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曹文刚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受到海外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她创作时间长，作品数量众多，主题丰富多变，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作品被译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外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30年来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总结和分析，使我们了解其作品在海外受关注原因，并进一步了解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各种因素，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一、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

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国家出版机构的对外推介。专门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丛书译介了王安忆的作品。这种渠道主要有1951年创刊的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期刊和1981年开始发行的英、法文版“熊猫丛书”。《中国文学》翻译刊发了王安忆的《命运交响曲》《小院琐记》《话说老秉》《妙妙》等。“熊猫丛书”翻译出版了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收入了《雨，沙沙沙》《流逝》《舞台小世界》《人人之间》《小院琐记》《命运交响曲》等小说。“熊猫丛书”出的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比如《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也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2010年，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翻译出版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集《小酒馆》。此外，《人民文学》在海外发行的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刊登了王安忆近期的小说《黑弄堂》。香港《译丛》(Renditions)英文杂志由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译丛》翻译发表了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名旦之口》《雀鸠一战》《街灯底下》《叔叔的故事(节选)》等小说。

二是国外出版的以及国内出版、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选集收入她的作品。1988年刘年玲编译的《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收录了王安忆的《朋友》，1989年戴静编译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入了王安忆的《老康回来》，199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时机尚未成熟:当代中国最优秀作家作品选》收入了《老康回来》另一译本;2001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夏颂编辑的英文版《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中国当代女性情爱小说集》收入了《弟兄们》;2003年出版的《迷舟及其他中国故事》收录了《艺术家之死》，美国女编辑金婉婷编译的《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收入了《弟兄们》的另一译本，同年出版的《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则选译了《姊妹们》。《哥伦比亚当代中国文学选集》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编辑，收入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第一章《奶奶》。

三是国外的汉学家和出版商翻译出版她的作品。通过这种渠道译介到海外的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1992年，由英国著名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锦绣谷之恋》英文版在纽约出版。2008年，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美籍菲律宾华人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英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康奈尔大学还于2010年出版了《忧伤的年代:王安忆自传作品选集》，选译了王安忆的自传体小说《忧伤的年代》、《乌托邦诗篇》以及散文《女作家的自我》。

二、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接受

随着王安忆作品越来越多被译介、传播到国外，王安忆在国际上的声誉不断提高，其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安忆作品的接受群体逐渐扩大，既有普通读者，也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通过这位中国当代优秀女作家的作品，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认识中国社会，走进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王安忆作品的外文译本中，《长恨歌》影响最大。这部小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长恨歌》外译本在国外出版后，受到国外读者、评论家、作家的广泛的赞誉，这是王安忆在海外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2011年，王安忆因这部作品获得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项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最终候选人提名，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对女主人公一生的描摹，叙述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和时代风景。西方人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他们可以借此了解上海，勾起对上海的怀旧，了解中国的民族个性、文化心理和各种社会问题。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45年到1995年，上海经历了磨难和变迁，女主人公王琦瑶起伏的人生也书写了一个警世寓言。

法国《世界报》的书评写道:“王安忆精雕细刻，细腻微妙地表达了人物的焦虑、激情和羞耻，而最令人震惊的则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画。”［1］美国作家普罗斯认为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很聪明，本质上很善良，但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情感，她天生丽质却又平凡普通。”“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细腻而深入的描绘充分展示了她的作家天赋。”“小说的主题隐含于那些永恒性的元素之中，时代潮流的急剧变化与市民生活的持久不变交织在一起。”小说开篇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弄堂、闺阁、流言、鸽子这些上海独特的风景。“弄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为小说诗意的描写提供了场景。”这种散文化的片段描写在书中俯拾即是，它们所具有的长久性意义代表了一种真实的上海生活。这些持久性的元素构成了故事的背景和外延，构成了上海城市独特的风景，也是故事真正的韵味所在。历史的变迁投射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上，宏大的叙事居于幕后，故事在寻常巷陌中展开。“当小说接近尾声时，读者对小说中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伤感，这种伤感反映了读者对就要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念”［2］。

《出版人周刊》认为《长恨歌》是“结构精美的循环式叙事，在城市变幻的背景下角色类型与事件重复发生的方式令人难忘”［3］。美国著名汉学家王德威教授认为，《长恨歌》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部有重要意义的小说。《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利萨莫维士在文章中写道，《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出色的小说，用一个女性的故事来反映上海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动荡，对上海弄堂的细腻描绘和对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悲情塑造令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这部小说让王安忆成为当代中国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利萨莫维士把王琦瑶一生命运多舛归因于她过于看重自己的美貌而忽视了道德修养，并分析指出《长恨歌》的广泛流传，一是在于它的艺术魅力和对传统道德的维护，二是和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结有关，它迎合了人们对上海的怀旧情绪，对上海的怀旧和上海背景容易使《长恨歌》引起共鸣［4］。《长恨歌》的英文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强调这部小说的上海背景，将女主角与上海这个城市紧密相连。英国Michal Hockx 教授认为，这个副标题的添加是“合理的选择”，突出了上海这个城市主题，这部小说表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小说’”［5］。

《长恨歌》英译本虽然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上海形象，但它在海外接受中被扭曲和改造。《长恨歌》的英译者白睿文和陈毓贤对原著的文本形态和风格进行改变，以便于英语读者接受。白睿文在译本前言中说明了为了“英语的可读性”，对于原著的审美形式进行了消解。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对《长恨歌》进行了改译，以消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加译本的阅读效果，这也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操纵。《长恨歌》英译本细致、精确地描写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其叙事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达，游离于宏大历史之外，契合了西方的文学审美。然而，西方在《长恨歌》的接受中却凸显了政治性的解读，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这种随心所欲的阐释使得对《长恨歌》的理解变得褊狭。西方人还特别青睐《长恨歌》的第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写的是充满殖民色彩的老上海，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西方消解《长恨歌》中异质性文学因素，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读，人为地放大第一部分，都体现了英语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建立在对中国的固有观念上，也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上，这也说明，虽然西方读者已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译介到国外后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流逝》所选的小说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状态、人际关系，有助于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斯佳丽·程认为，西方人想要从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流逝》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6］。小说集中的中篇小说《流逝》得到巴勒斯坦裔英籍作家安曼胡笙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小说把个人生活与政治斗争融合起来，描述了一位中年女性在“文革”时期灰暗、琐屑的生活，表现了一家三代人不同的对政治变革的态度，具有社会学意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思索以及主人公之间的对话，用事实呈现的方法展现人物的复杂感情［7］。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之所以在西方引起关注，是因为这“三恋”是中国当代文学较早触及性题材的作品，也是女性主义作品。西尔维亚·陈在一篇关于《小城之恋》的书评中写道:“中国新时期文坛对性主题感兴趣是长期性压抑之后的反弹，女性作家创作性主题小说需要相当的勇气。”“王安忆作为知名女作家一直以优雅、纯真著称文坛，20世纪80年代，她率先发表了表现女性性爱的三部小说，突然把创作转向性爱主题，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8］长期以来，中国女性“缺少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和人性尊严等现代思想观念，更遑论形成自我主体性了”［9］(P175)。“三恋”中体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女性优越于男性的观点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

三、结语

王安忆作品在海外受到广泛的接受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她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面面镜子。这一层面的接受主要不是文学接受，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接受。二是作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创作了很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品中对性别关系的描写及其女性主义思想契合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三是王安忆的许多作品都以上海为主题或以上海为背景，比如《长恨歌》，对上海的理解与书写，成为西方人认识上海的重要渠道，也与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结相吻合。考察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提供了有益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王安忆及其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要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得到广泛接受，就要积极促进中外文学的相互了解与尊重，摆脱民族中心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急于求成，而是慢慢积累，实现中国文学在海外原原本本、完完全全地被接受。

［1］陈熙涵．《长恨歌》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N］．文汇报，2006－06－02．

［2］Francine Prose.Miss Shanghai［M］.The New York Times，May 4，2008．

［3］Review: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 of Shanghai［M］.Publishers Weekly，Jan．28，2008．

［4］Lisa Movius.Rewriting Old Shanghai:Tragic Tales of Beautiful Young Girls Titillate Again［J］.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6－18，2003．

［5］Michal Hockx．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EB/OL］.Oct．，2009．http://mcb．osu．edu/rc/pubs/reviews/hockx．htm．

［6］Scarlet Cheng．More Than the Basics［J］．Belles Lettres，Vol．4，Iss．2(Winter 1989)．

［7］Aamer Hussein.Catalysts of Change［J］.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1，No．3，July 1989．

［8］Sylvia Chan．Book Review:Love in a Small Town［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6，July 1991．

［9］张清芳，陈爱强．柏杨的文学思想综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