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参与文学传播动因考察

杜 刚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对文学传播效果有显著影响的名人，包括文学自我传播过程中的创作主体以及文学他者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传者。前者因其自身具有某些社会显著知名的因素，影响着自我作品的传播深远度;后者主要是那些在文坛、政治等领域具有显赫身份的人士，在他人文学传播过程中往往起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左右着文人及其作品的更大范围传播。

通过传授讲习、注释考订、题跋作序、传抄刊刻等传播方式，名人们借用各自的影响力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发挥着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作用。因其不同的身份角色，名人们在参与古代文学传播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传播目的与动因。从这些多样的动因考察中，我们可以探究出名人们是怎样影响着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一、兴趣爱好动因

(一)对文学(史学)价值的肯定

在文学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往往首先是作为文学的接收者而存在着。因此，作品是否能够满足传播者的心理需求，能否使传播者在情感、艺术上与作者产生共鸣，是决定传播成败的关键。传播者未能从作品中获得共鸣，便很难产生传播的欲望以及进一步的传播行为。而当遇上优秀作品后，对文学(史学)价值的肯定会促使其产生强烈的传播欲及积极的传播行为。

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情感，这种情感由诗人受到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触动而生。而陶渊明的“咏贫之作”抒发由生活触发而生的情感，乃符合钟嵘的诗论理念。所以，钟嵘在其诗论中对陶渊明给予极高评价，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P13)。同时钟嵘认为诗歌应有文采，尽管当时大部分文人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质朴无文，宛如“田家语”，但在《诗品序》中钟嵘认为陶渊明的《咏贫士诗》七首是“五言之警策者”，乃“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是有文采的五言诗中的精品。他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陶渊明诗歌的广泛传播。

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自序中说:“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陈继儒、谢肇淛等明代知名文人，均把小说放在与正史并列的地位上，认为小说有弥补史书缺失、羽翼正史的优势。在知名文人重视小说史学价值的观念影响下，小说的广泛传播不仅增加了新的理论基础，小说的地位也得以提升，进一步拓展繁荣的空间。

(二)对文品人品的推崇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价值背景下，人品文品成为文学传播与接受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文学传播的前批评阶段往往有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如果文学名人具有完美的人格，那么其作品的传播价值往往会得到极大肯定;人品愈是高尚，其作品传播越广，接受人群越多。孔子著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杜甫的爱国诗等都是因为作者高洁的人格，而得以千古流传，成为经典。

西汉淮南王刘安评价屈原曰:“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正是对屈原人品的极力推崇，他对屈原作品《离骚》也给予高度评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2］(P465)

(三)对诗文风尚的倡导

古时的文宗权威，出于对某种诗文风尚的倡导以及对诗文的反驳与突破，常常以对某作家的推崇为着力点，为当时的文坛树立一种新的典范与风尚，并形成一段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话语和价值系统。

尽管李白拥有非凡的创作才情，但始终未能成为唐代诗坛的领袖，即使在其去世后，也一度少有人提及或模仿其诗。杜甫的诗作在生前更是备受冷落，从开元、天宝直至大历年间，杜甫诗作几乎未产生广泛的影响。晚唐王赞为方干《玄英集》所作序言曰:“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3］一代诗圣，其诗作在生前居然处于“无声无臭”之境地!

而变革诗风的主将韩愈则是改变李杜诗歌命运的关键人物。大历诗坛在盛唐诗创作范式的笼罩之下，一味追求清雅平和而规避现实矛盾，缺少风骨意气。韩愈等人则竭力冲破清雅含蓄的诗歌审美范式，对先秦两汉以来“言志”“美刺”等传统予以继承发扬。而在这场诗风变革之中，李白、杜甫的诗歌价值得到韩愈的重新发现并大加推尊。韩愈自身诗歌风格偏于奇丽壮大，与李杜诗歌富有“气势”之体一脉承之。在《调张籍》中，韩愈对李杜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送孟东野序》中，对李杜等人借诗歌发表议论之举也给予高度评价，其“不平则鸣”之论反映了韩愈借诗文“鸣国家之盛”的创作思想。韩愈的“李杜独尊”其实正是对诗歌“言志感怀”创作原则的回归与强调。或者说，正是韩愈以“言志感怀”的诗歌观念发现了李杜诗歌的重要价值。

(四)对情感志向的抒发

当作为创作主体的名人将自己内心情感诉诸文字，借以表达其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时，如果此种情怀与广大受众审美心理获得某种契合，那么，其诗文将会超越抒写者、吟唱者个人的心理满足，而扩展为满足更广大受众的阅读期待，于是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

张衡通过《归田赋》表达了自己远离污浊仕途、憧憬情趣田园的心志;曹丕的《燕歌行》表达了思念、寂寞与悲伤;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既蕴含人生哲理的探索，也寄寓着游子思归的离别之苦;范仲淹借《岳阳楼记》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以及对好友的慰勉之情;陆游借《钗头凤》表达了他对唐婉的深切眷恋以及难以言状的凄楚心情。从传播学角度看，越是知名人士，其内心情感越能获得受众的窥探与关注;创作主体情感志向越是真挚浓郁，其作品越能获得感人的力量。当创作主体传播的个人体验与公众的最普遍感受相融合与共鸣，那么这种情感所引发的读者内心体验也就越深刻，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认知效果就会大大增强，也更容易体会到作品背后更深层次的内涵。

二、社会理想动因

(一)传播文化

在我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不少的文化名人充分发挥自己掌握的知识优势，积极投身文化知识的传播，使得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繁荣。

《诗经》在状物或抒情时，也包含一些名物知识和农事生产、季节变化、衣食、战争、文化礼仪教育等多方面的生活知识内容，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诗经》的传播过程中，孔子提出要把诗三百篇作为博物知识课本，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中多记鸟兽草木以起兴言志，故学《诗》至少能习得不少名物知识。西晋陆机通过编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经》中记有的许多动植物名称加以专门注疏，这样人们既对《诗经》的理解变得相对容易，在博物知识的接受上也相应增加。春秋战国时期，“诗三百”被广泛用作教材，整个社会出现学诗、用诗的风气，进一步扩大了其传播范围。

(二)淳风化俗

古人以文学“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的教化意识为传统，强调诗文对社会风气的淳化、人文伦理的建设发挥劝导作用，充分发挥文学传播的指导功能。

在小说的传播活动中，明代的小说批评家强调应从小说的社会指导价值角度去选择作品、阅读作品。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对整个社会有着极大借鉴意义的书，强调各级官员一定要阅读《水浒传》，这样才能深明施耐庵、罗贯中张扬“忠义”的发愤之图，才能增长忠义报国之心。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认为，小说具有醒世导愚的社会功用，可以提升百姓的道德规范，而这种功效又是恒久的。他认为乱世之中，“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4］(P232)。认为小说可以醒人，进而醒天，作品内容合乎道德规范，则人亦遵守道德规范。小说家的责任即在于以作品“裨益风教”，而这种“裨益风教”更为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实际效用。

(三)讽喻劝谏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少关注社会兴衰的有识之士，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为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意见被上层所信用，纷纷著书立说，讽喻劝谏，以文章和说辞来干预国家政治，形成广义的文学传播。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墨子、孟子等诸子游说活动中产生的文学，大多具有讽谏说服的教育功能。如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孔子劝导人们重仁、尚礼，墨子劝导诸侯兼爱、非攻，孟子游说诸侯施行仁政，庄子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苏秦、张仪劝说六国合纵连横，荀子则是劝人为学。

汉代具有“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这一传统在后来的诗歌或文章创作中也得以发扬，文人们借诗文以反映民生疾苦，对统治者们施以讽喻劝谏之语。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书》都有谏诤时政的动机;唐代白居易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念下，创作了《秦中吟》等“使权要者扼腕”的干预时政之文章;柳宗元的《临江之麋》《黔之驴》等作品，则是其在各地为官期间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喻诗。在讽喻劝谏的传播动机下，中国古代诗赋文章的深远传播得到有力的推动。

三、时代风尚动因

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由文学家、理论家和普通读者共同创造，是集体审美趣味与时代风尚的结晶。当个人经典符合公众品味及时代审美潮流时，就有可能上升为公共经典。因此，在古代文人中即便是知名人士，其创作或参与文学传播，都会考虑甚至迎合当下的文学审美风尚，以使作品能得到广泛传播。

在陆游的词体观念中，以创作态度说，他原是看不起这种文学的。在《长短句序》中，他认为词是雅正一变再变之后，“其变愈薄”的“季世”之音，并写道:

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5］(P2101)

可见在陆游的时代，文人为词是一种时代风尚，为迎合世俗，陆游也曾提笔作词。尽管自己“晚而悔之”，已绝笔数年，不再作词，但整个社会依旧“渔歌菱唱，犹不能止”，词的创作仍然旺盛，词唱传播依旧兴盛，加之“旧作终不可掩”的敝帚自珍心态，陆游终向时代风尚妥协，将自己的词作入集并出版，让词作进入传播链条。

著名文人对时代风尚的关注，对大众审美情趣的创作反映，着实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时代的风格潮流与文体流变。

四、个人名利动因

(一)谋划仕途

在古代，学子们发奋诵读经史、习文做诗的原初动力似乎来自书中之“千钟禄、黄金屋、颜如玉”。能借文扬名，从而跻身仕途，甚至闻于天子，成为古代文人的普遍心态。

四十余岁的孟浩然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语意双关、含蓄表达了自己不甘闲居并希望张九龄予以引荐而出仕济世的愿望。杜甫虽说“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却向唐玄宗进献《雕赋》和《三大礼赋》以期得到赏识与重用。苏东坡进献《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的时候，他真正的意图或许并不仅仅止于文学。更典型者如李白，尽管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激愤与感慨，但四十二岁之龄受到唐玄宗的征召入京，也不禁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语;在不被重用之时，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纵观其诗行，吟咏之中终究激荡着强劲的“谋帝王之术”的功名之心。

汉武帝喜爱辞赋，曹操雅爱诗章，唐朝以诗文取士，凡此种种，引得众多文人为登科入仕而留下大量优秀之作。知名文人因功名之心、利禄之欲而积极投身于诗文传播，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二)求文扬名

文人为文，期待作品受到大多数人的称许而扬名于世，当是最为朴实的动机。而当仕途不通，退而著书为文，通其道于世，实乃合情之选择。古代著名文人重视通过自述、自注等方式来促进自己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以求诗文扬名于世，体现出强烈、自觉的主观传播意识。

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云:“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既表现出他特别在意后世之人对自己诗歌的评价，也反映出他对自己作品能广泛流传充满了自信。在其《南冠录引》中嘱后人传存其作，“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其存史留名意识、立言传世的思想得到鲜明体现。

范晔在《后汉书》自序中写道:“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范晔对别人的著作总是不甚满意，唯有自己的作品含有精意深旨，几乎无一多余的字，变化无穷，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称许它!范晔为文扬名的心态在此显露无遗。

(三)营销射利

因社会地位的低下，即便知名文人，出于生计需要，也时常“著书都为稻粱谋”。由此一来，他们的文学创作及其传播活动无可避免地带有私利目的。

汉代赋家为衣食利禄常常寄居诸侯门下，在主子的号令下积极为主子制赋作颂。枚乘因创制《柳赋》而获梁孝王赐绢丝五匹，司马相如作《长门赋》而获陈皇后之黄金百斤。可见，在封建君主的提倡下，利禄引诱的确是著名赋家积极参与汉赋创作的重要原因，由此推动了汉赋的兴盛与传播。

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为了营销图利，在书商邀请之下他编刻了《古今小说》，以满足人们对通俗小说的阅读兴趣。实际上，文学一定程度的商品化，既造就了一批以营销射利为目的、以文学创作传播为职业的文士，也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流通速度，拓宽了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大了作家在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

［1］钟嵘．诗品［C］//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陈本礼．屈辞精义［C］//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王赞．玄英集原序［C］//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4］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5］陆游．渭南文集［C］//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