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书局的经验与启示*

□文│朱利民



儿童书局的经验与启示*

□文│朱利民

［摘要］张一渠创办于1930年的儿童书局，是民国以来第一家以出版儿童读物为主的书局，是现代儿童读物出版的重镇。只是，这家在中国童书出版史上有过重要建树和贡献的儿童书局，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甚至关于其创设的时间都存在诸多纷争。文章从文献和实物例证两个维度考证了儿童书局创设时间应为1930年，同时考察了儿童书局在编辑队伍和作家资源建设、出版特色营造等方面的创举与经验等，以期为当下童书出版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关键词］儿童书局张一渠儿童读物教科书受众细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研究”（14BZW182）、浙江省哲社项目“文化浙商与现代中国出版文化构建”（08CGZW010YBQ）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30年代张一渠创办了儿童书局，这家致力于儿童书刊编撰出版的机构，以其服务于儿童读者的独特理念很快在出版机构林立的上海扎根生长。幼教宗师张雪门、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儿童文学大家陈伯吹等都曾鼎立支持儿童书局的发展。儿童书局出版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葛承训的《新儿童文学》等理论论著，还有分级出版的《儿童杂志》《儿童半角丛书》，为蔡元培推崇的《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名噪一时的畅销书《穷儿苦狗记》等。儿童书局的创办和发展成为中国童书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与波折之后，1950年儿童书局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参加了通联书店和童联书店，改组为公私合营新儿童书店，后来并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时过境迁，儿童书局，这家民国以来第一家以出版儿童读物为主的书局，曾经在中国童书出版史上有过重要建树的出版机构，在出版史、儿童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很少被人提及、关注和研究。儿童书局的创办时间及其创办人、儿童书局在童书出版方面的创举与经验等，都需要重新整理与研究。

一、关于儿童书局的创办时间：1932，1930还是1931？

陈伯吹在给陈梦熊的一封谈儿童书局的信中回忆道：儿童书局创立于1932年，先设立在浙江南路；两年后因业务发展，出版图书畅销，迁移至福州路（福建路东首）新址。创办人为绍兴张一渠，能书善文，系周作人在中学任教职时的学生。对于陈伯吹提供的儿童书局创办年份，陈梦熊也有些困惑：“儿童书局创办的年份，《上海出版志》列为 1930 年2月，《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列为1931年，伯吹老所述是 1932年，各有一年之差，究竟何者为准？尚得作进一步查考。”［2］陈梦熊的疑惑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研究界对儿童书局关注欠缺的现况。

目前关于儿童书局的创办时间，有1930年、1931年和1932年之说。《解放前出版社简介》指出：“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出版晓庄丛书、儿童科学丛书、儿童学术丛书、工学团丛书、儿童新史地丛书、集美小学教育丛书、儿童文艺丛书、卫国健儿丛书、民间文学丛书等等，以及陶行知、陈鹤琴的著作、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儿童剧》等。由张一渠、石芝坤等人合资创办。”［3］《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详尽介绍了儿童书局的创办、发展经过及创办人张一渠的相关情况：“在1930年初集资创办儿童书局，即在浙江路同春坊住宅楼下辟为店址，在一年内出版了不少供小学生阅读的书刊。……次年春张一渠辞去泰东图书局经理职务，专心经营儿童书局，扩大范围，从合资经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增至3万元，自任经理，石芝坤任董事长。”［4］再如，学者邱各容在《全国第一家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中指出儿童书局创办于1930年：“一渠在泰东经营出版工作中，他喜爱上了儿童读物的朴真，遂于十九年返乡向祖父小巢公商得资金，即在住家上海五马路同春坊巷内楼下辟一小间创立儿童书局……常用的笔名是徐晋。”据笔者查阅，关于儿童书局创办于1930年的说法沿用较多，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版的《出版词典》《上海文化源流辞典》《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出版志》《浙江省出版志》等。也有学者持论儿童书局创办于1931年。熊月之在其主编的《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都秉持这种说法，只是并未给出具体的论证。

儿童书局究竟创办于哪一年呢？笔者以为，儿童书局创办于1930年，这在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序》中有清晰交代：“张一渠君是我在本省第五中学教书时的同学。……十九年冬忽然接到张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叫我给他帮忙。这事是我很愿意做的，因为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写信告诉张君，他也答应了，结果是这一册《儿童文学小论》。”［5］相对于陈伯吹“就记忆所得，大体如此”的陈述，周作人写于1932年2月15日的序言无疑更为可靠。

实际出版物，尤其是现珍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出版物是考证儿童书局创设时间更为直观的证据。尽管儿童书局出版于1930年的实物留存的不多，但这些凤毛麟角的存在依然能揭开历史的迷雾。如徐培仁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第1卷）于1930 年9月初版，至1932年9月已经出版4版，创设之初儿童书局出版物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又如现藏于北京、上海图书馆，由徐培仁等人编著的《中国民间趣事集》三卷本的初版时间为1930年7月。再有劳春华的《儿童实用书信》出版于1930年11月。基于以上出版物的实证，1930年儿童书局确已创建且步入儿童读物出版的正轨了。

二、作家资源的汇聚与编辑队伍的建设

在张一渠的运筹帷幄之下，儿童书局在创设之初就显示出宏阔的出版格局和非凡的运营能力，这集中体现在编辑队伍和作家资源的建设方面。

张一渠诚邀周作人、丰子恺等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参与，博取其支持。周作人是张一渠在浙江省第五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向周去信约稿，这就有了《儿童文学小论》一书，此后周作人的《儿童剧》也在儿童书局出版。丰子恺则在《儿童故事》月刊上发表漫画，配以诗歌、童话和短文，编成《幼幼画集》。张一渠还积极邀约在教育界、文学界活跃的研究者、创作者参与儿童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如教育界的陶行知、陈鹤琴、吴研因等；文学界的董纯才、白桃、楼适夷等。楼适夷译介的《穷儿苦狗记》是儿童书局行销一时的畅销书，他还以林逸之的笔名写了《童年立志成功记》《世界发明家故事》等。

儿童书局积极挖掘并培育丰富的出版文化资源，即从外来文学资源的译介和对传统文化的整理汇编双重维度进行。“五四”以来，随着域外儿童文学作品译介的广泛开展，安徒生童话的出版已蔚然成风。儿童书局在创设之初，就出版了徐培仁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第1卷，初版为1930年9月）。该书推出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至1932年9月已经出版4版。1931年7月和10月又出版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第2卷和第3卷。儿童书局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作还有《穷儿苦狗记》《爱米尔捕盗记》《苦儿努力记》等。与域外儿童文学译介并行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整理与转化，如对童谣、民间故事、传说的整理与出版，有《历代童谣故事集》《中国民间趣事集 》等，另外还有“近人故事丛书”“中国名人故事丛书” “寓言故事画丛书”“滑稽故事丛书”等。

在汇聚了优秀的作家和出版资源的同时，张一渠对编辑队伍的建设也投入了特别的精力。1934 年 1 月，他终于如愿请到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当时编辑队伍有黄一德、蒋衡、梁士杰、汪岳云等。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后，锐意改革，对于提升儿童书局童书出版质量、丰富图书出版品种有极大贡献。

陈伯吹编撰了一系列广有影响的丛书。他与黄一德合编了大型丛书《儿童半角丛书》（200本）。该丛书名在定价上做文章，“半角”为一枚银币的二分之一，即五分钱一本，丛书以其单本售价命名，将其物美价廉的市场定位体现得淋漓尽致，出版之后很受欢迎。除却《儿童半角丛书》，陈伯吹与人合编了多套丛书，主要有《儿童新诗歌》 （20本）、《新连环画》（与张一渠合编，80册）、《我们的中心活动》（与梁士杰合编，120本），还有白桃主编、陈伯吹校的《低级儿童常识丛书》（60本）等。

陈伯吹到儿童书局工作半年后就形成对儿童刊物的出版主见，他觉得给孩子们的刊物，应当办成高质量、富有知识性的读物，于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接受特点，建议把原来高、中、低级小学生阅读的《儿童杂志》一分为三：高级版由陈伯吹主编，中级版由梁士杰主编，低级版由黄一德主编。这种拆分细化的改革，不仅提升丰富了刊物内容和知识，有利于刊物质量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细分了受众市场，更好地契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接受需求。新改版的《儿童常识画报》后来在刊物名称上进行调整：高年级的改为《常识画报》，中年级的仍为《儿童杂志》，低年级的改为《小小画报》，成为儿童书局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刊物。

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陈伯吹的很多重要作品都在儿童书局的刊物首发，如他的长篇《波罗乔少爷》就刊载于《高级儿童杂志》。陈伯吹对刊物的改革充分体现了编辑的才能与魄力，也正是有了陈伯吹这样的人才的加盟，初创于1930年的儿童书局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圈中立足，形成特色与竞争优势。

三、多元出版格局与独具特色的编辑理念

儿童书局出版主旨首先在推进儿童教育，注重儿童的阅读能力和适应性，其次为提供教学用书和研究儿童教育资料，帮助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水平。为此，儿童书局在教科书、教育图书、儿童读物等多领域全面开花。据统计，至1936年，儿童书局出版的各类儿童读物和教科书籍达1000种左右，其中丛书有20余种，期刊6种，畅销全国各地。主要丛书有：陈鹤琴编写的《幼稚园课本》、徐学文等编的《儿童新故事丛书》、董纯才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动物奇观丛书》《儿童新史地丛书》《儿童文艺丛书》、 李清悚主编的《卫国健儿丛书》等。报刊方面有《儿童杂志》《儿童晨报》《儿童知识画报》《儿童故事月刊》等定期刊物以及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俞子夷主编的《教师之友》等。

在形成多元出版格局的同时，儿童书局积极探索特色编辑理念，以形成鲜明的个性与竞争力。作为出版界的后起之秀，儿童书局立足于儿童受众的接受需求，开发了《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儿童活页文选》等出版物，在与各大小书局的激烈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成为儿童读物出版的重镇。

教科书向来是出版机构盈利的主要品种，也是各大小书局着力培育的出版类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早已在教科书市场累积品牌与口碑，儿童书局要挤进教科书市场，势必要花一番功夫。1932年儿童书局出版了陈鹤琴、盛振声编的《儿童国语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编辑，使用对象是小学初级学生。为了更好地契合儿童的需求，教科书用彩色石印，书中的插图却用完全白描处理，为的是方便儿童着色，培养阅读兴趣和动手能力。在加强互动性、吸引儿童的同时，教科书在内容的丰富性上狠下功夫，该书的文字用横排，内容比一般教科书增加3倍以上。在国语教科书的编撰上，最能体现儿童书局独特编辑理念的是陈鹤琴、梁士杰等主编的《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儿童中部国语》《儿童南部国语》各8册。编撰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南北的风土人情不尽相同，因此主张内容也应区别，以各地方材料融合于统一的语文教学为编辑方针。该教科书的出版得到陶行知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教育部小学课程编审委员吴研因称赞该教科书：“编制新颖，可谓异军突起！”［6］蔡元培还特别撰文推荐：“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在用直观的材料为引导。……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画，若要举实物来证明它，就很少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特志数语，以为绍介。”［7］《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为儿童书局在教科书出版中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也充分彰显了儿童书局编辑队伍的眼光和能力。

《儿童活叶文选》《儿童精读文选》的出版亦是儿童书局独特编辑理念的体现。在活页文选的编辑出版方面，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早已抢占先机，儿童书局并未步人后尘，而是积极创新，以优秀出版物开拓市场。以张一渠（徐晋）主编的《儿童活页文选》以小学高年级即四年级和五六年级为服务对象，节选古今著名的语体文，篇篇独立且经过精细校勘，有十大优点：根据小学课程标准，精选切合儿童适用的语体文；节选精华，非极有意义极有兴趣的不选，不像其他文选的照本誊录；大字精排，并分段标点；纸张洁白，印刷精美；每篇题上，有眉图一幅；空白处，有精彩的补白；力求适合儿童的购买力，每页只售实洋一厘，不折不扣；购买篇数不拘，尽可自由选购；可以装订成册时，尽可送本局代为装订，装订费照算，封面奉送；教师应用的，另有合订本。［8］上述罗列的十大优点都贯彻了服务儿童受众的接受需求的编辑志趣，而活页文选在细节的编排和处理上也十分用心。如戴季陶的《欢喜吃荷叶粉蒸肉》中就有小汽车的插图，补白处用了与选文极为相契的夏丏尊的一段话：“食物的原料，是吃不来的，要经过烹调才可口。”为此，儿童活页文选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仅《儿童活页文选》第一辑合订本就在一个月内三版（1931年8月出版， 9月份3版）。

在谈及出版重要性时，张一渠曾指出：“这确实有一种力量，出版事业推动着文化巨轮走向时代前面去。所以出版事业是前进的，一时代便有一时代的出版物。”［9］正是秉持着服务儿童、推动儿童文化的出版理念，自1930年创办以来，儿童书局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儿童读物，成为现代儿童读物出版重镇，也为现代儿童文化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张一渠及儿童书局在童书出版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是童书出版史上的巨大财富，而且对当代童书出版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479

［2］陈梦熊.陈伯吹谈儿童书局的信［J］.出版史料，2004（1）

［3］倪墨炎.解放前出版社简介［J］.出版史料，1989（2）

［4］楼炜春.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J］.出版史料，1990（1）

［5］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序［M］//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1

［6］陈鹤琴. 陈鹤琴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163

［7］蔡元培.题上海儿童书局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1934年8月1日）［M］//蔡元培全集（第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04 ［8］徐晋.儿童活页文选［M］.上海：儿童书局，1931：1-2

［9］张一渠.三点意见［J］.读书月刊，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