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版本鉴定》与《古籍版本学》比较评略

游　帅,周静婷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科学部，北京　100083)



《古书版本鉴定》与《古籍版本学》比较评略

游帅,周静婷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科学部，北京100083)

选取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与李致忠先生《古书版本鉴定》两部版本学教材，从资料性、理论性、应用性等多个角度进行比较评介，同时对两部著作中存在的一些疏谬之处提出商榷性意见，以期对围绕两著的学习有所助益。

黄永年；李致忠；版本；古籍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典籍极为丰富，历代著述种类繁多。但所谓：“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1]531在泽及后人的同时，文献的鉴定斟别与选择工作在实际学习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自古而然。在治学方法方面，我国学者一直以来就非常注重古籍版本问题，清代学者段玉裁就将选择版本视为治学首要，言“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2]43而这就离不开对版本学知识的掌握。长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在版本学的普及与研究上不断探索总结新途径，以极大的心血投入到整理建立科学完善的版本学科体系的工作当中，并有不少论著相继付梓问世。其中，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3]与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4]颇具代表性。笔者窃不自揆，拜读之余，现拟以臆见对二者进行比较评介，以期对两著的学习借鉴有所助益。

就古籍版本鉴定而言，其意义在于为古籍整理、收藏保管和学术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重要性不言而喻。然中国古籍数量庞大，版本情况复杂，版本鉴定在需要掌握扎实全面的综合性知识的同时，长期的实践经验同样须臾不可或缺，也正因如此，这一学问历来常常被视若畏途。然而无论是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还是李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都很好地照顾到了以科学经验指导实际问题解决的角度与方面，两书都运用了大量篇幅总结介绍了古书版本相关工作的经验与方法，行文通俗晓畅，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常以某些典型的古籍例证为读者提供具体可识的范式与章法。以黄先生之书为例，《古籍版本学》一书洋洋20余万言，史论兼备，资料丰富翔实，语言却尤显平白易懂。全书以时间脉络为条理，将版本史与版本鉴别的论述合于一处，按章内小节前后衔接，条理清晰的同时亦不失系统性，很好地照顾到了读者的认知习惯，保证了全书较强的可读性。而如若说黄先生之书长于可读性的话，那么李致忠先生《古书版本鉴定》一书在知识性方面则体现得尤为可观。该书架构鲜明，以史证为津逮，版本问题为中游，最终落脚于鉴定的主题，叙述大开大合，逻辑严谨，内容资料宏富，知识信息量大且全，沉潜进去，涵泳其中，令人大有澜翻不竭之感！

《古籍版本学》一书开篇绪论即对古籍版本学研究对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相当篇幅的介入与阐发，且在很多问题上都不乏卓识己见。如在中国古籍的下限和古籍版本下限的讨论上，黄先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古籍有下限，古籍版本无下限的观点，理据有力，令人信服，很好地使这一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在其后的笔墨中，黄先生又依托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治学方法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角度和用途，乃至研究方法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在研究方法上，黄先生认为须在通过广泛实践建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找到规律，建立理性认识并与之相结合，同时不断印证，加之积极习取前人经验成果，建立自己头脑中的科学体系。为此，黄先生又在随后提供了大量参考书，附以要赅评骘，以资读者后学选择参习。如此安排，不可谓不独具匠心，避免习者擿埴索途，极便初学。卷末版本目录一章沿用此例，以小摄大，用较为简短的篇幅授人以渔，以期读者在熟悉掌握一套独立方法后对版本目录的学问能够有所窥得。

相对而言，李致忠先生《古书版本鉴定》一书对知识介绍的切入角度则多有不同，全书以版本鉴定为重点，除却前面已谈到的架构鲜明这一特色外，该书还体现出了很强的理论性与知识性。围绕着版本鉴定，全书的篇目制定与内容安排都做了颇有针对性的设置。首先，就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言，其研究对象与内容在史证、版本两编中能够得到清楚的认识，这也正是李先生所谈到的所谓鉴定之前的“基本交代”。而第三部分鉴定编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中则正是起到明确研究方法与学科功能的作用。全书布局形散神聚，环环相扣。加之章节各处对实用经验的传递与实证资料的罗列丰富翔实，合理地照顾到了版本学特有的学科特点。这点与黄著颇有类似之处，但较之后者更加注重对他人成果的吸收借鉴，如在谈到书籍的生产材料这一问题时，就引用了潘吉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的成果统计。同时在引用资料例证时亦较为注重跟进时新，一些现当代以来的发现成果也能够在书中得到反映，被加以征用。例，在谈到“增删刻书年款以冒充珍本善本”的问题时就引用了70年代初依靠出土文物发现先前将元刻定为宋刻之误，有效地丰富了论证体系，增强了读者的概念认知。

二书涉人之畏途，建学之津梁，成事多艰，已属不易，令人感佩至深。然而白璧不免微瑕，这两部书中难免也存在一些或疏或谬之处，值得大家商榷。

李著之例如，在言及书籍生产材料一节时，有“明清两代遗存书籍皮纸、竹纸各占其半，其用麻纸者绝少”的表述，笔者认为此处或有不妥，且与李先生另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表述存在明显出入，《古书版本学概论》称“明嘉靖以前仍以皮纸为主，竹纸次之。万历以后，一直到清末，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绝无仅有”。[5]47“竹纸产量占首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麻纸产量已经大大减少”。[5]37由是观之，皮纸书籍的量显然是无法与竹纸书籍的量大致相同的。另结合黄先生《古籍版本学》一书的介绍并同实际情况来看，《概论》中表述当属更为确切详赡，而前者表述未免失之笼统，缺乏准确性。

而在介绍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问题时，李先生解答了甲骨文片上文字为什么非要用刀刻的问题。李先生说：“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文字都是用刀刻的。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并继续细作详解，如骨头的吸墨能力不强，而刀刻笔道纤细匀净，在当时未必有适合在龟甲或兽骨平面上书写的细笔等等。角度之多之全，令人不得不感叹李先生对待问题的认真态度与充沛精力。然于此处细作考证之后，笔者却发现并不存在甲骨文片上文字非要用刀刻的问题，或者说其实现存的甲骨文片中也存在有毛笔写画痕迹的例证。据《甲骨学商史编》记载，从殷墟出土的三块牛胛骨上，发现了一些毛笔写的文字，在一些龟甲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未刻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施朱涂墨的痕迹。这些朱书或墨书的笔画圆润爽利，经专家考证，确系毛笔书写。不过李先生这种推阐与解释还是有其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另，在论述清代刻书特点一目时，李先生在内容设置上还出现了一处较为明显的疏漏。较之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细分介绍的两大种四小类字体类型，李先生在介绍康熙时期刻书字体时只着笔墨对软体写刻的情况做了交代，而遗漏掉了字体点划方劲一类特点刻本的信息，这是略显遗憾的。

黄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大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泛览群籍，笔耕不辍的治学精力更为后学之标楷。然黄先生施绛纱帐的同时，却常有言过绝对之失。例，黄先生在介绍元平水本的鉴别问题时，列出了六条经验标准，其中第二条版式一项直言“白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但经翻阅对照，笔者发现元平水本曹氏进德斋《尔雅》(一函三册)版式却为黑口、左右双边，与黄先生所列鉴别标准有明显出入，且根据《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著录该本确系元时所刻巾箱本，故此项标准并不能称之为十分准确，而只能言多数情况如此，亦不免例外。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就曾慨叹：“古籍甚富，人所见未必能尽，欲执一二种以定之，何能无误！”[6]171黄永年先生所经眼之书自然远不止一二种，然犹难免疏漏，由是观之，欲治此间学问，当如临深履薄，不可以不深察之。

另外，《古籍版本学》一书在开篇绪论的第二章还涉及到了善本涵义的问题，其中黄先生对“三性”“九条”之说颇有訾议，以为“三性”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历史文物性，而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两者很难成立，并且认为所谓“九条”更是涵义混乱甚至还有常识性错误，所持态度深不已为然。但黄先生似乎在这一问题的看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抛开“九条”姑且不论，单说“三性”，即无论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还是艺术代表性，三者都不应被孤立割裂开来地运用到善本的鉴别中去，而应将三性相互联系，多方面考察，综合审定。正如李致忠先生表述的那样：“在现存古籍中，凡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虽不全备而仅具备其中之一之二又流传较少者，均可视为善本。”如此一来，黄先生在对这一标准上的种种担心就显得大可不必了。

遍阅前后，黄先生书中有很多关于版本鉴别的自出机杼的见解和总结，非常宝贵。但总体而言，在如何结合书籍文献特征，即李致忠先生所作阐释的“书的内容、人物时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语言文字，本书序跋，刊刻牌记等”进行鉴别工作的角度涉及略显单薄，相信不少读者读后亦有同感。

然而毕竟瑕不掩瑜，李致忠先生《古书版本鉴定》与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在指导后学上各有所长。昔日草圣张旭因观公孙大娘剑器之舞，而能茅塞顿开，成就笔走龙蛇之妙，而今两位先生心血所付，有此之便，我们更应当沉潜其中，勤劬严谨，无征不信，避免浅尝辄止，观风望气。同时亦不宜将前人经验尽然奉为圭臬。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此二著化作学海舟楫，真正有所收获。

[1]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

[5]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6](清)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Class No.:G255.1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A Comparison of Edition Study of Incunabula and Bibliotics of Incunabula

You Shuai, Zhou Jingt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We selected Edition Study of Incunabula and Bibliotics of Incunabula written by Mr. Huang Yongnian and Mr. Li Zhizhong and compar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opinions to the omissions existed in the two books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study the ancient books edition through them.

Huang Yongnian; Li Zhizhong; edition study; bibliotics

游帅，在读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4级。

1672-6758(2016)10-0149-3

G255.1

A

周静婷，在读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