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应
——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论《西方的没落》

丁海丽

(哈尔滨金融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应
——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论《西方的没落》

丁海丽

(哈尔滨金融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30)

[摘要]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问世之后迅即享誉世界，该书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引发轰动性效应。《西方的没落》传入俄国后立即在思想领域遭到不同的礼遇，一极以谢·弗兰克、尼·别尔嘉耶夫为代表，他们从宗教世界观出发，以惊人的速度消化吸收、展开批判性研究并汇编成文辑出版；另一极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他们从构建无产阶级文化角度出发，把斯宾格勒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一元而展开严厉地批判、清算。从共时性维度而言，20世纪20年代以弗兰克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们的集体性回应无疑成为世界领域内研究斯宾格勒思想的重要一维。

[关键词]俄国；文化危机；《西方的没落》

德国哲学家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下称《没落》)于1918年出版后立即名噪全球，并迅速从欧洲扩展开来。《没落》一书传入俄国后很快被翻译成俄文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最终以《斯宾格勒与欧洲的没落》(莫斯科，1922)为标题出版了汇集别尔嘉耶夫、布克什班、斯杰彭和弗兰克文章的文辑。[1]由于斯杰彭和布克什班侧重于对斯宾格勒思想的介绍，而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则是依托于自身哲学高度进行批判性研究和探析，因此，本文就以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的研究为核心点，探讨20世纪20年代俄国哲人对《没落》一书的理论回应。

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没落》一书的理论回应，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层面原因。首先，斯宾格勒所阐发的思想与丹尼列夫斯基于1868年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所阐发“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具有明显的历史相似性，而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对于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来说则是非常熟悉的。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思想自从问世以来，遭到索洛维约夫的强烈批判，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作为从索洛维约夫这棵大树上成长起来的枝杈，无疑也追随自己的导师，开始批判这种思想。其次，斯宾格勒所研究的精神文化及其危机的主题恰恰是那一时期俄国当下最迫切需要直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为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东、西方两股文化洪流在俄国碰撞、冲突，引发了人们深层的文化危机，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自觉地将俄罗斯文化置于东西方文化经纬线上进行比较和阐释，既力求探寻文化危机原因，同时寻找化解西方和俄罗斯文化危机的途径。最后，苏联刚刚建立，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作为优秀知识分子试图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绵薄之力，因此对在西方颇有影响力的斯宾格勒思想极为关注。

为更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斯宾格勒学说研究的理论价值，概括性地描述《没落》传入俄国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解平台。

一、《西方的没落》阐释的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是全世界人民目光的焦点，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赢得胜利并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历史步入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但是，此时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重重困境与危机。

从政治层面而言，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成为列宁所领导的政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苏维埃俄国建立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为了迅速摆脱战争、捍卫和巩固国家政权，必须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各方面建设上来，《布列斯特合约》使苏维埃俄国付出重大牺牲。随后，苏联还面临着外部协约国组织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各股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少数民族提出的摆脱苏联政权统治的独立运动，而且，外部武装干涉力量和国内反革命力量还相互勾结，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绞杀在摇篮里。

从经济层面而言，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一系列危机，苏维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许挽救了内战中的苏维埃政权，但同时也极大地摧毁了国民经济。私人企业和贸易纷纷受到严格限制，而国家又无能力提供足够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国内经济因而进入停滞状态”。[2]再加上1920-1921年连续两年的饥荒更是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经济游走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层面的复杂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陷于崩溃状况的经济和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政治危机相互呼应，同时折射在文化层面上。虽然苏维埃俄国已经建立，但它还来不及培养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基本上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而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3]列宁深知文化在国家和民族各项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实现文化革命”，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旨在对社会的精神生活和人们的社会意识进行变革的战略任务。这样，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就要在多条思想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从正面采用多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对各种资产阶级文化及其相应的腐朽没落的东西进行整理、清算。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和“精神上的劣质酒”(列宁)必须纳入到政权监控之下，并且对僧侣进行积极的思想改造。此外，“文化革命”既然是文化领域的革命，那就必然要触动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即知识分子。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只有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旧俄国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虽然与资产阶级有着血缘联系，但旧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的载体和创造者，在新的、工农出身的、“劳动的”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之前，可以暂时使用他们，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之加以改造。[4]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苏维埃文化仍旧延续了白银时代多元化文化格局，文化既有发展，又不断碰撞、冲突和纷争。

正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没落》一书在苏维埃俄国享受到完全不同的礼遇。一方面，列宁、高尔基等人以构建无产阶级文化为宗旨，对其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展开严厉批判、抨击。列宁断定斯宾格勒是在为走向没落的西方世界和文化哀嚎，因为“惯于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中像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不管斯本格勒之流和所有推崇他(即或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怎样为此痛苦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5]另一方面，即“拜神的路标派”[6]代表们则从自身世界观出发对斯宾格勒思想既赞美，又批判。

二、赞美与批判

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自身哲学素养使他们能够迅即扑捉住斯宾格勒思想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对斯宾格勒的评价不是抓住某些历史与文化细节不放，而是直面其总体的方法论与精神逻辑。为此他们承认，剥去《没落》一书中的烦琐论证和华美语言外壳之后，可以发现其西方文化没落论中所蕴含的思想闪光点。弗兰克将《没落》一书视为“自尼采时代起直至当下论述欧洲文化的一部最优秀、最伟大的著作”，别尔嘉耶夫更将其称为“一部卓越的著作”。他们认为，《没落》一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

首先，弗兰克指出，斯宾格勒试图用文化哲学或者历史哲学范式取替抽象的理性主义哲学或本体论，这反映并代表一种新型形而上学的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明朗且受到其历史相对主义倾向的压制。他还认为，在文化哲学或者历史哲学范式的发展轨道上，斯宾格勒就其思想谱系而言无疑与尼采、贝尔松等吻合。而别尔嘉耶夫认为，虽然在斯宾格勒的视野中，纯理论哲学对他是完全异己的，他也极其鄙视那类哲学，但其思想复杂，仍很难将其纳入任何一个流派。

其次，别尔嘉耶夫与弗兰克都认为，就哲学方法论而言，斯宾格勒无疑是一位直觉主义者。别尔嘉耶夫认为，斯宾格勒拒绝思考抽象概念，就其直觉主义而言，他无疑与歌德同源。但是，弗兰克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斯宾格勒的直观还只是一种意向，在其历史哲学或者文化哲学范式中并未彻底贯穿下去。

最后，弗兰克认为，斯宾格勒的文化类型理论有力抨击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在富有理性乐观主义精神的西方文化进化理念中，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并将最终引领人类达到当代欧洲文明。斯宾格勒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发展过程，西方文化也逃脱不了最终走向没落和死亡的命运。别尔嘉耶夫也高度赞扬斯宾格勒能够在西方理性文化框架之下对进步思想拒斥的理论价值。不仅如此，弗兰克还高度赞扬了斯宾格勒对那种所谓的“托勒密体系”，即全部人类历史可以压缩成“古代历史”“中世纪”和“启蒙时代”思想的有效打击。正是鉴于此，弗兰克称其实现了文化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弗兰克与别尔嘉耶夫虽然高度评价《没落》一书中的某些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斯宾格勒的忠实信徒，而是缜密地盘点和清算其理论中所蕴含的“几宗罪”。

第一，他们认为，斯宾格勒对基督教等宗教在文化中作用的定位和阐释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弗兰克曾愤慨地说到，斯宾格勒确实具有敏锐的直觉，但他的直觉是哲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美学的直觉，缺少宗教直觉。因此，他对基督教在文化中作用的认识不够，犹太神教的历史文化作用他也只字未提。别尔嘉耶夫也就此批判说，斯宾格勒具有非宗教的气质，他不仅自己没有宗教信仰，而且也无法理解人类的宗教生命，更无法参透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命运之中的作用。

第二，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史观由于过分强调文明的相对性和独立性而否定和拒斥了统一性和全人类性。弗兰克指出，斯宾格勒最主要的哲学世界观可以肯定地称之为历史相对主义，在其视野中不存在任何全人类的东西，不只是宗教、艺术、道德等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也不存在普遍的真理，它们所具有的只是相对性与独特性，但全人类性和普适性价值的存在就是历史相对主义最好的批判。另外，弗兰克还从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的辩证联系角度批判斯宾格勒思想的局限性与弊病所在，任何相对的东西都是与绝对的东西相对的，斯宾格勒的问题在于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

第三，弗兰克指出斯宾格勒在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矛盾，即他的文化与广义上的西方文化概念不吻合。在弗兰克看来，广义上的西方文化通常指的是起源于罗马文化和中世纪的西欧文化，狭义上来说是指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因而，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文化危机与死亡实质上指狭义上的西方文化。在弗兰克看来，西方文化的衰落与死亡并不是全部西方文化都走向危机，摆脱危机的主要根源应该是扛起但丁和库萨·尼古拉所高举的大旗，复兴和弘扬基督教文化。

第四，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同时指出，文化危机思想并非斯宾格勒首创。别尔嘉耶夫指出，斯宾格勒思想出人意料地与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惊人相近，[7-8]而且他自己在《历史的意义》中已经论述过该主题。不但如此，即使在西方，斯宾格勒也远非是文化危机意识的第一人，尼采的出现就与尖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这一不详的题目有关。[9]但他同时指出，斯宾格勒的书之所以获得非凡的成功，是因为他如此尖锐地把人的命运问题提到了文明人类的意识面前。[9]弗兰克则在《偶像的毁灭》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到，现在为斯宾格勒所重复的关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精神创造与生活外在条件的积累之间的区别的思想，早就为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所指出了，尽管这些思想在理论表达上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

三、分析与评价

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在文辑中对斯宾格勒思想的理论回应，马上遭到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哲学家们的激烈批判。针对他们对《没落》一书表现出的“特殊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思想苗头，即在从前的路标派分子的观点中有一点“新东西”，即试图把斯宾格勒的文化学思想与稍加现代化了的斯拉夫主义观点结合起来，[10]为此，苏联哲学家们也纷纷撰文对文辑中的观点展开思想围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最初几期上发表过对《斯宾格勒与欧洲没落》文辑的评论，批判俄国“斯宾格勒分子”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看法，批判了他们试图证明可以以所谓“俄国救世论”为依据来“克服”社会主义的企图；[10]此外，《红色处女地》杂志也发表了批判该文辑的文章，认为弗兰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对“斯宾格勒一书的评价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10]列宁则直接将他们斥为“斯宾格勒的徒子徒孙们”。[5]

弗兰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对西方文化危机的探究与解决方案不但没有被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所接受，而且其肉体也遭到彻底清算，他们于1922年被迫离开祖国，直至最终客死异国他乡。至此，20世纪20年代俄国学者对斯宾格勒思想的理论回应暂告一段落。

然而，思想的价值可以穿越时空，在历史的今天，我们必须抛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没落》一书思想研究的理论价值能够理性地判断和认识。如果从共时性维度看，在20世纪20年代《没落》一书引发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思想家的关注与评价。就西方学者而言，斯宾格勒思想将精神上的欧洲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11]持否定观点的一方将《没落》斥之为“历史的占卜术”和“恶的预言书”，甚至偏执地将其视为纳粹德国政治神话的“哲学先声”，[12]弗罗贝尼乌斯和爱德华·迈耶尔等则持肯定和赞誉观点。就中国而言，《没落》一书传到中国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并有学者展开研究：[13-15]较有影响的是宗白华，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没落》是历史的生态学，博大精深，征引繁复，“马克思从技术生产关系的发展，解剖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的崩坏，斯宾格勒却是从文化心灵的诊断预述它的悲壮的命运。又说，斯宾格勒的思想又太被黑夜的悲观所笼罩了，他的一双夜枭的巨眼，只看见这大城市衰败的末运”。[14]

由于《没落》一书传入各国的社会背景不同，解读主体的哲学素养悬殊、世界观和选取视角的差异，因而结论各异。对比中、西和俄国学者们对斯宾格勒思想的认识与评价，笔者无意于比较出孰优孰劣，而是试图以此为参照，探寻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斯宾格勒思想诠释和研判的民族特色，这也是斯宾格勒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阐释的俄国一维，彰显出较强的学理意义和当代价值。

从学理维度看，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斯宾格勒思想的回应极具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首先表现为两位研究者的宗教世界观，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对俄罗斯精神特性的定位上，弗兰克认为，俄国世界观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而且这种宗教性一方面通过拜占庭教会吸收了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成分，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多神教的自然崇拜遗产，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罗斯精神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对文化没落或文化危机根源的探寻与解决方式上。弗兰克不但赞同斯宾格勒西方文化危机思想，而且指出文化危机根源于两个上帝，即哲学中的上帝(各种哲学思想中所供奉的客观规律、绝对精神、终极实在、普遍的必然性，以及启蒙运动中所蕴含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等)和神学中上帝的死亡，化解文化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基督教的怀抱。因此，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接受斯宾格勒对基督教等宗教在文化中作用的定位及其对文化的宗教价值的看法。此外，弗兰克还进一步指明，文化危机的实质是人的信仰危机，即人道主义危机，[16]人丧失了存在的根据与生活意义。他撰文抨击虚无主义，追问人的生活意义，倡导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这彰显出俄罗斯思想中浓厚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情怀。但是，过分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精神基础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人的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作用，无法成为化解文化危机的灵丹妙药，更无法避免乌托邦色彩，但这也恰恰体现出俄国哲学中的理想性特征。通过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没落》一书的理论回应，有助于了解白银时代俄国宗教哲学的理论特征和理论诉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俄国哲学的一般特征，有助于理解后苏联时期俄国宗教哲学复兴的深层历史文化缘由。

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对《没落》一书的回应也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首先，他们的理论探索为解决当下俄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提供借鉴。实际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被强行拖上了西方现代化的轨道。由于俄国自身现实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俄国现代化之路发展缓慢，这诱发了俄国知识分子们对未来俄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而这一问题从19世纪30、40年代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战开始绵延至当下。斯拉夫派否认斯拉夫文明劣于西方文明，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追随西方发展道路，西方派则认为西方文化高于俄罗斯文化，俄国应该走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后来，索洛维约夫提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既不能是纯粹自己的道路，也不是简单地模仿或复制西方发展道路。及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给俄国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现，西方文化自身的弊病日益暴露出来。俄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道路成为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问题。俄国历史就在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质疑声中前行，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被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发展道路问题，然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外等各种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促使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面临着俄罗斯向何处的历史难题。当下的俄罗斯学者们不得不返回历史传统中寻找破解问题的理论途径，以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及其危机批判性分析成为他们首选，因为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理论。时至今日，发轫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因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凸显而陷入新的危机，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也就在21世纪俄罗斯再次流行。其次，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借助于复兴宗教来摆脱文化危机方式也为俄罗斯摆脱文化危机提供一种范式。苏联的解体，一方面直接导致原有官方意识形态坍塌，民众丧失原有的精神信仰而陷入精神真空状态；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欧亚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潮粉墨登场，而这些新的思潮又无法填补这种精神空白，俄罗斯出现严重的文化危机。叶利钦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实行全盘西化策略，然而，全盘西化策略不但没有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状态，而且加深了文化危机。普京通过复兴东正教来缓解文化危机，另一方面通过提出“新俄罗斯思想”来填补民众的精神空白。虽然俄罗斯学术界对“新俄罗斯思想”内涵尚无统一定论，但其中必须包含两点精神要素：[16-17]其一，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特别要有自觉批判现实、启蒙大众的功能；其二，可以借鉴和利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的有效资源，但不能完全等同。由此可见，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代表，他们那一时期文化危机这一时代主题的研判与破解，为普京摆脱文化危机提供直接理论资源。

四、历史的回声

俄国学者对斯宾格勒的研究，并没有随着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乘坐“哲学船”离开祖国而终结，大致与弗兰克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斯宾格勒与欧洲的没落》文辑出版同时，赫克在其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从宗教概念的界定角度对斯宾格勒思想也有简要涉及。[18]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B.M.梅茹耶夫指出，20世纪20年代无疑构成了一个斯宾格勒思想研究的高潮。[19]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官方哲学地位的确立，苏联哲学家仍然坚持将斯宾格勒作为现代非理性主义资产阶级哲学代表展开批判，[20]揭露其思想中固有的缺陷，即其文化精神概念的模糊性。直到80年代末期，一方面由于思想禁锢的缓和与解除，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面对这一“历史的呼唤”，苏联学者逐渐开始对斯宾格勒思想重新研究。如，Ф.凯列在《文化与文明》中从文明与文化区别观点对斯宾格勒进行简单评价，从区域文化角度对其思想诠释与评价。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使俄国社会陷入剧烈转型时期，历史定位问题再次跃升为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涉及到俄罗斯文化寻根、文明独特性和比较问题，因此，文化哲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21]在俄国社会现实诉求和时代主题的双重呼唤下，俄国学者再次提升斯宾格勒思想研究热情，标志就是《西方的没落》的重译和再版[22]以及丹尼列夫斯基文明形态史观理论研究热潮的出现。①科瓦廖夫对“文明类型论”问题作了较深入研究后提出，把马克思的形态理论与文明类型理论结合起来；梅茹耶夫在其《文化思想：文化哲学导论》一书中对斯宾格勒做如下评价，“如果想了解20世纪初期欧洲人的思想倾向和处世态度的话，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为此，他独辟一章，从西方文明对立的文化视角阐释和研究斯宾格勒思想；另外，古列维奇在《文化哲学》(2000)中从文化—历史类型角度探讨斯宾格勒观点；卡冈在《文化哲学：形成与发展》(2006)中论述了斯宾格勒生命哲学中的文化悲剧观点等。

注释：

①在俄罗斯哲学第十三次会议上，与会的五位俄罗斯学者提交的论文都是研究丹尼列夫斯基文明形态史观思想的。

[参考文献]

[1]〔苏〕B.E.叶夫格拉莫夫.贾泽林，刘仲亨，李昭时.苏联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杨烨，卿文辉，王毅.俄罗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张志远.丹尼列夫斯基与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论之比较[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8]孙芳.斯宾格勒与他的俄国先驱[J].国外理论动态，2010，(2).

[9]〔俄〕别尔嘉耶夫.张雅平.历史的意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10]〔苏〕B.E.叶夫格拉莫夫.苏联哲学史[M].

[11]Межуев B.M.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Прогресс-тратиция，Москва，2006 г.C.

[12]斯宾格勒.吴琼.西方的没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6.

[13]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4]李孝迁.“思想界怪杰”再论斯宾格勒在民国的影响[J].学术研究，2012，(4).

[15]胡继华.中国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哲学——论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对斯宾格勒的接受与转换[J].史学理论研究，2002，(3).

[16]Франк С.Л. Свет во тьме. Опыт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этик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циум，2011 г. С.

[17]陈树林.俄罗斯的选择与俄罗斯哲学使命——世纪之交俄罗斯哲学发展趋势[J].社会科学辑刊，2006，(1).

[18]〔俄〕赫克.高骅，等.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9]Межуев B.M.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 C.238.

[20]〔苏〕B.E.叶夫格拉莫夫.苏联哲学史[M].

[21]陈树林.俄国文化哲学研究概况[J].哲学动态，2010，(9).

[22]Межуев B.M.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 C.239.

责任编辑：谷晓红

Chrono-Cross Historical Response——Russian Silver Age Philosophers’ Review on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DING Hai-li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Spengler’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has been a sensation worldwide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it was introduced to Russia，the response was quite different. Scholars，represented by Franck and Nicolas Berdyaev，published a series of reviews from a religion perspective while，on the other hand，Marxists from proletariat view，represented by Lenin，criticized Spengler’s ideas as capitalism bourgeoisie. Synchronically，the responses from relig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1920s，for example Franck，make a significance dimension for this study.

Key words:Russia；cultural crisis；“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收稿日期]2015-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ZX003。

[作者简介]丁海丽(1973-)，女，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01—06

[中图分类号]B5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01