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本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拓新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中心的考察

孟令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纪念文本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拓新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中心的考察

孟令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或论题的纪念活动形成的一系列追思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纪念文本，是开展相关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将上述纪念文本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不仅有助于丰富历史叙述、厘定历史价值和深化历史认知，也不失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改革创新的有益探索。

纪念文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文本纪念或纪念文本是实施纪念活动的基本组织和表达形式。其中，纪念文本主要包括历史当事人撰写的追思性历史回忆，国家和政党领袖发表的政治性纪念讲话，以及学者发表的周期性纪念研究论著，由此形成了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历时性叙述、评价和研究。基于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教学的内容、目标、特点和要求，将关涉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多维纪念文本融入课程教学，既有助于丰富历史内容、厘定历史价值和深化历史认知，也不失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改革创新的有益探索，本文拟就该论题做一简要论析。

一、借助追思性的纪念文本丰富课程的历史叙述

历史当事人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又是历史的叙述者和建构者。由其撰写的追思性纪念文本，正是对相关历史事件、人物或论题的回顾与书写，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和教学参考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重回”历史发生场域，更有助于丰富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内容。

在《纲要》教科书书写及课程教学实践中，受限于文本篇幅和教学设计等因素，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或内容，往往被高度概括和抽象表达。诸如对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红军长征，以及确立新中国政治路线的中共七大等，《纲要》或侧重于遵义会议历史转折意义与长征精神的历史界定，或将中共七大简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章节中进行概括叙述。其直接结果是，既无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红军长征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也无法明确中共七大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所做的重要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1]，更无益于阐释作为中国革命积极历史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整体发展脉络。基于此，实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通过扩充历史内容和丰富阅读材料，以详实的历史事实来佐证相关历史观点和历史结论。而由红军长征和中共七大亲历者撰写的追思性纪念文本，无疑是一个必要而且重要的文献选择。

其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至今已有80年，中共七大召开至今也已逾70载，无论是官方与民间，抑或组织与个人，都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追思或纪念活动，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追思性纪念文本，这就为当前开展《纲要》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在关涉红军长征的追思性纪念文本中，当属1942年11月延安内部发行的《红军长征记》最为著名。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长征亲历者“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2]。但实际上，它更是有关红军长征集体记忆的初始性建构，在保留有关长征最为珍贵原始史料的同时，更为认知、理解和评价长征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坐标和基本基调。至于中共七大相关追思性纪念文本，1998年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回忆资料征集工作，并于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纪念之际修订增补完成《七大代表忆七大》。毫不夸张地说，它是目前承载中共七大历史记忆至为详实的文献材料，有包括占中共七大参会代表总人数15.3%的历史见证者从“（一）会前：怎样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何当选七大代表、到延安开会的过程，会前的准备情况；（二）会上：如何开会（大会和小组讨论），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特殊的经历、具体的感受等；（三）会后：回到工作岗位，如何贯彻七大路线，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3]等方面，详细实录了相关历史史实。事实上，上述内容的追忆与书写，已经超越了一般回忆录或纪念文本的编撰范畴，转而近乎于每个七大代表的革命传记，构成了考察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载体。

除此之外，同类的追思性纪念文本不胜枚举，远不止于上述由集体组织纪念长征胜利和中共七大召开而编撰的历史文献。而《纲要》教科书所述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或命题的周期性纪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追思性纪念文本，均应成为丰富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和拓展教学内容的选择。就教学实施策略而言，此部分内容应构成《纲要》课程自主性学习或辅助性学习的重要参考材料，此举对于增进学生的历史阅读兴趣、增强历史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借助政治性的纪念讲话厘定历史的价值内涵

政治领袖习惯于借助重大历史纪念活动进行政治表达，由此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性纪念文本，构成传统教科书历史评定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此类纪念讲话或宣读于纪念大会，或刊行于重要媒介，或广布于社会大众，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还是难得的历史教学研究资料。

考察《纲要》课后阅读文献即可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纪念文本频繁出现于课程的相应章节；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无不关涉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和历史课题。如在第三章特别开列胡锦涛发表的《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为理解“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的延伸阅读文献。而相较于《纲要》教科书的文本内容，胡锦涛的纪念讲话更为集中地阐释了辛亥革命缘何“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并启迪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以及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等[4]。《纲要》的第六章则开列了习近平发表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伸阅读文献，同期与之相关的重要政治性纪念讲话还包括《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以及胡锦涛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此外，为剖析“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历史转折与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的历史进程”，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等内容，《纲要》还开列了胡锦涛的《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五章），江泽民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编综述），习近平的《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九章）。究其缘由，均是为了借助纪念讲话形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时期关键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认识、客观评价和政治定性，同时借机表达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若就其价值而言，此举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而且对于说明历史和人民缘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

不仅如此，纪念政治或政治纪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传统，而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也已经成为惯例。除了上述耳熟能详的纪念活动以外，关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诸多人物纪念（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事件纪念（五四运动、“七七”抗战、抗美援朝等）、节日纪念（“七一”建党、“八一”建军、“十一”国庆等）的开展也已常态化和制度化。而召开纪念大会并发表纪念宣言或讲话，乃至发表纪念专论、社论或纪念文集，也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纪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远不止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和探寻规律，更在于继往开来和开拓创新。而针对于《纲要》课程教学与学习活动而言，上述内容是实施专题性研讨的重要材料，不仅可以运用于本课程的课外延伸阅读，亦可作为课堂学理研读的文本对象，对增进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发展价值内涵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三、借助学术性的纪念研究深化历史的理性认知

历史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似，即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阶段性。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就是重大历史或理论问题发生的周年纪念，往往会推动相关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此类研究兼具历时性和即时性特质，不管是基于历史趋向还是现实旨趣，均为历史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性资料。

毋庸讳言，在《纲要》教科书350余页的文本内容中，既难以完全厘清170多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部史实，更难以系统明辨其背后的理论轨迹、理论内涵和理论本质。而基于周年纪念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实有助于帮助学生获得深刻的理论启示，特别是当某一历史问题与现实生活高度关联之时，它不仅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研究历史的即时兴趣，更能够借机达成深远的课程教学目标和效果。如2011年辛亥革命迎来百年纪念，学术界围绕该论题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依据“中国知网”学术信息平台检索“辛亥革命”题名，当年刊发论文多达3043篇，占相同题名检索全部论文总数的40%以上；若简略考察其研究内容，多关乎辛亥革命的历史考辨、理论解析和时代反思。究其缘由，若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下，辛亥革命研究恐难以如此盛况空前。而大量周期性纪念研究成果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营造《纲要》课程学习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且有助于借此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塑造学生的辛亥革命史观，最终强化对于国家理想和民族复兴的理性认知。与此类似的研究状况还出现在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研究上。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研究，依据“抗日战争”题名检索，在1985-2015年每逢10周年纪念期间，全国累计刊发学术论文的数量分别是301、1514、1717、2537篇，其增长幅度相比同期年份逾10倍计。若对其基本内容进行考察，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地位，中日民族矛盾与现实大国关系，中华民族精神与和平发展理念等理论内容，是学术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而如此众多的抗日战争纪念研究成果的出现，是对《纲要》课程内容的重要补充和理论深化；而将其引入《课程》课程的具体教学环节，既有助于认知中国人民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更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为何要“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6]。

事实上，《纲要》所涵盖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理论的发生发展，及至当下均已“经年累月”，而周期性的纪念研究则提供了“旧曲新唱”、“返本归真”和“继往开来”的重要契机。因此，在《纲要》课程教学中适当引入学术性的纪念研究文本，既有助于了解历史，也有助于关照现实，更有助于指引未来。特别是，在《纲要》课程的研究性教学和学习活动中，若缺乏对此类研究成果的考察，必将是一个重要的文本材料缺失和学理认识缺陷。

综上可见，将多维度的纪念文本融入《纲要》课程教学实践，不仅必要和重要，而且可能亦可行。基于此点，实有必要根据课程内容选择有针对性的纪念文本，并立足于课前自主性阅读、课堂理论性研析、课后研究性探索等教学路径与方式，借此增进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学习和理解的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政治敏感度。

[1]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

[2]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234.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七大代表忆七大:下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59.

[4]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10-10.

[5]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3.

[6]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Memorial Text and the Contents Innovation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A Case Study of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ENG Ling-rong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Tech-Normal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665)

Memorial texts based on the memorial activities on the important events,figures or topics are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hist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it’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memorial texts to the teaching of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urse.It’s not only helpful for enriching historical narrative,regulat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deepening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but also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contents innovation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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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41

A

1674-831X（2016）05-0061-04

[责任编辑：葛春蕃]

2016-08-03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DJ005）；2014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GD14YMK02）

孟令蓉（1981-），女，江苏常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