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父亲缺席”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

2016-03-07 02:31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父权缺席鲁迅

陈 乐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论鲁迅小说中“父亲缺席”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

陈乐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00)

“父亲”在鲁迅的小说里是一个隐蔽的意象。父亲的缺席主要以“父亲死了”和“父亲病了”两种书写形态存在,这与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有着极大的关系。“父亲缺席”现象背后暗含着鲁迅复杂的文化心理:既要走出父权文化的包围,却又不可无父,乃至要寻找理想的父亲。

鲁迅;父亲缺席;文化心理;父权文化

“父亲”作为一个动态的命题,在鲁迅作品中少有完整的文字记叙,但却以有意味的形式模糊存在,联结着鲁迅的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鲁迅作品中对父亲形象具有特殊和复杂的文化意义,凸显出鲁迅的反叛意识和启蒙者的理性。

一 鲁迅小说中“父亲缺席”的现象

在鲁迅的小说中,对“父亲”这一形象的描写着墨并不多,即便有父亲这一角色的存在,也俨然是在场的缺席者。所谓的“父亲缺席”现象,本文将其划定为父亲这一身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没有起到有效作用,而不单纯是父亲角色的缺失。“父亲死了”和“父亲病了”是鲁迅小说中父亲缺席的两种书写形态。

1.父亲主体形象的缺失。

“父亲”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最为常见的人物形象系列,然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却是一个隐蔽的视角,父亲的形象支离破碎,父亲的角色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删除。“父亲死了”成为父亲缺席的一个重要书写方式。一方面,鲁迅通过孤儿寡母的惨淡生活来暗示“父亲死了”的悲剧前提。如《明天》中,单四嫂子与宝儿相依为命;《风波》中的八一嫂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遗腹子”透露出孩子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这一事实。另一方面,鲁迅也借主人公或旁观者之口道出“父亲死了”的往事。《祝福》中的“我”再次回到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1]这一无奈暗示“父亲死了”的事实。除此之外,《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1]《铸剑》中的眉间尺自小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把他养大成人。这些男性主人公身上的孤独气质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父亲死了”这一阴影。在鲁迅的小说中,“父亲”的死亡和家庭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家庭结构层面来看,“父亲”这一男性主体的缺失,意味着家庭中擎天之柱的坍塌,而且还意味着家庭经济由此进入了败落的窘境;从社会层面而言,“父亲”的死亡也会导致“孤儿寡母”的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甚至于在所有的社会阶级秩序中都会处于一种被挤兑的边缘化状态。如鲁迅小说中出现过的失去丈夫的单四嫂子、八一嫂、祥林嫂,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卑微,境遇窘迫,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与扶持,甚至被看作“灾星”,人人避而远之。可见,鲁迅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的设置有着很强的文化意味。

2.理想父亲的遮蔽。

在鲁迅的部分作品中,“父亲”因为过早去世而作为一个有意识回避的对象,以无言的缺席者的形态来表现。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父亲”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以一种病态的存在作为出场方式。《离婚》中爱姑的父亲木公公,这个平时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人物,在七大人面前却只剩下软弱无能,父亲的威严消失殆尽;《故乡》中的闰土以“父亲”的身份与“我”再相见时,“我”与闰土从年少时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变成了“老爷”和“奴仆”关系,他毕恭毕敬地以“老爷”称呼我,而且还命令儿子水生给我磕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2]父亲的身份,对闰土来说是无形中的枷锁,是沉重的生活负担,他已然成为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奴隶,变成了一个麻木的父亲。理想的父子关系,本应是血缘维系下的一种亲密自然的关系。父亲在给予孩子生命和养育的同时,还应该起到榜样的作用,给予孩子正确的人生指引,而孩子也因此对父亲心生尊敬而又不盲目崇拜。但是,鲁迅笔下塑造的这样一个父亲群体,他们的骨子里认可的是封建道德伦理,扮演着旧的传统文化卫道者的角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模样:思想迂腐守旧,虚伪怯懦。

二 现实生活中的鲁迅与父亲

鲁迅作品中“父亲缺席”这一创作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而言,源于鲁迅在父与子双重角色的体验中形成的对“父亲”这一身份的独特认识。

1.父与子的双重角色。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足衣足食的“世宦之家”。在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父亲发起脾气时,摔筷子,摔碗,令人害怕。作为儿子,鲁迅尊敬父亲但也畏惧父亲。1893年,鲁迅12岁,父亲抱重病,家道中落,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担负起家里的重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2]在还未懂事的年纪里,鲁迅就已过早体会到“儿子”这一身份的多重含义,既笼罩在“父亲”的权威之下,又承担着“长子”角色下的家族期待。

1896年,父亲病重去世。而“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方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3]除了小小年纪便要忍受来自家族会议的屈辱外,鲁迅还要尽到“长兄为父”的责任。李欧梵先生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就提及到鲁迅当时的境遇,“鲁迅作为家庭的长子,按照习俗,已经被置于一种负有责任的地位,被期望去完成祖、父辈的未竟之志而重振家声。在父亲死去以后,他更等于是充当了两个弟弟的年轻父亲角色。”[4]1909年6月,因为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为节省家用开支,留学日本的鲁迅毅然归国;1919年,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用自己的所有积蓄买下八道湾将全家迁往北平,开始十三口人的大团圆生活。鲁迅尽己所能给予弟弟们父亲般的庇佑,做出了他对“父亲”这一身份的解读:不只是一个强权符号,也是一个牺牲的英雄。鲁迅夹杂在父亲与儿子的双重角色之中,他既是叛逆的儿子,也是牺牲的“父亲”。

2.爱与憎的矛盾情感。

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父亲的情感并不多,但是从收录在《朝花夕拾》中的几篇回忆性散文中,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对父亲爱憎交织的矛盾情感。

在《父亲的病》中,父亲病重将逝,亲族中的人按叫魂的风俗让鲁迅叫喊父亲,可父亲还是死了,鲁迅认为是自己叫的声音不够大,所以父亲没能活过来。这样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但是这份自责却饱含着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刻的爱。鲁迅在临死前的几个月还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回忆父亲对自己儿时的爱护:“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须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5]然而,“父亲”作为一个大家庭中的权威人物,是高高在上,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威严与专横。《五猖会》一文中,幼年的鲁迅对父亲的严苛是记忆深刻的。“我”期盼已久的迎神赛会终于来了,可临出发前父亲却命令我背《鉴略》,虽然我最终完成了父亲的任务,但出发前的兴奋劲却一扫而尽,“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1]从自身的经历中,鲁迅看到的是父亲对于儿子管束的的专制与不近人情,对于所有父亲的这一特性,鲁迅是充满厌憎的。他对父亲的爱源于血缘意义,是对父亲的敬爱;而对父亲的憎则带有文化的意味,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憎恨。憎与爱所构成的两极情感结构形态来源于他对父亲的情绪记忆,进而投射到作品中构成了鲁迅创作的基本情感模式。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前文所提到的闰土、华老栓这类麻木的父亲,他们作为父权体制的体现者,鲁迅是憎恨和批判的。但一方面,鲁迅作为父权文化的受害者,却又不得不给予他们强烈的同情。在这样一种爱恋与厌憎的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下,鲁迅对于父权的认识少了几分偏激与狭隘,多了几分清醒与理性。

三  “父亲缺席”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

鲁迅作品中的父亲呈现出两种形态:父亲死了与父亲病了,如果将这一塑造父亲形象的方式,与现实生活中的鲁迅与父亲的关系联系起来时,我们能从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中窥见鲁迅复杂的文化心理。

1.父权文化下的突围。

“父”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矩也,家长率教者。”也就是说父亲是规矩的代表,是一家之长,是带领、教育子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强调了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6]作为封建传统的反抗者,鲁迅曾说过“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他作品中对于父亲形象的删除和遮蔽的书写方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神圣不可侵的的父子关系,实质上表达的是鲁迅作为“父之子”的叛逆,试图用他手中的笔来解构父亲的形象,代替新生一代来完成出走与叛逃。

在鲁迅笔下,“父亲”的言说话语权以一种不在场的形态——死了的方式被剥夺,父亲因而无法表达他的专制意志,无法将强权施加于下一代身上,从而使孩子的成长从伦理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父亲的失语成为另类意义上的“弑父”。而活着的父亲也是病态斑斑,注定要掩埋在进步的时代潮流之中的一群人。死去的父亲与病态的父亲其实都是“父亲死了”的不同表达。“父亲死了,象征着权威,秩序,纪律的父亲,代表着力量,男人,雄伟的父亲,只留下了他的影子,活着的父亲却是软弱,无能的僵尸。”[7]

在鲁迅的作品中,“父亲”虽然不是主角,也没有吃人,但却用父亲的权力压制新生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的身上缺少积极的新的思想因子,与鲁迅所追求的现代意义上的‘父亲’已格格不入,因而鲁迅对于这样一种父权文化是极力批判的。例如《故乡》中的闰土,从儿子到父亲角色的转换过程中,闰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变得封建麻木,无疑是上一代封建父亲形象的传承者;而从水生(闰土的儿子)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下一代父亲依然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下去。这种病态的父亲形象,正是鲁迅所极力抵制的,而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父权的思想,亦是对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反叛。《狂人日记》一文中,鲁迅通过狂人之口一针见血西指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特性,并发出了质询:“从来如此,就对么?”[2]这种质询便是一种强烈的“反叛”与启蒙。

2.“不可无父”与“寻找父亲”。

然而,鲁迅从来都是一个理性的启蒙者。作为“父之子”,他亲身体会到父子之间除了对抗也饱含温情,而父亲的病更让他果断选择弃医从文。父亲早逝后,他更深知“父亲”这一角色在象征威严的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重担。鲁迅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决定了他对父亲的反抗姿态不可能是完全决绝的。

所谓的“父亲文化”实质上有两层含义,既有着父权文化的一面,它以父亲为本位,强调父子的等级秩序;又有反映父爱文化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幼者本位,父亲在孩子的生命生活中应该承担起责任。鲁迅在作品中试图以“无父”的方式来走出父权的包围,却又陷入到一种“不可无父”的焦虑之中。“父亲死了”是对专制父权的强有力的冲击,可“父亲死了”之后的家却因此而支离破碎:单四嫂子的儿子病死了,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叼走了。同样,在缺父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如魏连殳,陈白光,他们的心理成长也是不健全的,处于孤独的漂泊中,人格的形成偏离了正确的轨迹。鲁迅以“缺父一代”的命运暗示出“父亲”这一角色的不可缺失性,而作品中的父亲缺席现象恰恰是他现实生活中对父亲的纠结情感的写照,我们的家庭建构中不可无父但要寻找觉醒的父亲。

从深层含义上来看,缺父语境下的成长亦体现出鲁迅对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思考。鲁迅有着“两个忽而分离、交叉,忽而又合为一体的形象,其中一个是反传统、反父权和反家族礼教制度的启蒙斗士,一个却是恪守孝道、背负传统道德和家庭观念重负的含屈忍辱、呕心沥血的好儿子、孝子”。[8]于他而言,“父亲”象征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新一代失去父亲意味着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层,但是在新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却又总是因为缺乏文化根基而显得脆弱,最终陷入被传统文化吞噬的境地,所以,鲁迅认为“不可无父”,也就是不能够全盘否定、抛弃父亲文化,他必须回到父亲文化语境中批判地选择和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价值的养分,也就是“寻找父亲”。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2]他认为要用幼者本位代替传统的长者本位思想,父亲要从“施令者”的角色转变为“引路者”,理解,指导,解放子女。这样一种理想父亲的形态,也是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我们需要新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要批判传统,但又不可完全抛弃旧的文化传统,而是要寻找一种新旧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想形态。“义无反顾地反叛传统,意味着与传统的对立、分离,但是,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婴儿,并不是天生的,它仍然受到传统的孕育。[9]鲁迅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寻找父亲”的意识,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意识,而是主张用现代的观念以及现代的意识来重新挖掘历史的内涵。

[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83.

[3]林非,刘再复.鲁迅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18.

[4]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蔡翔.父与子——中国文学中的父子问题[J].文艺争鸣,1991(5).

[7]张天佑.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8]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9]黄健.论鲁迅小说创作的文化意识[J].鲁迅研究月刊,1994(2).

Class No.:I206.6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Cultural Psychology Behind the “Father Absence”Phenomenon in LuXun’s Novels

Chen Le

(School of Litera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China)

In LuXun's novels, "father" is a hidden image. The absence of father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two ways:"father died" and "father is ill" , which has to with LuXun's father complex . The "father absence" phenomenon implied a complex cultural psychology of LuXun . He wanted to escape from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he might not live without his father. So he had been finding an ideal father.

LuXun; father's absent; cultural psychology; patriarchal culture

陈乐,在读硕士,湖南师范大学。

1672-6758(2016)10-0115-3

I206.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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