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立宪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罗京生

王燕琦的长篇历史小说《末代皇朝》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过描摹晚清京城风物，记述载沣、吴禄贞、袁世凯、梁启超、隆裕太后、奕劻、良弼、张绍增等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梨园名伶、青楼女子的风尘际遇，展现出时代变迁，抒发了兴亡之感。

有关辛亥题材的书籍这几年出得很多，如广西大学出版社的《辛亥：摇晃的中国》、贵州出版集团的《辛亥革命100年评忆》、中国长安出版社的《革命真史：辛亥革命现场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天变：辛亥革命纪实》，还有美国牧师阿瑟·贾德森·布朗所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等，原因除了时逢辛亥革命百周年，出书以示纪念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前我们国家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改革，如宋代王安石改革，明代张居正改革，以及晚清年间的立宪等，并分析得失，比较利弊，以资借鉴。这从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早期出版的有关辛亥题材的书籍，多是记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活动，而近期出版的辛亥题材的书籍，则更注重反思探讨晚清政府的立宪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大清王朝是被武昌起义推翻的，这一点人所共知。但是如果再深入思考，从孙中山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政府举行的武装起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长沙起义、潮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但是这些起义都没有成功。武昌起义仓促发动，起义之时，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都不在现场，也没有远程指挥，后来还是起义的士兵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军协统黎元洪，用枪逼着他当了起义军的都督。就是面对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大清帝国却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是为什么？这中间究竟是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又是哪根稻草最后压垮了大清王朝？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回顾一下晚清时期的几次改革。晚清政府一共进行过三次改革，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吃了败仗，加上太平天国造反，闹得大清王朝鸡犬不宁，于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大清官员便提出向洋人学习，即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人称为洋务运动。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第一次改革失败了。随着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又站出来，他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搞起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锋芒所及，从兴办实业、组织商会、改革财政、裁撤冗官，到废八股、兴西学，无所不包。但是这次改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官员的强烈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只实行了103天的新政被废止，第二次改革又失败了。不过这两次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大清王朝并没有垮台，还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只是在第三次改革失败后，大清王朝才彻底玩完。

第三次改革是预备立宪，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皇族自己推出来的，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于顶层设计。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全国人民对这一次改革抱有特别的期待。可是当清政府宣布新内阁组成时，全国人民才知道上了一次大当。13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9人，其中7人为满清宗室，汉族官僚只有4人，原来人们翘首以待的新内阁，竟是一个皇族内阁。这次由顶层设计的改革，不但没有收回民心，反而让社会各界，从革命党到立宪派人士，包括在清政府中任职的汉族大小官吏，都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大清政府丧失了它最后的社会基础。新内阁出台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了，延续了260多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满清皇族作为中兴之举的立宪改革，最终成为压垮大清皇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末代皇朝》是以小说形式对晚清第三次改革失败进行的反思。小说撷取1910年秋天至1911年秋天这一个历史时段，这个历史时段发生了不少大事件，如“国会请愿”“皇族内阁”“铁路国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滦州兵谏”“改组内阁”“摄政王辞位”等，但作者并没有被这些历史大事件所局限，而是像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那样，将笔触深入到一般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细枝末节中，如贝勒走票，修葺西御苑等，虽然都与改革立宪无关，但却暴露出执政者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性，而这些弱点和局限性恰如青萍之末，成为大清王朝走向崩溃的前兆。

《末代皇朝》一书中人物众多，有立宪派领袖梁启超，革命党人吴禄贞、张绍增，北洋首领袁世凯，邮政大臣盛宣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大清政府民政部警察顾问川岛浪速等，尽管他们命运各不相同，但是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都纵情演绎了各自的角色，没有辜负时代的眷顾。不过作者最为用心描摹的还是当政的皇亲贵戚，如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禁卫军协统领良弼、民政大臣肃亲王耆善，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军咨大臣郡王衔贝勒载涛、筹办海军大臣郡王衔载洵等。对此，作者曾解释说：“一百年来，反映辛亥革命与清朝覆亡的文艺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写到当政者——摄政王载沣以及满清权贵集团之时，鲜有真实，反映其执政得失及立宪举措，也大都沿袭成见，遵循窠臼，缺乏理性、客观的态度。近年来，对于清末立宪的评价，官民各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论争已超出学理的范畴。当初读立宪史，深受震撼，悲欣交集，对于一代先驱，油然生成敬意，遂发大愿力，以历史小说形式，记述其兴亡成败，烛照现实。”

载沣等一批皇族少壮派曾被视为立宪改革的希望，他们留过洋，有现代化视野，在从慈禧太后手中接过朝政大权后，便立刻宣布修改立宪时间表，提前三年召开国会，一时让立宪派欢欣鼓舞，西方舆论也称赞他们为“初升的太阳”。然而他们毕竟不是能够真正推进改革的材料，其中又以代表人物监国摄政王载沣最为典型。书中有一段载沣训诫福晋瓜尔佳氏的情节，大致情节是瓜尔佳氏打扮成观音菩萨的样子，请隆福寺鸿记照相馆的杨掌柜到醇王府给她照相。载沣知道后，训斥瓜尔佳氏没有规矩，要她以后不许放闲人进府。在这之后，两人有一段对白：

“当初汪兆铭就是以开照相馆做幌子，潜伏京师，蓄谋做案，你竟然又把照相馆的人叫进府里来了。”载沣说完，又上下打量她：“今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您叫我赶快回思歉堂，都没顾得上换衣服，这是为了照相，才换上了这套行头，这一身是观音菩萨的装扮。”瓜尔佳氏笑道，“明天照相馆就送过来相片，给您看看。”

“以前老佛爷喜欢化装照相，你私下仿效老佛爷，这可是不敬之举。”载沣叮嘱道，“这事可不能传出去，相片也不要让人看见。”

“化装照相都犯忌啦？”瓜尔佳氏板着脸说，“仿效老佛爷怎么啦？何来不敬之罪？”

“不知大体，恣意任性，获不敬之罪，并非没有先例。”

改革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必要的时候，还要有决断和铁腕，王安石、张居正皆如此，所以他们的改革至少还取得一时的成功。但是这些素质载沣都不具备。载沣是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人，连福晋扮观音菩萨照相都认为是大不敬行为，即使从好的方面说，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大清皇族一个有些小聪明的乖孩子而已。这种人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或许能够有一些小作为，但是到了社会动荡需要改革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这种局限性使他不敢力劝隆裕太后放弃修葺西御苑，不敢平反戊戌冤案，赦免康梁，收拾人心，也不敢罢黜反对改革的庆亲王一伙。载沣最终不得不辞位，这不得不说是他仕途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