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西藏社会治理的启示

谢蕴枰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西藏社会治理的启示

谢蕴枰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抵制境外反华势力的渗透是西藏社会治理的特殊性，更是西藏社会治理始终面临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分析，指出葛兰西领导权的方法论本质是政治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而如何理解和运用政治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对西藏社会治理有重要意义。认为西藏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必须基于居民的日常生活，西藏社会治理理念和方略需要与西藏社会的文化、宗教生活相结合。

关键词西藏社会治理；宗教；日常生活；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1］。本文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为基础，聚焦西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殊性以及西藏地区基层治理中维护稳定、促进团结的问题，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西藏基层社会的领导。

一、宗教社会：西藏地区基层治理主要特性

西藏地区的基层治理现状与中央历来的治藏方略是分不开的。1980年第一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或等待。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2］。西藏的基层体系与内地并无很大的区别，在农村是“乡、镇—村”两级，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两级。而西藏与内地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仅要完善以村委会、居委会为主的基层自治，同时也要维护民族团结，抵制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这也是西藏基层治理的特殊性，是西藏基层治理始终面临的问题。

西藏的宗教社会因素是目前西藏基层治理的难点所在。“西藏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比例达93.46%的民族自治区，同时又是宗教影响深广、群众性信仰宗教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现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藏传佛教寺庙僧尼达46000多人”［3］。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向人民政府的转变，政治组织也由管理委员会转变为村民委员会。这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名称的变化，也意味着乡村治理实质性的转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驻村工作格局由原来村级政治组织‘一统天下’转变为村级政治组织与宗族、村庄地缘组织、宗教组织等多种力量‘共治天下’”［4］。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在西藏的基层治理中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论本质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上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及“欧洲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与列宁一样，是他们所处时代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或者叫“文化领导权”理论是针对当时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

葛兰西强调了市民社会的文化层面的意义，即领导权理论主要实施于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统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得到从属阶级的广泛‘认同’。这种认同不是由政治社会看似合法的选举程序创造的，而是更多地依靠市民社会中广大民众‘自愿的’同意”。［5］因此对于葛兰西来说，培育无产阶级的文化上层建筑、促进民众的思想意识的自觉性，也是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分析中同时涉及政党问题和阶级问题，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葛兰西强调政党与知识分子的辩证关系。“作为反对极端列宁主义的斗争策略，葛兰西同时强调政治的‘有机的’和‘偶然性’的两个方面（即革命政党应该被看作是‘集体的知识分子’和‘现代君主’的结合）”［6］。葛兰西被捕前，在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建设的问题上，曾经直接批判过“极端列宁主义”，原因是极端列宁主义没有发挥出工人阶级和大众的革命主体作用。葛兰西自始至终所担心的是精英政党和大众的脱离，大众成为被动的被领导者。而葛兰西的名言“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就是对大众主体性的肯定。

葛兰西的思想理论与革命斗争始终联系在一起。他从1916年开始正式参与到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到1926年被捕，接着便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这期间《狱中札记》代表其理论走向成熟，即领导权理论的成熟。葛兰西的革命实践道路是曲折和短暂的，但他的理论是有生命力的，在葛兰西时代，他的理论始终与工人运动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相联系。

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观点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其方法论的本质。国内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不少体现在“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以及“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哲学、政治学、文学批评的划分研究。相关研究不管分析路径是什么，往往是从一个单一方面着重论述，比如“有机知识分子”、“实践哲学”，同时“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和“加强知识分子与群众的有机联系”等成了最后的现实意义落脚点。但是我们应该系统地而不是就某些方面来理解葛兰西的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方法论本质。葛兰西其人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不同的是，他的思想输出只有短短的20年，他早期的理论思想与意大利当时的工人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被捕后完成著名的《狱中札记》，体现的是其思想中对政治的强调和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的继承。这两点奠定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也恰恰是这两点使葛兰西成为与同时期的列宁比肩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具体来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思想源头看是总体性方法的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总体性方法”，但总体性方法贯穿于他们的作品之中。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正是从市民社会或“文化领导权”入手体现总体性方法的。

综上所述，葛兰西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全面的继承，而且对当代社会依然有启示意义。考虑到西藏社会的特殊性，如何理解政治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对西藏社会治理有重要意义，需要提高到领导权建设的高度。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西藏的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发展和巩固西藏民众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认同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三、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全球化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新的治理问题。就西藏来说，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民社会开始向世俗化和商品化发展，国家开始打开知识和话语的垄断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社会以私人为主体的“公共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阶级问题”被淡化而鲜有人提出，同时市场经济的地位得到确定。对于大众，“单位人”开始向“社会人”转变，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西藏与内地、国外的交流增多，也并没有例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宗教势力成了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第二点，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媒体的发展同样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以及传统智识集团功能发挥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并不是来自国家或政治社会，党和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而是来自于这些新媒体所活跃的场所——市民社会本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借助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发展时刻也没有放弃在我国的“公共领域”中扩大自己的影响，社会领导的难度因此愈发加大。

这些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的问题，或者是“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但这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看作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问题。Femia认为葛兰西最主要的洞见是他是第一个发现一个阶级对社会其它大众的统治不是仅仅依靠物质力量的。在现代国家，统治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价值观，以作为在实践中的惯例准则。［7］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是离不开领导权建设的。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作为现代化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给我们启示。美国的左翼学者佩鲁西和威索（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在他们的书《新阶级社会》（The New Class Society）中指出：“制度化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强大并广泛的组织力量场域。它统治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在非经济行为的广泛领域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认知，从而帮助那些超级公司隐藏其创造，维持和合法化新阶级系统的权力。”［8］

四、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西藏社会治理的启示

葛兰西指出，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最重要的要素无疑地是那种其特征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要素。西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平解放，而民主改革虽然从体制上消除了政教合一，但在社会生活、群众心理和文化习性方面还在修补因渐进式改革被迫中断而欠下的功课。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会发现“工作不好做了”。他们是最接近民众的，所以对于这种变化，即“群众工作”的变化，他们是感触最深的。联系到当下西藏的社会治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就是关于“权威”和“认同”的建设，是要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去认识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领导

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所强调的是社会治理需要对大众自身主体性的强调，同时发挥过去自上而下领导的优势，使两种力量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以往的优势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大众也往往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只强调一方面的领导权建设，缺少呼应，是很容易向形式主义发展的。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活跃起来”，这样才可以使领导更加有效，防止自上而下的领导变成“走形式”和“走过场”。因此知识分子在这其中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这里主要指西藏社会的宗教精英或民间精英，他们往往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民间威信，他们可以在国家和大众之间起到一种“有机”的桥梁作用，使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可以增加对话、相互监督。相反，如果一些基层干部把宗教精英所宣扬的当成是“封建迷信”，就会失掉自下而上的重要动力，也会渐渐与大众疏离，毕竟西藏社会的宗教性质是不能忽视的，我们要利用这种性质而不是盲目排斥。葛兰西指出“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它同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9］，同时，“部分积极的群众具有一定的实践活动，但他们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的理论认识”［10］。建立“国家—基层草根精英—大众”的互动模式是有利于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唯有如此，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自身的发育才能真正有机结合起来。

（二）基于生活实践基础上的领导

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体现在社会治理上必须是日常实践基础上的领导，是前一个方面在实践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在葛兰西时代，他所提出的可能实践方法是“工厂委员会”，葛兰西理论总体上的观点是建立一种结构上的双重性，具体落实是结合工厂委员会、苏维埃和其它一些大众的社会主义组织，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一种相互协调的领导机制［11］。葛兰西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化组织，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组织中是很难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机制并向社会主义转化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为了能起到更好的作用，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社区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他们需要在更大文化的共享的语言和象征中阐发出新的价值观”［1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区，这种日常实践基础上的领导权是指涉于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个体，即每个在生活中的个体。葛兰西认为“这里的领导权施加于真正的人，由于一定物质生产状况与生产内部各种迥异和‘偶然’集结的社会要素‘自发’结合，人们按照具体的历史关系组织起来，具有明确的感情、见解以及零碎的世界观等等”［13］，因而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西藏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必须基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与西藏社会的宗教生活相结合。不是说教，而是生活，通过对一些宗教生活形式的利用可以实现新的形式的领导，使之与政治社会（国家）的领导相互协调，从而更加有力地抵制境外分裂势力对西藏的思想渗透。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可以很好地与西藏社会的基层治理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多元化社会，我们要做的是建立在葛兰西的思想正确理解上的领导权建设，把领导权建设与当前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把大众的主体性和我们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都谈了什么？［EB/OL］.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6/c_128168342.htm

［2］谢铁群.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79.

［3］潘建生.维护西藏社会稳定面临的问题及依法治理对策思考［J］.西藏发展论坛，2010（2）.

［4］扎西多布杰.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分析：以邦达村为例［J］.西藏发展论坛，2014（4）.

［5］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1.

［6］［9］［10］［13］Carl Boggs.Gramsci’s Marxism［M］.Pluto Press Limited.1976：115，161，243，160.

［7］Femia.Joseph.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3.

［8］［11］［12］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282，85，76.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The Enlightenment of Gramsci's Hegemony Theory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ibet

XIE Yun-ping

（Marxist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The particular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Tibet is to against foreign infiltration of anti-China forces in Tibet，and the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existed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ibe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amsci's hegemony theory，this article pointes out that Gramsci's hegemony methodology i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ulture，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ibe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grass-roots communities must be based on the daily life of the residents in Tibet，and the concept and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should take the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ibet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social governance；religion；everyday life；hegemony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1.025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1-176-004

收稿日期：2015-10-12

作者简介：谢蕴枰，男，汉族，北京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