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也是一种温暖——迟子建对生命和死亡的观照

时 悦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戴锦华在评论迟子建的作品时说:“生与死在迟子建笔下有着一份别样的单纯与质感，但不是、不仅是诗情书写中的生的礼赞、生的悲歌或死的哀叹。在迟子建笔下，比对生死之秘的痴迷更为清晰的，是颇为独特的对生死之谜的了悟。”正是迟子建这种“颇为独特的对生死之谜的了悟”为我们研究她的生命与死亡意识带来了颇为独特的价值。

一、迟子建独特的生死意识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一)死亡是生命中的必然

迟子建在一次采访中曾谈道:“所有人在现实中活着，活得小心翼翼，畏手畏脚，不敢说死亡的话题，好像是一种魔咒。死亡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巨大话题，源自于我们内心对死亡的一种恐惧，是无知无觉地笼罩着我们。”的确，死不是一个事件。人生下来就意味着走向死亡，死亡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构成生命完整的条件。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这种“死亡是生命中的必然”意识尤为凸显。她总是毫不隐讳地用一支笔，将死亡的事实穿破并呈现在我们面前。

死亡对很多人来说就像寒流一样，是害怕靠近的，甚至在日常谈话中也很少出现有关死亡的话题。当许多作家歌颂爱情的美好、幸福的完满时，这个东北女作家书写的却是生命和死亡的无常与必然。在她的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温存与伤怀，因此她不惧怕寒流，不惧怕死亡。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生与死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事先预知的、可知的宿命。只要有生，就必然会有死的观照态度使她的小说普遍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水般清新脱俗的气息。

(二)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对生命自然的回归与敬重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现状和沧桑变迁史。鄂温克族是一个以游猎、采集为生的民族，他们自由地徜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共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崇拜火神、山神“白那查”、风神等一切至高无上的存在。死后的人必定要经过自然的洗礼，风葬、火葬等葬礼是对死者灵魂的超度。“选择四棵挺直相对的大树，将木杆横在树枝上，做成一个四方的平面，然后将人的尸体头朝北脚朝南地放在上面，再覆盖上树枝”。在鄂温克族人看来，生命和死亡是统一的，死亡是生命的延续与开始，而这种生命的新的开始一定是在自然的伴随下完成的。“尼都萨满用桦树皮铰了两个物件，一个图形是太阳的，一个是月亮的，把他们放在父亲的头部。我想他一定是希望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中还拥有光明”。在他们眼里，死亡是可知的，它是一扇门，是通向神灵的门，死亡意味着与自然神灵永远地合为一体，他们仍然与活着的人在精神上保持着联系。因此，死亡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不是痛苦，而是超脱。

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是神灵的替身。他们不相信科学和现代医术，萨满是他们唯一的氏族拯救者。而这种拯救是通过“跳神”的方式得以实现的。笔者以为，“跳神”“风葬”这些传统仪式的本身就是崇敬生命、与生命的内在交融，是回归于自然的朴素。而这也恰恰是迟子建对生命的观照态度: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对生命中最纯粹自然的本真状态的回归。

(三)生命与死亡的诗意和审美意味

评论家谢友顺说迟子建是“忧伤而不绝望地写作”。忧伤，是对生命的挣扎，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对苍茫世界的变幻无常的感伤。不绝望，是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生命之光的渴望与憧憬。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风格，使迟子建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悲悯，无论是写生命，还是写死亡都无不渗透着她的悲天悯人的生命态度和对生命死亡形式的永无止息的探索。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蝴蝶从丈夫的剃须刀盒子中飞出来为结尾:“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闪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这不仅暗示着主人公(同时也是迟子建自己)完成自我的情感拯救、精神救赎，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超脱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更表现了作者一种悲天悯人的、对生命孜孜的渴望和希望，读来始终带有一种蝴蝶般的浪漫气息。

笔者以为，这种生死的诗意与审美终极源泉可能是东北民族的萨满教。在这一宗教的超度中，将一切死亡与悲痛化为生命的平静与安详，与自然相融为一体，从而使信仰它的人获得心灵的永恒与温馨，重新获得对生命的渴望与希望。对于迟子建来说，她相信宗教，相信灵魂和天堂，“我总是比其他人更加喜欢梦见亡灵。他们与我频频交谈，一如他们活着”。这就使她所理解的生与死都披上了神灵之光，带有形而上的宗教意味。

二、迟子建个体生死意识溯源

每一个作家的个性、思想意识的形成都是多因素的，受到自然、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文学创作的历程，就是生命的历程。我们从文本出发，将迟子建生死意识的形成原因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高纬度的极地环境、独特的地域文化烙印以及寒流般的人生经历。

(一)高纬度的极地环境

迟子建生长在中国最北端——北纬53 度左右的漠河。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带来的是漫长的寒冷和多半年时间的白雪飘飘。这严寒的气候使大自然的植物瞬息万变，而迟子建对人生的最初认识，恰恰就来源于对自然界无常的感悟。

极地无边的寒冷是无法躲避的，“粘粘的雪花风舞在空中，冬天就这样准时地来了”。“一进入九月，大地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河流，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需要生起火炉，火炉对北极人们的意义远大于温暖、希望，笔者认为更多地应该是一种崇拜，一种可以让人活下去的东西。他们崇拜火神，火神与人们的信仰在一起，与人们的精神在一起。有火，有信仰，寒冷的生活才能继续。迟子建在《会唱歌的火炉》中写道:“冬天一到，火炉就被点燃了，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一直到次年的五月，春天姗姗来临时，火炉才能熄灭。”“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笔者以为，燃烧着生命之光的火炉和极端的寒冷分别象征着生命和死亡，二者是北国的自然环境带给迟子建的最深刻回忆，就像烙印一般，同时也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范畴。也许它们恰恰成为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本质积淀。相互共生的飘雪与火炉，寒冷与温暖，使迟子建领悟到生与死的必然共存。在北极村，长时间的寒冷已经被那里的人们所习惯，融入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从而成为温暖的一部分。就像面对寒冷一样，死亡对于她来说并不可怕，不是一个让人怯懦、躲避的东西。相反，这种死亡会带来一种释然，对生命的释然和超脱。它是生命形式的一部分，是一种别样的生命姿态。

北极村由于常年严寒，人口非常稀少，整个村子也不到一百户人家。人与人的熟知程度绝不似今天水泥高墙、高楼大厦营造的封闭的人际关系。在北极村，个体是与整个村子连在一起的，因此，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村子里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为人们带来哀痛。迟子建目睹了太多死亡，太多离去，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度会被提高，更容易从失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从沉浸转为超然，选择以一种外观的视角对死者进行祈祷和悲悼。

(二)独特的地域文化烙印

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几乎每一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建构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上的。纵观现当代文学史，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梁晓声笔下的北大荒等等都孕育着极大的创作张力。对于迟子建来说，东北这片广阔的黑土地给了她无穷的文学滋养，也对她的生命和死亡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迟子建生长的东北黑土地上，山川河流滋养着繁多的草木和凶猛的野兽。然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是共生的，不是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处在敬畏、和谐、健康自然的关系中。他们把一切生物都视为有灵性的、有生命的，因此，“敬重生命”“包容一切”是东北地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她在《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写道:“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民风纯朴的边塞的缘故，她们是那么的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爱意。”这种东北人民身上所体现的善良宽厚、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基本成为迟子建对生命的态度。

在这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除了哺育了有灵的万物，还孕育了妖娆的神话与传说。在迟子建的笔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围栏、村舍无一不沾染着神话的色彩，比如《逝川》中的泪鱼、《亲亲土豆》中的土豆、《酒鬼的鱼鹰》中的鱼鹰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大多讲述的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忠实于内心生活的信念。这些看似虚无的神话始终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迟子建的文学，并构建了她对生命和死亡的意识。

此外，独特的宗教也对迟子建的生死意识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东北地域广阔，少数民族众多，如鄂伦春族、朝鲜族、鄂温克族等，而这些民族大多信仰萨满教。把生死问题自然化，把自然人格化是萨满教生死观最主要特点。他们对待生死问题时，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但并没有将二者关系绝对化。萨满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赋予的，而人的生存权利是由大地母亲所掌控的。如果没有上天的创造、大地的奉献，人是不能存在的。从这一点看，萨满教将人的生成与存在完全交给了天地自然，可以看出，在形式唯物主义的背后隐藏的是实质的唯心主义，这种“天父地母”的生死观带有普遍的神秘性与虚幻性。女人们采集浆果，男人们狩猎砍柴，在这种本质朴实的生活与自然之间也因此保持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们敬畏自然，自然在他们眼中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天神，掌管着一切万物。而神与人沟通的中介力量就是部落中的萨满。萨满传达着神的意志，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他知晓天地，沟通万物，能听懂每一株草木的语言。正是萨满教中“敬畏神灵、敬畏生命、万物有灵、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成为迟子建创作的源泉，并对她的生命和死亡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将人生比作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然过程，由天地万物所掌控。她在接受《人物访谈录》的采访时也说道:“我是比较唯心的，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我宁愿相信它存在。”

迟子建从小生活在北极村，与俄罗斯只有一江之隔，儿时的她对额尔古纳河左岸充满了好奇与想象。在《暮色中的炊烟》中她提到，在北极村姥姥家旁边，住着一个俄罗斯老太太，曾教她识字和跳舞，“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她外表的冷漠和平静，与她内心的热情奔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老毛子”后来也成为小说《北极村童话》中东窗老太太的原型。老太太的爱笑、爱跳、热情、善良、随性使儿时的迟子建对俄罗斯有了最初的认识，而这种随性洒脱的俄罗斯人性格也对她的性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后的迟子建更是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科夫等俄国文学大师满怀敬意，俄罗斯民族的“朴素、深沉、静美”深深扎根于迟子建的内心。这种来自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异域文化使她对生命、对死亡也无不怀着一种朴素而深沉的情感。

(三)寒流般的人生经历

在童年时期，迟子建因为淘气调皮，而被母亲抛弃在姥姥家，甚至还差点过继给二姨。在姥姥家，她是孤独的，没有玩伴。“被抛弃”与父母缺席的童年回忆，让迟子建感受不到父母的疼爱。童庆炳先生曾说:“童年的缺失性经验，从根本上说，是作家的沃土，作家在他的一生中永远可以从这里获得生命力的发动。”笔者认为，这种缺失性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开启她的生命意识，使视角向内转，在孤独中体察、观照自己的内心，从而渐渐萌发对生命、对死亡的独特领悟。

而成年后，迟子建经历了一场寒流般的人生变故——年仅49 岁的父亲的去世。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突然的，一切都毫无准备。父亲的去世是迟子建第一次面对亲者的死亡，生活的突变会引发心理上的转变。死亡的沉痛和对人世的感伤是必然的，但这场家庭的变故对刚成年的迟子建来说，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和对死亡的认知，她在《棺材与竹板》中说道:“我现在仍然认为命运是不可知的，那个小瞎子所预言的一切，也许只是巧合吧。如今我怀恋的，只不过是已消逝的雨季那沉郁的竹板声，那当时听起来令人恐惧的命运的敲门声，如今回想起来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雨滴，弥散着别样的清凉。”

2002年，迎接迟子建的是人生的第二次变故——丈夫因车祸而突然离世。在迟子建眼中，丈夫黄世君是上天赐予她的礼物，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都非常出众。丈夫的去世，无疑是对她的巨大重创，她曾经用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状态:心灰意冷，身心俱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迟子建推掉所有的笔会，将自己独自关在家里，不敢接电话，怕别人安慰;不敢上街，因为每条街道都曾留下了她与丈夫的回忆。她终日以泪洗面，以致眼睛疼痛得无法看书写作。迟子建几乎走向了绝望的边缘，她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曾疯狂地将彩虹幻想成是丈夫的化身。经过心灵的痛苦折磨，最终她还是从伤怀中走了出来，从沉痛的死亡中体悟到了“彩虹虽然绚丽，但它已是天上之物。我明白世上但凡美好的事物，是最容易遭受摧残的。美好只是惊鸿一现，转瞬即会化为云烟。”(《尼亚加拉的彩虹》)正是由于参透了瀑布永恒而人世短暂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她平凡而朴素、超脱于物外的生死观念。

三、结语

生命与死亡是文学中含义最深刻的一对命题。独特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和人生经历都使得迟子建形成了与一般作家不同的生命与死亡哲学观。对于生命，她怀着永恒的敬畏与热爱。对死亡，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她始终保持着达观而超脱于外的境界，在忧伤而不绝望中挖掘着生命的诗意与浪漫，用温存和柔软的笔触寻找着自然般的生命与死亡张力。她笔下的小人物没有因死亡而显得过于悲痛，反而是用一种受孕般的平和去面对必然的人生宿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呈现出自然而健康的生命本真。

［1］黄晓珩.迟子建的死亡书写［D］.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马英.论迟子建小说的死亡叙事［D］.武汉: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陈靖.“给温暖和爱意”——论迟子建小说的死亡叙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4］李晴.寻找永恒的精神家园——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理想世界［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