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之关系辨析

孔　川

(苏州大学 沙钢钢铁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2)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之关系辨析

孔川

(苏州大学 沙钢钢铁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2)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互动统一的关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和进程，而且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意义。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传播的结果和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艰辛探索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

收稿日期：2015-09-22 2015-09-28

作者简介：孔川(1984- )，男，山东曲阜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6-0005-04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Issue

基金项目：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川日文化教育交流研究”课题子项目“旅日川人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以陈启修为中心”(2014rc001)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种创新视角。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野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话题。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起始点问题，也有利于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等理论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对二者关系进行专门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互动统一的关系，传播是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化是传播的结果和升华。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条件和起点

从逻辑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实现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认同，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失去了基本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促进其中国化实现的量的累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在传播的基础上实现的质的飞跃。

我们基于“传入—传播”的分析框架，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要素和过程。传入，本意为引进、引入，意指本地域没有的概念、术语和物品的引入。传播，本意为信息的扩散，意指信息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后果的加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主要是指作为理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和引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从哪里、由谁、如何传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和宣传，认可和推广，认同和信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入可能是偶然的、无意的，但传播一定是主动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建立在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的基础上，为实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武装群众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探索。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系统完整理解学说体系的传播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要科学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贯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可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二，主动性、公开化和针对性的传播行为。传播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播的实质就是宣传，并使之被广泛理解。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得到传播者主动、积极地宣传，停留于书斋内或者纸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算不上传播。按照以上标准，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该从李大钊开始算起，时间也就是五四前后或者说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能够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动积极地进行宣传。李大钊最早在高校中讲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相关课程，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大学生。李大钊不仅在高校讲授相关课程，还深入工人群众，在工人中不辞劳苦地宣讲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号召青年学子积极走进工人群体，融入工人生活，亲身感受工人苦难，以先进的理论启迪工人思想，增强工人的理解能力，激发工人的主体意识，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

不论是偶然无意的马克思主义传入，还是主动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客观上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作了理论铺垫。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只是对其内容的介绍和引入，不涉及是否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对其理解认同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地宣传推广、影响民众的行为。所以，从传播概念出发，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从时间上讲，十月革命前后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起始。如此，通过对传入与传播概念的引入，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起始点问题，也可以回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的争议。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假若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也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中国化的首要因素，没有这个因素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句空话。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中国化的前奏和序曲。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和客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质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富有生命力、行动力和指导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方向，还为我们提供了前进动力和思维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醒过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有科学的态度，坚决避免把理论看成僵化的教条，避免把理论看成死板的规范，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和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的认真贯彻，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立足中国实际，基于中国环境，思考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是前提，是静态的力量，中国化是关键变量，是动态的行动力量。从这个角度立论，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加“中国化”。[1]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大量译介，依靠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科学传播，依靠马克思主义宣传渠道的大力拓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和前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首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西方思潮的一种代表被介绍到中国的，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据可查的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8年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他称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但只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简单介绍。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第一个主动号召向俄国学习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代表性文章，表明李大钊已经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形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已经掌握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时，他自觉承担起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在学校，李大钊最先为大学生传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课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他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号召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他鼓励号召进步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苦难，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向和力量，在劳动群众中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开始就受到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攻击，引发激烈争论。但是在这场交锋较量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愈发凸显了真理的力量，尤其是李大钊与胡适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题。胡适作为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学生，以倡导改良为主，主张少研究一点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他认为，空喊各种主义无益于改变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关键。因此他倡导知识分子把着力点放到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中来，比如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和儿童问题等。李大钊主张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主义，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缺少主义的问题解决，只是细枝末节。李大钊立足于唯物史观，指出任何问题的根本解决都取决于经济问题，抓住经济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指出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手段，只有号召劳工一起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有的矛盾和困境。当然，胡适主张少讲空洞、抽象的主义，多研究现实的问题，李大钊也是赞同和欣赏的。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也坦然承认，在辩论中发表的部分言论，处于纸上空谈状态的还不少，涉及具体实际问题的还不多，接下来要努力朝向中国的实际研究前进。[2]只不过李大钊认为，根本的主义问题不解决，现实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中国的现实的确如此，不解决政治上的指导思想问题，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胡适的观点促使李大钊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实现主义与问题的结合，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为“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3]。可以说，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主义与现实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义不能不谈，但是主义不能空谈，李大钊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际工作，其所做的第一项伟大工作就是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诚如石仲泉所指出的，李大钊是公认的第一位在中国主动自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公认的最早就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先驱。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必然会触及社会现实，必然会产生理论的科学性如何与现实的复杂性相结合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理论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产生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传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现形式，那么中国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转向和转化为实践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传播的结果和升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和升华，实现了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需要一定的逻辑条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艰辛探索。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且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4]随着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加深和理解的深化，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势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思考并认真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导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共产党人就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陈独秀曾指出：“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5]如果不能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思考并解答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发挥理论的指导价值。1922年1月，党创办了杂志《先驱》，在该杂志的发刊词中已经明确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国革命的现状，要回答的就是中国革命如何开展，中国革命的方向、目标、动力和策略等问题。在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方面，毛泽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动意识和理论自觉，始终坚持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认识中国革命，制定革命路线。1920年3月，毛泽东在与周世钊的通信中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得站在中国的地盘上思考问题，不能脱离这个地盘凭空想象。如果只是在想象中解决问题，没有亲身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团结好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1926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农民不参加国民革命，革命的力量就会减弱，革命的动力就会削弱，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未知数。应该注重发展农民运动，激发农民的斗争热情，启发农民的斗争觉悟，促进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的分析和考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自觉方面的直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传播和实践的过程中，党始终保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主动意识，始终注重在中国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趋向理想’、‘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7]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实现救亡图存的使命，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首要问题。党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通过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指导成立农民协会，在农民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尽快成立产业工会，使党员深入到一线工人中去，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思想，启发工人政治觉悟，引导工人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相继领导开展了陇海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热情和参与的主动性。从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党相继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凸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虽然早期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当中，要科学定位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引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确立中国革命的方针，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也需要巨大的实践勇气。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影响，加之党自身理论的不成熟和缺乏斗争经验，陈独秀没有认清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犯了右倾错误。而1927年后王明等“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机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坚持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坚持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强调城市领导和工人阶级斗争高潮，导致了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各种起义遭到失败，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陷入危机之中。

1927年，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形态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开始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为核心的这条革命道路的成功，实现了由农村到城市，由城市到全国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血的教训，在艰难中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实践创新，也是理论创新，既是理论形态，也是实践形态，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单有实践创新的探索，没有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实践创新的经验就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形态。因此，仅仅是实践创新的探索还不足以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和实践形态必须通过理论的总结，必须经过理论的升华，提升为理论创新，把实践的经验总结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再用科学的理论成果指导现实的实践，实现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有机统一，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形态的形成。

1928年，毛泽东陆续写作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全面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道路的实践探索，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完整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性质和主体等理论问题，把井冈山的革命道路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革命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都已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实现了有机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参考文献：

[1]胡为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五题[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3)：4-14.

[2][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8.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

[5]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31.

[6]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5.

[7]李萍，张冬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2(5)：22-27.

[责任编辑文川]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pread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by KONG ChuanP.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read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interactive and unifie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but also helpful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Logically, the spread of Marxism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the sinic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spread. The CPC’s theory self-confidence, theor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consciousness, and hard exploration are the logic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Marxism; spread; sinc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