼓，一曲春风出塞声”(杨万里《过磨盘得风挂帆》)，诗人往盱眙迎金使，出磨盘口(沙河运河入淮口)，听闻长笛腰鼓之声顿时感觉是昭君出塞之音；“塞上阴云空漠漠，江边艇子故悠悠”(虞俦《俯江楼》)，“塞上”与“江边”相对，似乎暗示着划淮为界的时代大背景，诗人登楼所见的阴沉天气也正是自己抑郁心情的体现。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就谈到了唐宋诗人对边界这一敏感区域赋诗抒慨的现象：“在北宋，苏辙出使回国，离开辽境，还可以说：‘胡人送客不忍去，就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在南宋，出了洪泽湖、进了淮河已走到中国北面的边境了。”[3]

在使节诗人中，曹勋是率先直接用诗歌表现国土沦丧的屈辱与沉痛之感的。如《过淮》：“长淮烟静是天津，兵里因循一半分。尚有旧时鸥与鹭，夕阳归处记南云。”议和带来了苟安，昔日战争的烽烟早已消逝，淮河的天空一片静谧。但本是故宋内河的淮河，如今从中流被分断，成了“天津”边塞，赤县神州被一分为二。政权可以一线阻绝，但属于大自然的旧时鸥鹭却能在黄昏的夕照下自由交飞，并且不忘南云飞回宋境。鸥鹭无人拘管，能够南飞，可今日沦于淮河以北的遗民同胞却无法回归故国了。全诗意象奇特、意味深长，悲愤之情强烈深沉。而将边塞之感和沦陷之痛抒写最为深婉哀恻的，应推杨万里的名作《初入淮河四绝句》，试摘其中二首：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于奉命迎接金国“贺正旦使”的途中。洪泽湖在南宋时与淮河相通，诗人出了洪泽湖北行便可进入淮河。可以说诗人是在身经目睹淮河之后创作了这组诗歌以抒发满腔的忧愤。

统计分析淮河诗中这类抒发边塞之感与沦陷之痛的作品可以发现，诗人最集中选择的抒情模式是“登高——抒怀”。这体现为淮河诗中以“登”标题的篇什特别多，如杨万里《登楚州城》、许及之《元日登天长县城》、王木冉《登浮光四望亭》等，可以想见，诗人登高北望故土，心中沦陷的悲愤之情无疑会加倍的沉痛。其中诗人登临次数最多且最集中的地方是盱眙第一山，其中有杨万里《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二首》、袁说友《登第一山》、蒋介《第一山》、颜师鲁《第一山》、真德秀《使都梁次韵》、王信《第一山》等。试析王信《第一山》：“禹迹茫茫万里天，望中皆我旧山川。谁将淮水分南北，直到幽燕始是边。”淮河南岸的盱眙以其交通要冲的地位成了南宋对金交往的门户。出使或漫游来到淮甸的诗人都会登临盱眙第一山眺望中原大地，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目之所及的故土山河已全部沦入敌手。南北阻绝的时代悲剧，皆在登山临水之际黯然道出。

登临的母题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古代文人登高的传统可以溯源到《诗经》“陟彼高冈”之句，宋玉的“登高远望，使人心瘁”(《高唐赋》)，则更是开辟了古代文人登高必心悲的情感模式。钱锺书先生曾经广引诗文归结“登高心悲”的心理根源，认为唐人李峤的《楚望赋》最能曲传这种幽微曲折的心理：

序曰：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盖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3]

登临之时，“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登高心悲，登高心悲的心理机制完全基于“远望”，因“望”动情，因情生悲。“就它所暗示的涵义来说，登临行为已经转化成了一种语言，逼射着内心的丰富信息。”[5]人们在远眺或凭栏时，遥岑远山尽揽眼中，世事的沧桑、风云的变幻等多种生命感悟也交织缠绕于心头，此情此景便免不了要低斟浅唱。所以当使节诗人在淮河南岸登临送目眺望中原故土的时候，“淮河=边塞”的心理机制立即启动，目睹一水之隔竟如天渊剖判之景，其时心境之沉痛可想而知。

二、翘望恢复与批判议和

南宋因“绍兴”、“隆兴”两次割地和议，仅能守东南半壁偏安一隅，中原腹地丧失殆尽，版图比诸北宋减少大半。面对如此促狭的国土疆域，南宋爱国诗人无不高呼北伐。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几乎成为南宋一代爱国志士终生的疾呼与翘望。如袁说友的《入淮》：“天河如可挽，吾欲洗边尘。”使节诗人的涉淮诗中，这种呼唤也不绝于耳。

绍兴年间，中兴四将战功显赫，对金作战连战连捷，恢复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一旦当南宋小朝廷偏安之局已定，承平之日渐久，统治者便满足于东南半壁苟延残喘，且在绍兴、隆兴和议期间宋金实力大致形成均势，互相难以吞并消灭，所以恢复中原的蓝图越来越渺茫。虞俦在其《往瓜州护使客回程》诗中显得失落而迷茫：“闻道遗黎尚思汉，中原恢复定何时。”据诗题可知，此诗作于诗人从瓜州护送金使回临安的途中，诗人听闻北方的遗民依然人心向汉，但六军北伐，恢复中原的期限诗人却不知在“何时”。

开禧北伐的全面失败，暴露了绍兴以来南宋将帅庸懦、军备废弛情况之严重。武学生华岳曾上书直言南宋军备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6]可见军政不修已非一日。北伐失败后宋廷又开始买和偷安，至此南宋再无主动出击的决心与实力。挥师北伐，恢复中原的梦想终成泡影。

恢复绝望的情绪在一些诗人笔下表达得非常激烈。郑汝谐于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携其子如冈以国信使出使金国，过淮河南岸作《题盱眙第一山》：

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

履行绍兴和议、隆兴和议期间，南宋依条约内容每年应向金国缴纳“岁币”，进贡的交接地点就在泗州和盱眙。盱眙设宝积山“岁币”库负责储藏贡品，宋廷提前将贡品运至此地，然后如约渡过淮河在泗州向金人交纳。过往的使客经常在游览完盱眙第一山的胜景后镌石题名，留下成堆吟风咏月的诗句。诗人目睹此状，气愤填膺，辛辣讽刺了那些屈膝事敌却仍醉生梦死的臣吏，批判他们贪恋都梁美景而忘却恢复之志。清人潘德舆高度评价道：“此类纯以劲直激昂为主，然忠义之色，使人起敬，未尝非诗之正声矣……宋人绝句亦有不似唐人，而万万不可废者。”[7]

恢复之志难酬，爱国志士对于议和必然持否定态度，尤其是作为国家使节的士大夫诗人，他们出使的目的便是为了求和，皇命难违与恢复之志构成的矛盾更添诗人内心的痛苦与忧愤。如虞俦的《初八日早出洪泽闸泛淮》：“乾道年中再讲和，当时议者厌干戈。长淮不管蛟龙怒，巨舰宁容鹅鹳过。岁晚民方愁道路，天寒我亦困风波。中流击楫非无志，时运相违奈若何。”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维持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诗人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国家和平的使命。诗人不敢公然抨击议和，只能借“愁道路”、“困风波”的旅途艰辛表达内心的不满。“时运相违奈若何”，并非是爱国志士不图恢复，实在是时运不济，徒唤奈何，对宋廷苟且偷安的无限怨愤之情见于言外。

但使节诗人毕竟是朝廷官员、国家使节，对于当国者的决策只能持支持拥护的态度，而决不敢施以辛辣的嘲讽，尤其是在与金国使节的接洽中必须坚持政治正确。所以即便他们心中对议和有千般不满也只能对议和大唱赞歌，但高明的诗人往往会借谀颂之语曲传暗讽之意。如杨万里《过瓜洲镇》云：“南北休兵三十载，桑畴麦垄正连天。”特写桑麦连天的丰收景象，似在歌颂议和休兵带来的太平晏安之局，实则反讽统治者耽于承平，不思进取，意绪委婉含蓄。楼钥《北行雪中渡淮》云：“作令和气三边满，便觉胡尘万里收。”宋金罢兵修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祥和之气似乎充盈边塞，让人以为敌国外患业已收拾殆尽。但和平只是朝廷卑躬屈膝求来的假象，这种错觉无疑是统治者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

三、行旅的辛苦与归国的喜悦

赴金的使节因路途遥远，途中所需的时间往往比较长，如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六月从临安出发，同年十月下旬才回到临安，旅途中的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接送使虽不用渡淮入金，但必须在临安与盱眙之间往返两趟，上述杨万里任接伴使时耗费在旅途的时间也将近三个月之久。加之有些使节名目如贺正旦使与接送金贺正旦使，其出使的时间在三九隆冬季节，严酷恶劣的天气与长途的舟车劳顿，旅途的辛苦自不必待言。

当然出任使节都是担负圣旨王命，且赴金与迎送金使都是地位不对等的弱国外交，所以路途辛苦而产生的苦情怨思，诗人多表达得含蓄不露。如虞俦《护客高邮道中舟中读简斋十月诗因和其韵》：“莫莫休休兴已阑，满头尘土更弹冠。雁从北到传书易，淮界中流遣恨难。蓬底吟哦诗有味，胸中磊石鬼酒无欢。故人莫枉绨袍意，范叔犹能忍一寒。”诗人意兴阑珊，满头尘埃，饮酒无欢，旅程的困倦可见一斑。

弱国外交的屈辱给士大夫诗人造成精神的痛苦，行旅的困顿又带给他们肉体上的疲倦，所以一旦当他们完成使命，离开金境，在南渡淮河回到祖国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久违的轻松与喜悦。曹勋《持节回呈王枢密》：“去时炎高欠极蒸郁，尘满篮舆困摇兀。归时大岭雪已飞，易水清漳醒病骨。三月不亲君子儒，一笑且脱萧何律。身轻顷刻渡长淮，殊喜眼前无俗物。”绍兴二十九年(1160年)六月，曹勋受诏命赴金，九月回国，本诗即作于归朝途中。赴金时夏日炎炎，暑气蒸腾，尘土满车，困倦难胜；归来时大雪纷飞，病骨萧疏，旅途可谓十分辛苦！但一旦渡过淮河，诗人顿时感到轻松喜悦，因为对诗人而言，渡过淮河不光意味着出使任务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已脱离敌国蛮荒之地，回到了华夏的文明圈中——眼前没有“俗物”而可以与“君子儒”亲近往来。许及之的《渡淮》：“照眼清淮笑力微，家人应喜近庭闱。兹行莫道无勋绩，带得星星白发归。”“白发”曲写诗人使金的苦辛，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清淮、喜近庭闱的归家之乐，则足以让诗人忘却一切。再如他的《临淮望龟山塔》：“几共浮图管送迎，今朝喜见不胜情。如何抖得红尘去，且挽清淮濯我缨。”诗人在临近淮河的时候，远远望见龟山塔便感知淮河已近，顿时喜不自禁，以抖去红尘、清淮濯缨来消除旅途的狼狈与疲累，欣喜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此时的淮河虽然仍是国家“边塞”的象征，但“渡淮”或“临淮”提示诗人的不再是山河沦陷的沉痛而是回到祖国、回归华夏正统文明圈子里的喜悦，此时的淮河更多地被赋予了一层“文明界限之河”的意义。

同样有这种心理认同的诗人还有虞俦、姜特立。虞俦于嘉泰元年(1201年)使金归国，回程在临近淮河的泗州写下《回程泗州道中》：“淮北燕南昔混同，相望却恨马牛风。往来未省谁为伴，言语从来自不通。百岁遗民悉绪外，数声羌笛梦魂中。径须争渡长淮去，三月烟尘一洗空。”与南宋设置接送使一样，使金的士大夫诗人一渡过淮河金国便会派接送使陪同，两国使节的相遇必然会产生异质文化间的碰撞。但宋金文化的巨大差异让虞俦难以适应，居然“言语从来自不通”，他迫切地要渡过淮河，回归南宋，并希冀华夏文化将自己出使三月内沾染的异国文化“烟尘”一洗而净。再如姜特立的《渡淮喜而有作》，称“船过淮南岸，心如已到家”，这个“家”的意义更多指向的是文化或文明之“家”，是诗人灵魂的归宿；淮河南北两岸的风景并无二致，辨别“戎”与“华”的正是淮河这条“文明的界河”，诗人标榜“江南”文明渊薮之地为“仙国”，这无异于暗贬刚刚脱离的塞北金源之地为文化蛮荒。

使节诗人并未偏执地高谈夷夏之防，但仍以含蓄的笔触将面对异族的那种华夏文化优越感表露了出来。因为终南宋一朝，金蒙交侵，异族之祸患频仍，“严夷夏之防”的《春秋》要义得以高倡。但南宋之受异族凌辱的程度也远甚于前朝，如钱锺书先生所言：“靖康之变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3]尤其是“绍兴和议”和“隆兴和议”的签订，带给南宋士人巨大的屈辱与隐痛，于是在与异族交往中华优夷劣的优越感大为消退，但国力的孱弱并不影响文化的先进，所以面对武力强大的金国，南宋士人心中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这在诗歌里集中表现为对异族文明的不适应与排斥感以及对回归华夏文明的喜悦感与归宿感。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1755-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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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锺书.宋诗选注[M].上海：三联书店，2002:272,265-26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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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85.

[6]华岳.翠微南征录[M].黄山：黄山书社，1993:60.

[7]潘德舆.养一斋诗话[M].朱德慈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