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审美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阐释

张志峰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伊格尔顿审美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阐释

张志峰

(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伊格尔顿认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审美路径选择与意识形态是向高度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审美自始至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统一；审美实践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伊格尔顿审美与意识形态观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在于：要高度关注文艺动态和审美评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牢牢掌握文化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将主流意识形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渗透到社会文化活动中。

伊格尔顿；审美理论；意识形态

自从柏拉图开辟了以美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个体、形体和制度的领域后，西方学者就美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试图探讨“美本身”，期望通过“美本身”逆向影响个体美、知识美和制度美，进而影响个体的实践和制度的运行，由此开始了从审美着手影响意识形态，再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个体的实践活动的漫漫探索。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诙谐的语言风格、激进的文化态度而闻名于世。在他的审美理论中渗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观。他对审美路径的选择、艺术的审美革命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问题上的深刻论述，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审美与意识形态相互渗透

美学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或者说它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多地投身经济事务，而将管理国家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任务交给其代理人。资产阶级一方面要确保社会管理者对其价值观的推行，另一方面要确保社会稳定和阶级控制。伊格尔顿认为，资产阶级选择了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工具来实现其统治目的。资产阶级用审美的方式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植入人们的思想中[1]，将自身所代表的价值观渗透到意识形态中，实现人们在社会政治行为中的统一行动。意识形态犹如社会水泥，将单体的社会成员粘结在一起。在粘结过程中，出于各种动机，资产阶级需要在水泥中掺拌添加剂。掺拌的工艺不同，掺拌添加剂的种类不同，都会使得社会水泥的性能大相径庭。添加剂如同价值观，掺拌的工艺如同审美。

(一)审美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具有隐形的重要作用

人类改造自身的实践，虽然有时是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但更多的时候是看起来风平浪静的道德生活。在主体看来，道德行为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这种区分作为一种审美行为，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对应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主体对客体的印象按照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来进行划分。新的道德标准成为政治斗争的衍生物，它往往与胜利方的审美动机保持高度一致。利益之争不会始终停留在政治领域，它很多时候会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烟消云散以后，虽然独裁、专制等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话语往往不再被人们提起，但事实上具有这些特点的价值观转而隐藏在人们的审美实践之中。随着新道德逐步形成、新生活日趋审美化，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当中的领导权也在不断转换其表现形式。通过审美将意识形态渗透到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可以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扩散，另一方面也将统治阶级的威压转化为简单的快乐。当人们的直观感觉被判定为与新的道德标准一致的时候，也已经被判定为同政治斗争胜利方审美动机保持了一致。当人们对某种道德行为作出的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从表象上看，是人们的审美标准出现了分歧，但背后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审美动机与大众审美诉求产生了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发挥足够的引领作用，领导权存在被削弱的可能。通过比较这两种状态，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审美在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生活领域之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并没有降低其影响力，反而在人类改造自身的实践中通过审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二)审美标准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对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价值观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伊格尔顿认为，“现在审美理论的历史成为了我们时代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2]196审美从一开始就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它们的标准和理念高度契合。就审美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理论探究的对象，不如将它视为观察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特殊角度。在伊格尔顿的审美理论研究中，他以英国为例，回顾了18世纪早期封建贵族如何在审美过程中渗透其意识形态以及审美实践怎样维护对其传统价值，后来资产阶级如何通过审美将其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伊格尔顿认为，审美在18世纪的英国已然成为保卫传统价值的核心堡垒，是它潜在地构建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市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一方面捍卫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是这一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在18世纪的英国，刚刚经历了17世纪的内战，统治阶级为了重新巩固社会秩序，在审美中运用了理性、自然、秩序等一系列非常具有理想色彩的美学范畴。笔者认为，在当时英国社会最有变化的审美观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绅士行为规范。在18世纪的英国，我们不难看到，审美在内容上主要是讨论哲学和历史问题，在形式上更多地是通过书信体这一常用载体来表现的，而这种载体恰恰非常适合封建贵族高雅的审美观。在19世纪，小说的兴起为资产阶级传播其价值观提供了合适的形式。这就好比我们平时常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一样，阳春白雪更多地为知识分子所偏爱，下里巴人更为普通民众所喜欢。这两类作品体现的价值观必定有所不同。伊格尔顿将不同作品体现不同审美观这一现象称之为“浸透价值判断”[2]16。在笔者看来，伊格尔顿这一论断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提醒我们，欣赏一件艺术作品，审读其背后的审美观，最重要的是，要能看出这一作品所蕴含的价值体系。从审美的角度衡量一件艺术作品的优劣，关键取决于审美标准所对应的是何种意识形态。因为每一个审美标准必然有与之对应的主流审美作品，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可以在审美标准、审美作品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富有逻辑性的关联性认识。

(三)阶级社会中人类审美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绝对目标。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个绝对目标就是“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自由的生活，就是全面地实现人的能力。”[2]226为了构建并实现这样的绝对目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需要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渗透到审美的过程中，并且在审美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伊格尔顿自己所言，“审美也是价值观重建自己家园的地方。”[2]226在他看来，从审美到市民社会的传递途径，是审美——诗词、小说、报刊等新闻媒体——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审美所体现的是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它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所代表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也始终传递着这种价值观，而其传递的常见渠道就是诗词、小说、报刊等。很显然，伊格尔顿这一认识受到了葛兰西的思想影响。葛兰西本人就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制度性和物质性，它以市民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每个阶级都期望以代表自身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领导权。这就需要该阶级能提供对每个阶级的个体和集体都有吸引力的理念、见解和架构。一个阶级如果要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仅要靠自身的意识形态去影响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还需要努力提升自身意识形态的内在水平，需要通过学校、教会、报刊等塑造公众。伊格尔顿之所以在审美路径上尤其偏好文学和媒体，这与他个人的学术经历有关。年轻时，他便从事文学政治批评，后来又长时间利用各种媒体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当然，他也没有排斥其它的渠道，只是文学和传媒是伊格尔顿擅长和一直使用的途径而已。但无论采用何种渠道，通过审美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极目标从未改变。

二、审美路径选择与意识形态走向高度相关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主体身上，审美各有其不同的目的。有的可能是出于对现行秩序的维护，也有的可能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超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维护或超越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不同的审美目的决定了审美主体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路径。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秩序的超越，要突破当下人们生产生活被不断异化的困境，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审美是一种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

如果对伊格尔顿审美理论中有关路径选择的论述，作一个分析和概括，那么，在笔者看来，他认为阶级社会中人类的审美路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感性—理性—感性，二是理性—感性—理性。前者往往具有超越现行社会秩序的倾向，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要维护现行社会秩序。至于为什么审美路径选择与意识形态走向具有如此高度相关，伊格尔顿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

(一)以超越现行秩序为目的的审美路径往往会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由于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作为不同的审美主体，他们对一定社会秩序下感性生活的理解肯定有所区别。虽然每一个主体在其感性生活中都有压抑的情绪和解放的冲动，但是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处理这些情绪和冲动的方式上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处于弱势群体的阶级，如果经过理性的思考与认知，充分认识到他们自己之所以身处困境并非仅仅由于个人无能，当他们再次回到感性生活的时候，寻求解放的冲动往往要胜过压抑的情绪，这样势必会对现行秩序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当遇到合适的土壤，例如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对现行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伊格尔顿举了18世纪德国的例子。当时的德国，通讯落后，贸易匮乏，专制主义盛行，容克地主阶级粗暴地干预资产阶级发挥其历史作用。具有稳定职业、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群体。他们将自己对社会秩序的不满，以理性探究的方式，尽情释放在审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情绪。在这一群体的推动下，整个德国酝酿着各种各样改造社会的思潮，最终促成了德国疆域的统一，同时也促成了德国意识形态的统一。从这段历史不难看出，18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审美话语首先对封建社会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由于资产阶级具有解放自身束缚的内在动力，其审美自然就成了为容克地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正是成功地通过审美，将其意识形态植入审美过程，并进一步对社会行为模式给予影响，其最终结果导致服务于容克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随之土崩瓦解[3]。

(二)以维护现行秩序为目的的审美路径通常会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需要一个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从一般的社会实践中推导出来，如果两者相互敌对的话，他们总有一种企图，就是把这种调和的努力置于相当纯洁的领域(文化、审美、绝对的直觉、国家)”[4]129，提出一系列具有先验理念性质的范畴，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占据统治地位后的资产阶级，审美的起点在理性。但是，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社会秩序，他们在审美过程中，往往会从感性入手，引导民众更多地考虑感性生活。而这样的感性生活又不能不受制于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所以它再次回归到资产阶级的理性上来。这样便完成了一个理性—感性—理性的审美循环。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资产阶级审美有着逻辑严谨的内在循环，为什么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看到的是更多的民众从感性到感性的审美实践？笔者认为，资产阶级牢固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他们已经形成了高度稳定的意识形态。他们希望社会民众在感性到感性的生活中听凭直觉的指挥，而不再通过理性的思考反思或质疑当下社会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被统治阶级的审美如果从感性出发，过多停留在理性思考的阶段，很容易引发解放自我、改变现实的内在冲动，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危机。这并不代表资产阶级从根本上抛弃了维护现行秩序的审美路径，即理性——感性——理性。只不过资产阶级希望社会民众在审美过程中将理性剥离掉，仅剩下单纯的感性，如果说还需要理性的话，那就是对资产阶级理性的单纯信赖。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非常乐意看到社会民众将其审美停留在从感性到感性路径之上的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长期停留在感性——感性的审美路径上，其结果必然是理性的牺牲。对此，精明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对民众的“救赎”，这就是引导他们用宗教的虔诚取代理性的追问。正如伊格尔顿所分析的那样，牺牲理性的直接后果很有可能造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真空化。如果资产阶级既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建立起一致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从市场竞争中实现与无产阶级的团结，那么“它必须把这种一致建立在内部某种不证自明的事物的基础上。”[4]26这种不证自明的事物，在笔者看来，就是宗教，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出现。只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们的宗教生活正在发生着从传统宗教模式向现代宗教模式的悄然转变。传统宗教信仰逐渐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吸引力。商品拜物教等等现代神话越来越占据人们的精神空间。本来启蒙精神已经摧毁了传统神话，一些带有神性的观点和理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留下了一些带有真理性的概念，包括启蒙精神本身。不幸的是，启蒙精神最初以摧毁神话为目的，最后自己又沦为新的神话。因为当它们发展到现代社会，更加注重科学和技术，给人们带来了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幻觉，这就与传统神话如出一辙，成为麻醉大众新的手段。例如，人们过度迷恋数码产品或者银幕明星，很少再去思考现实的解放。人们尽情地从一个感性阶段进入到另一个感性阶段，从一种享乐方式进入到另一种享乐方式。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巧妙地营造一个个喧嚣的环境，把各种各样的激进观念从社会民众的意识当中逐渐清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基于它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不同态度以及它发展和维护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审美路径。在封建贵族统治时期，资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其审美从感性入手，经过理性的凝练，再诉诸感性需求，瓦解了封建意识形态。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融入审美过程，从理性出发，经由感性体验，最终以理性结束，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自己重蹈封建统治的覆辙，从根本上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

三、艺术领域中的审美自始至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统一

之所以我们把审美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聚焦于艺术领域，是因为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审美活动，艺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高的大众参与度，而要影响意识形态，必须首先被大众所喜闻乐见。事实上，任何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很多时候也是通过艺术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的审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既是审美的先锋，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生产所包含的共产主义因素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冲突

伊格尔顿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包括两种，一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另外一种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生产，这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讲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特征。照他看来，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因为人们参加劳动以生存为目的，在没有解决生存压力的时候，劳动是被异化的，所以人们很难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为艺术品的生产过程还没有完全被异化，所以人们只有在生产艺术品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提前体验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对于艺术品的创造，人们在其中享受到了劳动的乐趣。创造艺术品的过程是劳动主体自觉自愿所为，有些时候它是同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义务等没有太大的关联性。由于人们在艺术品的创造过程中充分享受了劳动本身，所以，它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具有一致性。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生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一于商品生产的总体法则

在伊格尔顿看来，在所有存在意识形态对立统一的审美领域当中，艺术领域的审美最具有代表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以商品的形式而存在。艺术品一方面要具有作为一种商品所应有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其应有的使用价值。一般看来，艺术品的创作似乎是自主的，但事实上它必须服从于商品生产的总体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深陷于商品之中。从某种角度看，艺术与商品具有同谋关系，使得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效果大打折扣。在伊格尔顿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以交换价值作为中介，现实被撕裂成为碎片。在这些碎片之上的，是被掏空的纯形式的法则。商品本身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感性内容和理性法则之间的一种中介。资产阶级一方面陷入了使用价值和感性的匮乏，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永恒不变的法则来使民众屈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法则如若汇聚，便形成现代神话；如若发散，便形成碎片化的世界。民众在这种法则的影响和感染之下，忘却了感性审美的先天不足。对于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我们可能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是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性出发，用科学社会主义引领社会大众，从精神上打破资产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法则；二是根据伊格尔顿为代表的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从感性出发，进行艺术审美，通过审美实践破除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替代。

笔者认为，只有艺术认识到自身与其所批判的对象之间存在纠缠，并努力超越这种纠缠时，它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虽然无法脱离产生它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但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内部矛盾。只有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众才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的时候，通过艺术先行解决部分的生存困境，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欺骗性有清醒的认识，保留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积极因子。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生产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伊格尔顿认为，艺术来源于生产，又高于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资本家通过它实现资本的增值。艺术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裹进了生产的流水线。与此同时，艺术品本身又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创造冲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品生产所具有的非功利性。笔者认为，艺术的非功利性是对肮脏的功利性的超越。生产艺术的劳动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劳动，一种是非强制性劳动。前者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人的自身再生产的需要，而后者是出于人的创造冲动。在成为商品以后，艺术所蕴含的审美就成为商品所蕴含的审美，艺术不再为特定的人群和观众服务，它自身不再具有独立的属性，完全被商品所吞噬。“如果马克思诙谐地提到商品的灵魂曾经存在过的话，那么它将是人们在灵魂领域内所遇到的最具移情作用的灵魂，因为它将不得不将每一个人视为购买者，另外它还想要在购买者手中安身立命。”[5]

从艺术欣赏角度看，艺术所体现的内容越严肃，作为商品的它潜在购买者就越少；它所体现的内容越通俗，潜在购买者就越多。法兰克福学派曾经为此批判过通俗艺术在创造性方面的匮乏以及审美上的不足，他们把通俗艺术称之为文化工业，认为通俗艺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批判力几近虚无。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讲，它应当是深刻而且令人愉悦的，这样才能更好地超越现实，实现艺术审美的现实批判功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作为一种商品，它又应当是娱乐性和通俗性的结合，这样才能很快地找到欣赏它的购买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正如阿多诺所言， “绝对不负责任使艺术蒙受羞辱，并将其变为娱乐；而艺术的正面，即绝对负责，则导致创造性的贫乏。”[6]

笔者理解，当艺术过于注重娱乐性的时候，就失去了艺术本身的深刻性；当艺术过于注重深刻性的时候，它在大众中所能起到的效果又会有所折减。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的审美理论有关艺术审美和意识形态批判也难免存在逻辑上的不自洽。他一方面希望艺术通过深刻的审美唤醒大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要更加贴近于大众。笔者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艺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前提。

四、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审美之争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遇到了挑战。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生存、马克思主义是否彻底被抛弃、马克思主义在东欧是否被彻底推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伊格尔顿坚持，文化如同政治和经济一样，在维护阶级统治中具有重要作用[7]。按照葛兰西的概念，要成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要在市民社会中占据主导权。为此，葛兰西提出了 “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观点。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化霸权”的理论，即“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道德的领导者’”[8]。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行了不懈探讨。伊格尔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审美入手，终结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探讨。可以说，他的审美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偏离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在他早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两本著作中，就开始试图通过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即对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以此论证审美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的可行性。

(一)阶级社会中的审美实践本质上就是阶级利益之争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都在想法设法争取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在体现各种意识形态的审美实践中必然存在领导权之争。现代阶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的研究架构具有内在的思想关联。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体系中，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灌输同审美实践有机结合，让社会民众在感性生活中完成审美体验，不知不觉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将统治阶级的权力法则转化为主体的内心欲求。通过审美过程，资产阶级将它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从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其统治转化为赞同其政治主张。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审美只不过是政治无意识的代名词”[4]37。

伊格尔顿认为，关于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二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性。他的审美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采用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对内施加影响，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对外施加影响，实现对无产阶级的讹诈和欺骗，使他们感到只有依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己才变得有意义。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中，资产阶级或者将无产阶级吸收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或者同无产阶级展开理论斗争。

(二)审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集中体现在审美标准话语权的争夺

伊格尔顿的审美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他本人毫不讳言，他的审美理论“在一个更普遍的水平上，反映了从‘理论’到‘政治’的转变。”[9]事实上，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审美内容都放在政治的实践之中。对于审美批评，他认为一切审美批评都是政治的。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审美等于意识形态”[4]32，也就是说，审美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具有同质性。对审美观的探讨，必然会涉及理性与感性、优美与崇高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中，谁掌握了对理性和崇高的评判权，谁就掌握了意识性态的领导权。伊格尔顿认为，资产阶级的理性法则高度抽象，如同商品一样，以统一的形式抹杀了审美主体需求的多样性，这恰恰表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贫乏。

崇高也是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使审美主体以崇高为中心统一各种审美标准，让意识形态的世界凌驾于主体之上。崇高是惩戒性的力量。在审美过程中，领略到崇高之后的主体，自身是分裂的。由于崇高不可企及，主体往往陷于失败和痛苦之中，同时也激发了主体的进取心。从这个角度看，崇高是一种反审美，它将想象推向极端，并否定想象，从而使得崇高自身以否定性的状态扮作超越理性的代表。伊格尔顿认为，资本主义商品运动是一种坏的崇高，是完全以金钱为标准的数量运动。这一运动与现实紧密联系，而且无限繁衍，在它发展到不能自我约束的时候，便会被自身无限的膨胀所吞没。在伊格尔顿看来，资产阶级将自身打扮成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它往往通过制造未来给民众以愿景，但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对过去的重复。它努力摆脱历史的梦魇，却不停地重新陷入梦境。伊格尔顿认为，人们只有通过梦想，才能从梦魇中唤醒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交换价值表现自身相比，共产主义则是通过使用价值的异质性来进行表达。

(三)无产阶级要在审美实践中夺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审美幻象

笔者以为，在审美过程中，我们是在把握客体，而不是去利用客体。事实上，我们自身也陶醉于把握客体的过程之中，如同假想世界是我们设计的一样，客体似乎也成了为我们领悟能力而设计的。事实上，在审美过程中，我们所领会到的审美愉悦很有可能并不是客体所固有的属性。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被神秘地设计出来，以适应我们的认识能力，让我们熟悉这个世界。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世界是真还是假，因为我们无法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是为我们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这便是一个假设。但正是在这种假设之下，我们意识到自身活动的目的性。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假设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意识形态最大的创伤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怀疑。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通过塑造民众的审美观来获得。 “审美是沉迷于纯粹欲望的野蛮粗俗的市民社会和秩序良好的政治国家的理想之间难以发觉的媒介。”[4]106它可以方便地嵌入各种商品之中，通过商品将审美灌输给受众，从而影响受众，进一步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有许多激进的文化探索比这种高度理论化的工作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4]11，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对伊格尔顿的审美理论有很深刻的评论，他认为伊格尔顿的审美是一种话语实践方式，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审美的批评，进而接近、深入到对意识形态的批评，最终目的是寻找属于无产阶级审美话语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

总而言之，通过对伊格尔顿审美理论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的审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审美观。无产阶级在审美的过程中，感性被不断异化，沉湎于资本的审美幻象。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交换价值的幻象，将无产阶级的注意力从关注自身在社会中被压迫的地位转移到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审美中去，从而确保自身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自由。我们相信伊格尔顿的预判，即当无产阶级所处的审美幻象与其自身本质力量解放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能形成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认识到解放自身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一定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努力，即通过审美来传播其价值观，控制意识形态，阻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通过审美对资产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途径和手段不断进行反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五、伊格尔顿审美与意识形态观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伊格尔顿关于审美的理论和其意识形态观，虽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我们今天的审美实践而言，也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尽管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然而我们并不能否认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在文化领域仍然客观存在。如果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界的思想引领，不能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把高远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的感性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很有可能被一些看似繁荣实乃乱象的文化风景所迷惑，很有可能为隐藏在文艺批评背后的反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最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建设大繁荣过程中放弃应有的主导权。具体而言，伊格尔顿审美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观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启示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度关注文艺动态和审美评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也要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普遍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而且也越来越便捷地享受着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移动通讯工具的用户数量爆炸式增长，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提供了巨大的商业空间。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给越来越多的思想交流创造了极为方便的发表和评论平台。伊格尔顿关于审美处处渗透意识形态、审美就是政治的真知灼见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及其评论背后都有着若隐若现的意识形态。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文化产品，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方向的，也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了高度一致，但同时不可否认，有些文化产品间接隐藏着落后的封建思想残余，更有一些文化评论直接宣泄着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在有些影视作品当中，没落王朝的帝王将相被美化成为盖世英豪、治国重臣，革命战争时期的领袖人物、民族英雄被演绎成为政治铁腕、情场高手。在有些文艺评论作品中，淡化理想、拒绝崇高、娱乐至死等舆论思潮仍以各种较为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欢迎符合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创作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文艺批评为主要领域的审美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假丑恶、弘扬真善美。

(二)要牢牢掌握经贸人文交流过程之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相对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和重大行动抉择。部分学者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纷争，更多着眼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忽视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意识形态之争不仅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建过程中从未停息，在国际国内频频举办的经贸活动、人文交流中，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或隐或现，都在抢夺最后总结陈词的话语权。当今世界，审美一词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感官享受，成为现代人参与社会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泛化为我们许多领域的社会行为，甚至变成了我们所有实践活动的代名词。不同的审美观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左右着经济发展的走向，而且在精神生产领域牵制着文化主体的评判。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经贸人文交流活动时，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和知识层面，必须看到先进的工艺和炫目的名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动机。在当前最引人注目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网络信息技术标准，确保政治安全的同时，始终占据网络舆情的主导权，避免被动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入。

(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要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争取社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因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一致的价值取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必须通过各种审美的途径将这些蕴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武装他们。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中所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0]这种理论的武装、这种自信的传导，必须要有合适的载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总是以高头讲章的面孔出现，极有可能越来越失去广大的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宣传同样要讲究技巧与方法，必须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的感性生活之中，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巧妙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网络生活十分普遍的今天，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借助网络平台增强其吸引力和渗透力，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应当成为我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研究、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1]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1.

[2]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引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0.

[4]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55.

[6] 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68.

[7] Terry Eagleton: The Eagleton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166.

[8] 葛兰西.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57.

[9] Terry Eagleton: Against the Grain， London， Verso, 1986: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16.

[责任编辑：黄旭东]

张志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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