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钟嵘《诗品序》中的诗学思想

牛丹丹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浅析钟嵘《诗品序》中的诗学思想

牛丹丹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钟嵘《诗品》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所选取的对象是五言诗，从纯文学的角度去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试从感物怨情、“滋味”说和“直寻”说这三个角度出发，旨在分析钟嵘《诗品序》中诗学思想，进而深层次地理解当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后，文学评论家是如何从诗歌内部因素出发探求艺术规律的。

感物怨情说；滋味说；直寻说

《诗品》作为中国的“诗话之源”，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它和刘勰《文心雕龙》被誉为齐梁时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诗品》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专门论及五言诗，为汉魏至齐梁时代122位作家的作品定品第、溯源流、论优劣，开启了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艺术规律的批评视角。

一　感物怨情说

在《诗品序》中，首先论及到的是诗歌创作的起源：“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从客观的角度认为诗歌创作源于中国久远的“气”。正因为“气”才使得外界的物象发生着变化，而人的感情又总会受到这些外界景物变化的影响，所以会出现“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情感表达。钟嵘认为诗歌是外在景物与内在情感结合下的产物，但首先是受到外在景物的影响，即“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可以说，“他不仅以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为基础，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本体及其发展变化的动力，而且揭示出人的精神活动是在外物变化的感召下发生的，而诗歌又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形式，所以，只有物动情随，才能发而为诗” 。[1]16这种物与情共同结合产生的诗歌，是不同于《毛诗序》中的“诗言志”的。《毛诗序》认为诗歌的创作单纯是对内心情感的表达，即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没有注意到诗歌的创作除了受到这种主观性的情感影响之外，还受到外界景物的感召。

诚然，在钟嵘之前，陆机、刘勰已经注意到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之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人凛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正是在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上又有所创新，认为诗歌不仅是受到物的感召，而且也受到内心情感的驱动，这种内心情感不再局限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违背封建纲常伦理的温柔敦厚的范围，更倾向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怨情”的抒发。

在《诗品序》中:“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在他看来，种种“感荡心灵”的个人境遇，只有通过诗才能“展其义”“骋其情”。而这种“情”的抒发更多的是“怨情”的抒发，因为钟嵘注意到了基于个人痛苦的“离怨”的境遇——不论是屈原遭放逐，昭君离汉宫，还是征人尸骨魂魄被弃于朔野，边疆战士在塞外保家卫国等等悲欢离合的境遇。在感情的抒发上，不再受到政治生活的干预，而是从个人的生活境遇，尤其是痛苦的境遇出发，正是钟嵘的独到之处。这种“怨”是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发展而来，孔子认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但是钟嵘却认为“怨”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种由于个人身世遭际所产生的情感，别于‘怨刺上政’之‘怨’，它立足于个体的哀乐，追求个性的发展与自由，从一种集体情怀转变为个人情怀，着重释放个体内心的不满，表现人生的不幸、痛苦、生存的困顿、人在现实社会里得不到自满自足的怨情忧思”。[2]这也就不难理解，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作家作品更多是以“怨”为基准的。在汉都尉李陵条，“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在汉婕妤班姬条，“词旨清捷，怨深文绮”；曹植条“情兼雅怨”等。这种“怨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另一个表现。

二　 “滋味”说

钟嵘《诗品序》中的诗学思想除了“怨情”外，还体现在“滋味”说上。

在论及“滋味”说时，钟嵘首先指出了四言诗“文约意广”“文繁意少”的弊端，从而真切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为什么钟嵘会从纯文学的角度，即审美的角度去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进而提出影响深远的“滋味”说呢？这不得不联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纲常伦理教化的内容逐渐减少，文学逐渐从社会化转向个人化，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精神体验，逐渐从文学外部转向对文学内部的关注。与此同时，相应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异常繁荣，如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3]4钟嵘《诗品》也就应运而生，标志着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的出现，也标志着从经学向诗学的转移。

首先，钟嵘“滋味”说的对象是五言诗。相对于四言诗《诗经》来说，五言诗字数得到增加，节奏得以舒缓，艺术容量得到扩大，弥补了四言诗“文约意广”“文繁意少”的不足，因此成为当时文人所热衷的文体对象。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理居宗”中可以看出当时齐梁时代五言诗虽然兴旺发达，但仍屈居于“四言正体”之下的“流调”之位。钟嵘不畏当时传统强大力量，给予五言诗以如此高的地位，并以此提出“滋味”说，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其次，“滋味”说要求诗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指事”通过“造形”，“穷情”借助“写物”，“详”即描写得细致，“切”即描写得深刻。也就是说，不管诗歌是出于叙事还是抒情的需要，都要通过描写细致的景物，才能做到形象鲜明、情思深远。为此，钟嵘反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只有对事、情、物充分细致地描写，才会有“滋味”。因为“叙事和抒情是诗歌创作的两大基本任务，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需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实现，所要叙述的事件需要通过任务的活动、形象的塑造来实现”，[4]17所以诗歌最终离不开对形象鲜明的塑造，对情思深远的寄托。

然后，“滋味”说要求诗歌“兴比赋”结合。在这里，笔者不认为“兴”是一种写作技法，相反它是诗歌具有“滋味”的效果——“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所谓的“三义”不同于《毛诗序》中的“六义”说。《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着重论及到“风”“雅”“颂”，至于“赋”“比”“兴”，朱熹分别解释为“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在钟嵘看来，“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既改动了“六义”说的顺序，又赋予了“兴比赋”以新的涵义。他认为“兴比赋”三者不能偏于一端，既要避免“专用比兴”所造成的“意深文质”，又要避免“单用赋体”所造成的“意浮文散”，只有恰当地运用三者，才会出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境，诗歌才会有“滋味”。

最后，“滋味”说要求诗歌“文质彬彬”，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即为“质”，“丹彩”即为“文”)。最能代表钟嵘诗美理想的诗人是被他列于上品的“建安之杰”曹植。他的作品“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5]钟嵘认为曹植的作品真正地做到了“文质彬彬”，“骨气”与“词采”完美地结合。因此，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122位作家的作品定品第、论优劣所衡量的依据是“滋味”的有无，深层次也可以说是按照“文”与“质”的有无来品第高下的。和曹植同是“建安七子”的刘祯“其源出于古诗。仗气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祯称独步”，[5]王粲则是“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刘之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祯王粲之所以会低于曹植，是因为他们的诗歌要么“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要么“文秀而质赢”，没有做到“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在论及诗歌中，“文”则指诗歌的语言形式，“质”则指诗歌的思想内容。“文质彬彬”在钟嵘那里指诗歌具有明朗刚健的风格、质朴有力的语言和华美辞藻的润饰。钟嵘在《诗品》中更加推崇的是建安风骨。“‘风’出自六义，与讽喻教化有关，指充满郁勃之气的力之美的情感，‘骨’指文辞，即语言，但所指称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语言，它是精炼的，端直有力的语言”，[6]48只有“风骨”兼具，再 “润之以丹彩”，即通过华美辞藻的雕润，诗歌才会达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之至”的境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钟嵘给予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这么高的评价了，这也正说明了钟嵘的诗美理想。这里的“情兼雅怨”则是说曹植诗抒发怨情时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节制，不是汪洋恣肆、没有节制、过于峻切露骨。和曹植情感抒发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嵇康“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

总之，钟嵘“滋味”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影响了司空图“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韵味说”；严羽“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等。与此同时，钟嵘推崇建安风骨，还影响了唐初陈子昂“骨气端详，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风骨兴寄说”，也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直寻说

钟嵘认为诗歌是抒发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的，为此他认为“吟咏情性”是五言诗的基本性质，反对过于用典，过于雕琢和没有情致的玄言诗。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钟嵘《诗品序》)

在钟嵘看来，作诗不应该一味地通过用典来彰显诗人的文采，“殆同书抄”的诗歌只能是矫揉造作而非是以我手写我心，非但不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反而会流于绮靡文风，缺乏内涵。只有那些给人以即目所见之感的诗歌才是自然的好诗。钟嵘要求诗歌用具体可感的形象表现诗人的感情，而情感抒发应以自然直率为主，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吟咏情性”，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过多用典所造成的空洞绮靡。钟嵘在中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说：“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质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5]通过颜延之诗歌“错采镂金”与谢灵运诗歌“芙蓉出水”的对比，可以看出过度用典的后果就是因华丽辞藻的雕琢性而缺乏真实性。

同时，钟嵘也反对“永明体”中的四声八病说。他认为“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且以之制韵”的声律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认为诗歌“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意即诗歌原本是吟咏的，只要做到清浊流畅，没有阻塞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讲究像沈约所说的以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来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八病，“当时宫体诗的浮艳脂粉气弥漫诗坛，诗歌矫揉造作，缺乏骨力，钟嵘通过宣扬至性至情的吟咏，无拘无束的天然之作，力图还诗歌以清新自然之美”，[7]95这种“直寻”倡导自然之美的观念有利于诗歌表达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达到“真美”的境界。

总而言之，钟嵘《诗品序》的诗学思想有感物怨情说、“滋味”说以及“直寻”说等。《诗品》不愧为“千古论诗之祖”“诗论之源”，它标志着文学从经学向诗学的转移，也标志着文学进入自觉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开始从纯文学的角度去探求文学内部的艺术规律。

[1]韩进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评钟嵘“滋味”说的审美价值[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1).

[2]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茅春柳.论钟嵘《诗品》的“滋味”说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

[5]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6]王晓辉.论钟嵘“滋味说”的适用性[J]. 鄂州大学学报,2009,16(3).

[7]温燎原.钟嵘《诗品》的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想析论[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19(3).

Class No.:I207.2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ZhongRong 's Poetic Thoughts Proposed in the Book Shipinxu

Niu Dand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China)

The book Shipin, written by Zhong Ro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books talking about the poem writing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of poets. The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book is the selected object is a Five-character poem, from a purely literary laws of art to explore the rules of poetry writing. From a sense of "Relish" and "Straight to find," three point of view, the paper analyzed Zhong Rong 's thoughts of poetry writing and the aim i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literary critic carry out the criticize the poetry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poetry. to explore the laws of art.

theory of sentimentality; theory of flavor; theory of saying out

牛丹丹，在读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1672-6758(2016)10-0118-3

I207.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