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于唐代而言亦称唐蕃关系，这与之后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或者说藏区与中原各民族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谓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并不是狭义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而是广义的表达，指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文化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多元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史。在藏学领域甚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汉藏关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史地研究永久不衰的话题。文章在阅读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1911-2010年百年来的汉藏关系史研究主要成果作系统介绍和总结，并认为从学科领域看，重视政治关系史研究，而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关系史研究不够；从历史分期来说，由于史料阙如等原因，汉藏关系史研究中有两个短板：一是史前吐蕃史及其与中原民族关系探讨不够，二是宋代汉藏关系史研究相对薄弱；从技术层面说，汉藏关系史研究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学者史料驾驭不够，二是部分学者国际视野不够。（王启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第2期）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甘青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分布杂居的地区，汉、藏、回、蒙古、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哈萨克等多民族以“小聚居、大杂居”为特点居住分布，所以，该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产生持续的族际接触与跨文化互动，也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产生相互的影响。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及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章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祁进玉，《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

略论甘肃汉、回、藏等民族的抗日救亡斗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甘肃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激发了汉、回、藏等民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各民族同仇敌忾，节衣缩食，捐赠物资，支援前线。古丝绸之路焕发了活力，保障了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转运。兰州各族军民奋起抵御日寇的空袭，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奔赴山西、河南、安徽等抗战前线的甘肃汉、回等民族子弟，与日寇浴血奋战。甘肃汉、回、藏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页。（常洁琨，《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清代西藏阿里地区城镇形态及其发展略论

在传统的藏族地理文化中，常将藏区分为中部卫藏四茹、下部多康六冈和上部阿里三围，阿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最西部，有“世界屋脊之屋脊”之称，自然条件最为恶劣。历史上西藏的主要城镇和人口都集中在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的藏南谷地，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一江两河城镇群，而西部的阿里地区在整个清代，城市发展水平与卫藏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不但城镇数量很少，而且规模极小，基本上还停留在早期城邑发展阶段。然而在清代的二百多年间，阿里城镇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依托商业中转站的地理优势，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中心城镇。阿里城镇在清代的状况与发展极具地域特色。虽然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地制约着阿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但其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又成为商业繁荣地带，在清代形成以四宗宗本和阿里噶本驻地为主体的城镇。其中四宗历史悠久，宗城形态比较稳定，而阿里噶本驻地，尤其是喝大克在清代以军政因素而形成，后来又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迅速成为清代阿里地区军政首府和商业中心。（黄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藏语方言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人文背景

藏语是藏民族所使用的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跨境分布的语言。在国内，藏语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五省区，使用人口459.3万。在国外，藏语分布在毗邻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尚无确切统计数据，现仅知巴基斯坦巴尔蒂语的使用人口约为20万，尼泊尔使用夏尔巴语的人有11.4万。据保守估计，境内外藏语的使用人口至少有500万。藏语方言的形成与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等紧密相关。吐蕃时期藏族的人口迁徙奠定了藏语分布格局的基础，是形成藏语方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是形成藏语方言的必要条件；不同的经济类型使藏语在不同地域中的演变速度也不同，是形成藏语方言的重要原因；由民族接触引起的语言接触是形成藏语方言的重要因素；元朝在藏区的行政区划对藏语方言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藏语方言的形成是藏语在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下逐渐演化的结果。（陈荣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9世纪下半叶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种与藏文编纂

近代最旱进入康藏地区的西方人是法国天主教士，其活动始于1846年。至19世纪末，长期生活在康藏的西方人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天主教士。基督新教传教士1897年始在康藏打箭炉设传教点。因而，天主教士是该时期康藏百姓接触的主要西方人。19世纪下半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天主教士出于宣教目的及对康藏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在康藏地区开展了天花人痘接种并边学藏语边编撰了《藏文-拉丁文-法文词典》、藏文圣歌谱本等书籍。前者是对康藏地区卫生防疫的最早贡献，后者在客观上促进了康藏地区的文化互动。这就为我们研究近代康藏史与康藏地区的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赵艾东，《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藏族传统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及其特点研究

藏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宗教和历史文化，构建了有别于其他兄弟民族的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民族特质。过一种道德生活，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理性来自于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从而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与大自然相处的生活过程中特有的道德生活方式。藏民族的道德生活方式是在青藏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在宗教和世俗伦理共同观照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在自觉吸纳其他民族优秀道德文化基础上践行的一种生活方式。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方式是当时社会发展实践需要的产物，它不仅是其伦理文化的全部展示，也是藏民族的一种生存智慧，使藏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以其独特的道德生活方式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余仕麟，《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藏族传统木雕花板装饰艺术文化特质探究

藏族木雕工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其表现形式繁多，木雕花板作为其中一支而闻名遐迩，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题材内容，渗透着藏族传统文化蕴涵、价值观念、审美意蕴等，是勤劳质朴的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艺术创作天赋的展现。传统木雕花板作为藏族家具和建筑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主要包括建筑物的门窗、门相、隔扇、门罩、窗栏；家具中的檐板、面板、牙板、挡板等；还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花板雕刻装饰。其艺术内容丰富、异彩纷呈，藏族传统木雕花板既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起着启蒙教化的作用，还蕴含着宗教对藏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强烈影响，是建构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又与周边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多元文化体系下逐渐形成的民族艺术，彰显着其特殊的文化品质。（李懿，《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南亚大通道建设是西藏历史发展上的又一次重大机遇

从党中央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响应，也成为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抓手和战略部署。全国各省市围绕着这一战略抓紧部署，都把这一战略看作推动各省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机遇。西藏也不例外，党中央在2015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对西藏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扩大开放提出了新的更明确的任务要求。西藏作为古丝路南路分支，自古与南亚各国有关联，这种关联表现在四次重大机遇把握上。西藏建设通往南亚的大通道，这是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的又一重大机遇。这次机遇与历史上的机遇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把握好这次机遇对西藏实现全面小康及现代化意义重大。文章通过梳理历史上几次机遇的把握对西藏发展的重大作用，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特别是从藏民族发展的历史关节点来考察，抓紧建设对南亚开放发展的大通道是藏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机遇，我们要主动寻找这次机遇的新的内容和特点，自觉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南亚大通道建设。（牛治富，《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外国译者翻译藏族文学典籍的策略与方法分析——一项基于《萨迦格言》英译的研究

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是翻译，同样，藏族文学典籍只有通过外译，特别是汉译和英译，才能得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译者外译文学典籍的效果不理想，相反，外国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得到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和借鉴外国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中国译者才能把中国的文学典籍更好地展示给西方读者。文章分析了藏文典籍《萨迦格言》的译者John T.Davenport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供译者参考借鉴，以期促进中国典籍翻译的发展。（索朗旺姆，格桑平措，《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