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
——基于对“二五”计划的文本分析*

豆庆升

(新乡医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453003)



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考察
——基于对“二五”计划的文本分析*

豆庆升

(新乡医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45300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中国共产党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观点由此而来。事实上，从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二五”计划文本中可以看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是党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党规定的“二五”时期人民生活的目标也从“逐步改善”提高到“丰衣足食”。因此全面客观地认识党在这一时期的民生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全面建设时期；“二五”计划

前言

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观点由此而来。事实上，通过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二五”计划文本的分析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全面建设时期我国已经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524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是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集中体现了党关于民生的基本思想。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历史时期，党在制定“二五”计划之初，就确立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导思想，并且在“二五”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生活水平所要达到的目标。

一、“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思想的提出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同时“一五”计划也将超额完成，“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也将提上日程。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五年计划的编制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积累比重过高而影响人民生活的偏差，因此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党提出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系统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工人就不能养活，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83-84。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上，刘少奇也指出，今后必须继续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但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在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发展轻工业，可能出现商品不足的情况，影响到物价和市场的稳定，而轻工业积累起来的资金也可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3]228-229

同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4]230。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再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5]398

“二五”计划的编制贯彻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周恩来在其中专门提到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并指出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纠正的措施；第二部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该部分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第三部分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该部分谈到了十二个问题，其中第十个问题是“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我们必须妥善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6]211。周恩来还着重对“二五”期间职工的工资、居住等条件和农民的负担、人民的文化生活及人民健康问题做了具体说明。

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对人民生活做出了具体部署并规定，“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和职员人数将增加600～700万，逐步消除城市中的失业现象；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25%～30%；进一步改善工人和职员的居住条件，适当增加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的交通条件和服务业，逐步改进和增设托儿所和幼儿园，改善企事业和机关的食堂等；农民的全部收入增长25%～30%；合理使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益金，保证全部用在社员的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方面；进一步发展保健事业，大力防治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等。[6]376-377

由于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做出了乐观的判断，毛泽东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在1958年6月14日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猪肉一百斤，油二十斤，棉花二十斤，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有粮食一千五百斤。”[5]423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计委党组在1958年8月提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意见书，中央作出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意见》对人民生活的规定，从《建议》的“逐步改善”也调整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意见》明确指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要求是：全体人民丰衣足食，进一步改进居住条件，同时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7]432。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1962年人均消费粮食550～600斤，肉类100斤，食用植物油25斤，食糖23斤，各种布100尺；城市职工和乡村农民消费水平差距大大缩小；由于大力普及教育，人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7]435

上述《意见》与《建议》相比，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见表1)。

表1 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工农业产品1962年计划指标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36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二、“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调整

1958年中央通过的“二五”计划《意见》对人民生活做出了大幅度提高的规定，但由于当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单方面终止同我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必需品产量急剧下降，生活陷入困难。1957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棉花、油料为612斤、5.2斤、13.2斤，1960年人均占有粮食、棉花、油料数量分别下降到430斤、3.2斤、5.8斤。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斤降到327斤，减少19.5%，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减少1.8%，农村由409斤下降到312斤，减少23.7%；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由4.8斤下降为3.7斤，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由10.2斤下降到3.1斤，减少70%，禽、蛋等食品，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数据参考郭德宏：《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1页。

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党迅速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观愿望相违背，同时也促使党的高层下定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指标定低一点的主张，他说，“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8]215。8月，在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经周恩来审定，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认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轻工业部门应当“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9]85。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后两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和煤炭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整个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进一步活跃城乡交流，巩固工农联盟，安定人民生活，改进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此必须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坚决缩短重工业战线，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要先安排农业的需要，其次安排轻工业和手工业的需要，然后安排重工业的需要”，接着《报告》以较大的篇幅对关系人民生活的农业、轻工业和手工业做出了具体的安排。[9]718周恩来在1962年3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随着调整措施的实施，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的趋势，党内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情绪立即再度抬头。1963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1963年到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9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从1963年起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经过国民经济的大力调整，1962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好转，1963年开始恢复性增长，1964年呈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5年进一步发展，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水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逐步增加，从1961年到1965年，棉纱分别为66.9万吨、54.8万吨、67.8万吨、97万吨、130万吨，棉布分别为31.1亿米、25.3亿米、33.4亿米、47.1亿米、62.8亿米，糖分别为39万吨、34万吨、44万吨、107万吨、146万吨，棉纱、棉布和糖的产量1965年分别为1957年的154.0%、124.4%、169.8%；从1961年到1965年，粮食产量分别为2 950亿斤、3 200亿斤、3 400亿斤、3 750亿斤、3 891亿斤，棉花的产量分别为1 600万担、1 500万担、2 400万担、3 325万担、4 195万担，油料的产量分别为3 627万担、4 007万担、4 917万担、6 737万担、7 251万担，粮食、棉花、油料产量1965年分别为1957年的99.7%、127.9%、86.7%；从1961年到1965年的五年间，猪的产量分别为7 552万头、9 997万头、13 180万头、15 247万头、16 693万头，羊的产量分别为12 387万头、13 465万头、13 747万头、13 669万头、13 913万头，猪和羊1965年的产量为1957年的114.4%、141.1%；当年社会商品零售货源同购买力的差额，从1961年到1965年，分别为-26.9、58.2、29.8、14.9、8.4，市场物价趋于稳定。[10]170-174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普遍改善，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用油和棉布的消费量略低于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年份1957年的水平，但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仍得到改善。1965年国民收入达到1 387亿元，比1962年的924亿元增长50.3%，比1957年的908亿元增长52.7%。职工的平均工资基本上逐年提高，从1961年到1965年，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537元、592元、641元、661元、652元；实际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五年分别为93.0、98.7、113.7、121.7、121.5。[11]166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从1961年到1965年分别为124元、126元、124元、127元、133元，1965年比1961年增加9元。农民消费水平分别为87元、93元、94元、99元、104元，1965年比1961年增加17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248元、248元、240元、253元、259元，1965年比1961年增加11元。[12]23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1965年为368斤，比1962年的329斤增加39斤，略低于1957年的406斤；人均食用油消费量1965年为3.5斤，比1962年的2.2斤增加1.3斤，略低于1957年的4.8斤；人均猪肉消费量1965年为12.6斤，比1962年的4.4斤增加8.2斤，略高于1957年的10.2斤；人均棉布1965年为16.8尺，比1962年的10.6尺增加6.2尺，略低于1957年的19.5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达到657亿元，比1962年增加53亿元，比1957年增加183亿元，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充足，高价商品也改为平价供应。[13]243此外，“二五”时期加上1963-1965年的三年，国家还新建住宅面积15 283万平方米，以满足人民的住房需求。[11]45

三、重视人民生活始终贯穿于十年历史之中

综上所述，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的生活，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列入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之中，人民生活水平同建国初期相比也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这一时期的成就是十年历史的主导方面。当然，这十年之中也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人民生活遭遇到困难，但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忽视人民生活的结果，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希望迅速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未找到正确道路的结果。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感更加紧迫，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发出了五六十年不能超过美国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的感慨[14]89。在急于求成心态的支配下，在“超英赶美”口号的号召下，利用各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沿用革命斗争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兴起。由于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这次探索遭到严重挫折。党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经济建设不能超越阶段，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等。这些经验教训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总之，这十年的成就是主要的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客观地认识党在这一时期的民生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着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内掀起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夸大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的历史，借此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习近平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命运。”[15]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这十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是这十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尽管十年中出现了失误和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探索正确的道路，努力实践民生幸福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设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生幸福在曲折中探索的十年。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6]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17]。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柳随年，吴群敢.“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1]国家统计局.光辉的三十五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12]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13]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3-07-22(8).

[16]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人民日报，2012-11-16(1).

[17]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3-18(1).

(责任编辑：袁 茹)

2015-03-18

豆庆升，男，新乡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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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695(2015)03-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